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講述有理有據讓何克全、張聞天也不得不佩服那個讓他們想起來就不舒服的年輕人的確是個戰爭奇才，具有點石成金的神奇能力，一盤散沙、奄奄一息的抗聯起死回生，擴大到五萬餘人，內部意見不統一、黨政分歧巨大的新四軍煥發出革命軍隊的戰鬥精神。
董必武、李濤負責的九戰區民力動員部把我黨大批幹部、戰地服務團隊員安排在國統區中心的湖南、湖北、江西各縣開展後方整頓工作，編練保安團、組建縣鄉政權。
連遙遠的廣東、福建也恢復了黨的組織，劉少奇、陶鑄、廖承志等人組成華南局領導當地對敵鬥爭，以第七戰區主力部隊爲骨幹建立起受我黨領導的多支民衆自衛隊。
佩服是佩服、擔心還是擔心，正準備提出不同意見卻聽朱德繼續說道：“我對第七戰區部隊的變化驚奇之餘研究了陳海松的帶兵之道，發現他們新兵訓練都集中在後方安全區域，要求很嚴格。通過作戰部隊的出擊繳獲大量重兵器配發新部隊，在物質上保證作戰勝利。
在交戰對象的選擇上儘量不和敵重兵集團進行陣地戰、消耗戰，總是通過包圍敵人物資基地圍點打援、在運動中伏擊劣勢疲敝的孤立之敵，每戰必勝，積累勝利的信心。
其次就是幹部任用不看資歷只重能力，像粟裕、彭雪楓、張愛萍這些年輕同志都走上了軍級領導崗位。經常組織戰法研討、互相學習。不適應新式整軍訓練、作戰指揮簡單莽撞的師、團級幹部有三分之一被送回抗大分校學習、有些直接轉到地方部隊。
在第七戰區作戰計劃由參謀部統一制定。各部協同作戰統一行動，在一定區域裡形成絕對優勢兵力和優勢火力，讓交戰區域內的敵人顧此失彼、首尾難顧，被我軍輕鬆擊破，繳獲彈藥糧草裝具被服藥品爲我所用，是典型的以戰養戰、以勝促勝。
呆在這樣的部隊裡不愁吃不愁穿、沒有戰敗的危險、倍受當地羣衆的擁護和喜愛，民族榮譽感、軍人自豪感得到充分滿足，進一步促進了部隊的訓練熱情和戰鬥激情，形成良性循環，造就了軍隊的凝聚力和頑強作風。
因此我感覺部隊堅強與否在於指揮員的態度、部隊戰鬥力的強弱在於指揮員的水平。陳海松自張掖扭轉乾坤走進我們的視野，越來越成爲我黨我軍不可缺少的可以獨當一面、創造奇蹟的黨政全才，他走到哪裡哪裡的事業就飛速發展，平型關、晉綏、平津、東北、華中、華南可謂是打開了一個又一個革命新局面。”
張聞天默默點了下頭承認這些事實。建議說：“海松同志是一個有能力的軍事幹部、拓展根據地、大量殲滅鬼子是他的長項，但在部隊管理、根據地政策制定、跟國民黨當局交往中奉行機會主義路線，政策中缺乏原則性，給人以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不良印象。
我個人覺得有必要給他配一個精通革命理論、堅持原則的政委，糾正他的偏差。”
毛澤東哈哈笑着說：“洛甫同志沒跟他接觸過，不知道他是怎樣一個文武全才。我敢說包括蘇聯回來的同志沒有一個比他更精通革命理論，沒有人比他更有原則。只是他的理論、他的原則和大家熟知的蘇聯的革命理論、原則有很多不同之處，大家從感情上還無法接受。
不過這正是他善於思考、勇於實踐、勤於總結的可貴之處，我們總說我們要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怎麼奮鬥？是抱着共產主義的本本照本宣科、指手畫腳。還是沉下心來，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規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制定出有利於革命事業發展的各種政策？
我們看不慣他的很多政策，可這些政策在現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常說如果我們革命是爲事業的發展就得不斷調整政策、不斷更新革命的理論，如果僅僅爲了滿足共產國際的需要、爲了讓蘇聯黨和政府滿意，那就死抱着那些理論墨守陳規，事業也難以發展。
我想中國共產黨追求的應該是中國革命的發展，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從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參照蘇聯的經驗帶領中國人民發展工業、發展經濟、發展軍事、發展教育、發展民主，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打敗侵略者。建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這就需要我們黨的高級幹部逐步轉變觀念，圍繞着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來思考現實問題，調整政策適應形勢的發展。洛甫、克全同志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理論需要創新需要發展，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需要理論的指導。更需要總結歸納羣衆的創造，使之理論化、規範化。
