華燈初上，皇后酒店宴會廳裡燈火輝煌，衣冠楚楚的高官和珠光寶氣的夫人們，或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聊天，或聽着輕音樂品嚐美食。
總統一走，陳麗春就拉着新娘去認識她的“婦女兵團”成員。
新郎同樣是今晚主角，柯林斯大使、msu的費舍教授、日本駐越南大使、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紛紛上去祝賀。
一個軍官遲疑了好一會兒，一直等到楊文明等同僚挨個打完招呼，才端着酒杯上前道：“民先生，恭喜。”
杜高智，二十七歲，空降旅旅長，真正的少壯派軍官。
李爲民印象深刻，放下杯子打趣道：“智中校能來參加婚禮，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謝謝，非常感謝。”
去年阮文馨嚷嚷着要政變時，三個總參謀部軍官衝進總理府撒野，國防部長黎玉振忍無可忍，命令總理衛隊把三個軍官扣押了。杜高智知道這個消息後給總理府打電話，給吳廷琰下最後通牒，要求立即放人，否則親自率部攻打諾羅敦宮。
電話是李爲民接的，一想到這件事杜高智就很尷尬：“民先生，對不起，我……我……”
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只是一點小誤會，根本沒什麼深仇大恨。
李爲民回頭看了看妻子，若無其事地笑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你當時在執行命令，沒必要說對不起。連總統先生都沒放在心上，我能放在心上？並且我和你一樣是馨將軍的朋友，只是當時立場不同。”
杜高智脾氣直，講義氣，在中人緣不錯，見李爲民如此通情達理，禁不住笑問道：“民先生現在跟馨將軍有沒有聯繫？”
“既然是朋友，哪能沒聯繫。”
李爲民帶着他一起走到窗戶邊，看着卡蒂納街的夜景。意味深長地說：“因爲衆所周知的原因，他不能回西貢參加我和莉君的婚禮，於是發來一封賀電，並託人捎了一份禮物。這讓我很內疚。畢竟作爲朋友，當時我應該支持他，而不是站在他的對立面。”
“其實馨將軍是非常好相處的一個人。”
“這一點我深有同感。”
裡能打仗的軍官不多，他無疑是其中之一，有阮文馨這個共同話題。正聊得火熱，剛上任的總參謀長陳善謙帶着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人走了過來。
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不應該談工作，更不應該談那些讓人家不高興的事，陳善謙打心眼裡不願意把身邊這位介紹給李爲民。
吳廷琰和“皇帝”一樣輕易不會見人，他跟吳廷琰恰恰相反，一有時間要麼去各工業村見承包商、投資建廠的老闆甚至普通工人，要麼率團出國招商、考察或推銷工業村內產品，要麼去難民營或貧困鄉村慰問窮人。
可以說想見他一面，比見吳廷琰總統還難。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陳善謙實在沒辦法，一臉不好意思地說：“民先生，這位是西貢建設公司總經理阮貴先生，一直想拜訪您，一直沒機會。”
安保措施如此嚴密，賓客名單上沒他，能找到這兒堪稱神通廣大。李爲民裝出副熱情無比地樣子招呼道：“原來是貴先生，幸會幸會。”
阮貴矮矮胖胖，一身西服穿在他身上，看上去要多彆扭有多彆扭。他從皮包裡掏出一個精美的禮盒。一臉諂笑着說：“民先生新婚大喜，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
“這事怪我，忘了給貴先生髮請柬。只收祝福不收禮，貴先生真不用這麼客氣。”
“結婚這麼大喜事，怎麼能兩手空空來，民先生，您給個面子。”生怕主人看不上，阮貴急忙把公文包夾到腋下。笨拙的打開禮盒，原來是一尊金佛。
“太貴重了，更不能收。”
李爲民搖搖頭，阮貴急了，用近乎哀求地語氣說：“民先生，我就一個兒子，我一直支持政府支持總統，我信奉天主教，我買過60萬工投債券，我甚至墊資承建頭頓工業村生活區6號和10號樓，求您看在謙參謀長的份上高擡貴手放他一馬。”
今天的不速之客不光他一個，只是剛纔吳廷琰在誰也不敢開口。
李爲民側身看了看那些朝這邊張望的陌生人，放下酒杯問：“貴先生，您兒子叫什麼？”
“阮茂。”
“國先生，劉總，請過來一下。”
躲是躲不過去的，陳世國暗歎了一口氣，同劉家昌快步走了過來。
李爲民不想跟那些人糾纏不休，乾脆大聲問：“國先生，懲治貪腐是您負責的，您知道貴先生的公子阮茂的事嗎？”
“知道一些。”
陳世國清了清嗓子，面無表情地說：“阮茂在頭頓工業村生活區施工過程中，見工業村內需要大量砂石料，在既無採石場又無運輸工具的情況下，夥同駐紮在工業村附近的兩個軍官欺行霸市，打傷乃至搶劫多名供應商，哄擡物價，壟斷供應，影響惡劣。”