八月份我去了東北、綏遠、河西。考察了那裡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和根據地建設，很受鼓舞和啓發，黨的事業是千千萬萬革命者、勞動者託舉起來的偉大事業，離不開人民的創造，羣衆中蘊藏着無窮的力量和智慧。總結第一線的創造，拉近黨和羣衆的聯繫，用切合實際、具體有針對性的政策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纔是我們應該採取的正確做法。
閉門造車難免脫離實際，政策的偏差來自於對現實的誤判，如果站在不同立場上帶着成見、戴着有色眼鏡看待今天共產黨悄然興起的變化無疑會不滿、憤怒，換一個角度、換一個立場則有另一種感受。我們肩負着引領中國人民走向勝利的歷史重任，必須站穩立場。
離開中國、中國人民、中國革命這個根本立場，我們充其量也就是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的僱傭人員、在一片陌生的土地揹着警察向一羣陌生的顧客推銷大家並不瞭解、對他們的生活不會有大的改變甚至會造成損害的蘇聯革命，這樣的工作有意義嗎？”
張聞天連忙反對：“潤之的比喻太誇張了，蘇聯革命的經驗並不像你說的那樣不堪。我們並不反對適當做出調整，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原則、基本方法不容篡改，否則還叫什麼共產黨！陳海松的許多做法是好的，可其中摻雜了太多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傾向。
比如第七戰區裡的新四軍政委項英同志堅決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全心全意維護統一戰線，積極配合國軍部隊作戰，同葉挺、高敬亭等軍閥意識濃厚的流寇主義、陳毅、傅秋濤等分裂主義、冒險主義傾向作堅決鬥爭，保持了新四軍的無產階級性質。
陳海松去了以後，把黨外的葉挺吸收進軍政委員會，參與所有軍事決策並擁有最後決定權，把黨委書記對軍事工作的領導取消，僅僅負責抗日宣傳、黨員教育、民衆組織、根據地建設等日常事務，同時大批留蘇幹部從重要軍事崗位上退出從事地方工作。
放着大批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的幹部不用，從遙遠的晉察冀、晉綏、冀熱遼調集了數千戰鬥骨幹過去擔任各級領導。爲了第七戰區的一場戰役調集了東北、華北的特種部隊、空軍師全體出動，即便那些部隊是他一手建立起來的也不應成了他的私人武裝吧！
更讓人不解的是一個地方軍事指揮員擅自改變全軍作戰部署、不請示中央批准就擅自調集兵力進入東北，強行接受共產國際下屬的抗聯部隊，擅自率部進入皖南，打破統一戰線規定的新四軍在江淮地區活動的規定，擅自帶兵進入廣東、海南，將來少不得要鬧出糾紛。
我不是說進入以上地區不對，我在乎的是他至中央於不顧，自行其是的凌駕在黨之上的軍閥作風和個人英雄主義的傾向。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我覺得他對留蘇幹部存在嚴重的歧視！自我膨脹帶有嚴重的軍閥習氣和山頭主義傾向，是非常危險的。”
毛澤東無奈地搖了搖頭，其實他對這一點也是有看法的，年輕人好衝動，在職責範圍內不注意搞好各山頭的平衡，一切圍繞着戰爭的勝利進行人員調整，造成很多不滿，引起部分領導的誤會，不過那是他職權範圍內的正常工作，事實證明效果也是好的。
他看了看朱老總，涉及到軍隊的內部事務，老總比較瞭解情況說話也更有分量。朱德得到暗示想了下說：“剛纔我就說了陳海松是個重能力輕資歷、重實際效果輕誇誇其談、重頭腦靈活創造性開展工作輕照本宣科思想僵化，前線的將領追求勝利這樣做無可厚非。
項英和葉挺的矛盾說起來就是過於強調軍隊無產階級性質造成的，主要責任在項英。葉挺是我們請回來的得到國民政府認可的指揮員，即便曾經被共產國際開除黨籍、參加了第三黨活動，可他仍然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愛國將領，前期的新四軍組建、部隊集結換裝、彈藥糧餉、開赴防區工作就在他的指揮協調下進行的很不錯。
爲什麼出現矛盾？堂堂一箇中將軍長黨委會不讓參加、黨內文件、電報不讓閱讀，提出的作戰方案自己不能參與討論，被否決也不知道原因。整天提醒人家注意不要過多宴請、不要行軍騎馬、不要帶照相機、不要打遮陽傘、不要衣冠楚楚，應該穿粗布軍裝。
無產階級軍隊靠這些艱苦奮鬥的細節就能增強戰鬥力提高凝聚力取得勝利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