“打傷了人？”
“確切地說應該是槍擊多人，幸虧搶救及時，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是不是把人家的砂石料攔下來，要求低價賣給他，然後再高價賣給工投公司或在工業村內投資建廠的投資商？”
“所以說影響惡劣。”
“他人呢？”
西貢達官顯貴幾乎全在這兒，劉家昌不能讓陳世國承擔所有壓力，接過話茬道：“阮茂已被頭頓工業村警察局羈押，同案犯也已落網，檢察官辦公室正在深入調查，估計過幾天就會移交給巡回法庭審理。”
李爲民轉過身來，緊盯着阮貴雙眼道：“貴先生，您兒子到底做過什麼，我想您應該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法律神聖不可侵犯，至少在工業村內是這樣。”
陳世國同樣不想跟那些說情的人磨嘴皮，冷冷地補充道：“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更不會放過一個壞人。”
“民先生，國先生，這麼說一點不能通融？”
“我們尊重法律。尊重法官。”
你不仁別怪我不義，阮貴把公文包往邊上一扔，聲色俱厲地說：“不教而誅，這不公平！況且這是越南。不是中國！”
李爲民摸了摸鼻子，慢條斯理地說：“關於故意殺人、欺行霸市的法律，全民公投之後有，之前一樣有。另外工投公司成立之初，就不止一次以文件或通知的形式。提醒告誡過投資商、承包商、供應商和工業村內的普通工人要遵紀守法，不教而誅真談不上。至於這裡是越南，不是中國，還請貴先生說清楚一點。”
“工投公司股東全是中國人，工業村內生意全是中國人做，這還不夠嗎？”
膽子不小，肯定有人在背後給他撐腰。
李爲民笑了笑，循循善誘地說：“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各位朋友，既然貴先生提到這個問題，我認爲有必要借這個機會澄清一下。首先，越南工業村投資開發公司股東並非中國人，而是越南共和國公民，換言之，全是越南華人。
正如許多朋友所知道的，政府給工投公司劃撥了許多土地卻沒佔股份，表面上看似乎像國家資產流失，全便宜了我這樣的越南華人股東。事實上並非如此。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要從工投公司成立時的背景說起。
當時琰先生剛回國出任總理，日內瓦談判正在繼續，法軍在北部與越盟仍在交火。前總參謀長阮文馨將軍對新政府不滿意，軍閥問題、難民問題全沒有解決。政局動盪，風雨飄搖，看不到哪怕一點希望。”
陳世國深有感觸，忍不住補充道：“當時國庫空虛，政令不出總理府。北方的人想往南方逃，南方的人想往國外逃，誰會投資實業？爲發展國家工業，爲幫政府減輕難民安置壓力，民先生破釜沉舟、傾家蕩產發起工投公司。
要搞如此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光靠他一個人的財力是遠遠不夠的，只能想方設法動員堤岸華人入股，籌集到一千多萬美元啓動資金。能夠想象到包括民先生在內的所有股東，當時冒着多大風險，承擔着多大壓力？”
這纔過去一年多，不是什麼想不起來的歷史。
看着衆人若有所思的樣子，李爲民接着道：“這並不意味着華人承擔了風險就能分享到國家資產，對經濟和工業稍微懂一點的朋友都清楚，工投公司所投資的項目短時間內無法盈利，如果把規劃中的幾個工業村算上，包括我個人在內的所有股東，二十年內別指望分紅。換句話說，我們是把錢借給了政府，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收回。
另外工投公司只有董事會，不設立股東大會，重大決策全由董事會作出，董事會成員中僅有三位股東代表，只佔少數，並且他們很少參加董事會，幾乎從未參與過公司決策。至於工業村的生意全歸中國人，國先生更有發言權。”
陳世國輕嘆一口氣，耐心地介紹道：“諸位，工投公司不設股東大會，不設監事會，但專門設有一個公平機會委員會，我兼任該委員會主席。坦率地，全公司最不公平的就是公平機會委員會。
因爲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爲越族人（京族是統一之後才命名的），尤其越族商人創造賺錢機會。去過工業村的朋友應該能注意到，承攬基建工程的大多爲本地建築公司，只有一些對技術要求比較高的，纔會由外國總承包僱傭的公司去做。
我可以明確告訴大家，在工業村內從事建築業的華商僅佔1.13%。他們要麼投資實業，要麼從事生活日用品零售批發，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從事砂石料等建材供應。值得一提的是，迄今爲止，華人投資商已爲本地人提供至少16萬個工作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