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海松進了院門，走進第一進院落，總部第四局局長杜義德、科長歐陽毅、秦基偉過來和他相互見禮後，一起進入辦公室，看着後世的三位開國中將也在看着他，等他指示，連忙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見解：“真實可靠的情報是指揮員準確把握戰場形勢、做出正確兵力、火力部署的基礎，必須高度重視，你們要加大人員配置和專業訓練。
當前我軍在河西的作戰已經基本結束，由於我們部隊南方人多，口音很難隱蔽身份，因此給獲取情報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可以把獨立師偵察連交給你們指揮，他們已經和馬家軍俘虜一起生活了十來天，能說青海話和臨夏話，一些重點方向的偵察任務可以安排他們執行。
我們要有長遠的目標，不能只盯着眼前的馬家軍。華北抗日迫在眉睫，我軍出兵是遲早的事，以蔣介石的一貫做法，我們一定會被推到華北最前線。我們要在那裡戰鬥，首先要能生存，就要有當地人的理解支持幫助，通過他們建立一些情報據點，以合法身份長期駐紮、接應人員、獲取有價值的情報、籌措物資。
你們要從現在開始着手佈局，從軍中、從張掖、從馬家軍中尋找華北地區的當地人或與當地人有關係的人，由他們介紹我們有經驗受過情報訓練的同志提前進入山西、河北、綏遠、察哈爾、熱河、北平、天津潛伏，甚至於東北也要有所安排，以備將來作戰之需。
另外，我們俘虜的馬祿、滾柯環覺都是我們可以利用的關係。馬祿年輕時在綏遠的歸綏、包頭地區混跡多年，人脈寬廣。滾柯環覺是青海蒙古族，與綏遠、察哈爾的旗主王子聯繫密切，我們要通過他們瞭解那裡的情況，憑藉他們的介紹，打進那些地區。
情報部門還要訓練一批懂日語、軍政素質過硬、頭腦靈活的同志深入敵後蒐集情報、執行一些暗殺、破壞、爆破等高級別任務，震懾敵軍。
我先想到這些，都很重要，應立即制定計劃，開始準備，日軍留給我們準備的時間不多了。張掖城裡有山西會館，還有一家寶興貨棧，來自山西，綏遠也有分支，可以利用，通過他們再發展新的關係，不斷擴大華北的情報網。”
丟下三個匪夷所思的情報負責人，讓他們自己慢慢理解、消化、摸索去吧。戰時發揮了巨大作用的軍事情報局就這樣不經意間匆忙誕生了，讓數十年後的人大爲感嘆。
陳海松走進對面廂房獨立師電臺室，看電臺接收到的敵人明碼發送的通訊彙總：
甘肅綏署運送的作戰物資已到武威，2月3日可抵達張掖。
騎五師參謀處處長王達三、副官處處長馬克儉、軍需處處長李培青、軍械處處長馬海仁等押送一批糧食彈藥軍餉前來張掖慰問當地軍民已經啓程。
青海一百師參謀長馬驥、參謀處長馬壽昌押送一批糧食、肉食、彈藥前來張掖慰問戰區軍民。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派部下運送糧食、藥品等來到武威。
蔣總裁嘉獎一百師圍殲匪五軍特發犒賞20萬元已運抵蘭州，馬長官命令全部解往張掖。
西安綏署主任顧祝同支援河西戰役武器彈藥藥品已抵蘭州即將起運等等。
陳海松看在眼裡樂在心上，真是好消息呀，正發愁軍餉、彈藥、藥品不夠，這就有人送來了，看來可以過個好年了。必須搶先佔領山丹，就地截取，武器彈藥不必往張掖送了，將來東去直接拉走。
陳海松帶着愉快的心情來到第二進院子。在東廂房見到了一局局長郭天民，科長：呂黎平、潘童，一起來到西廂房見過西路軍參謀長李卓然，又叫來張振宇、劉鋼，共同開始細化各戰場的作戰方案。劉鋼介紹了獨立師制定的作戰計劃，已經很細緻，大家對照地圖進行了兵力對比、時間測算、物資需求等，同意了這個計劃，爲防止西邊甘青通道堵口任務的部隊受到兩面夾擊而導致戰役失敗，決定從總部警衛團調出一個營的兵力支援獨立師一團，使其兵力達到2000人以上。
陳海松命令立即通知南下西進部隊抓緊集結，領受任務，下午一團就打着手槍團旗號向西發展，以佔領扁都口西側谷口爲目標，掃清沿路民團。獨立師師直部隊打着輜重部隊旗號向南發展，以佔領山丹縣城爲目標。
二團發揮騎兵機動優勢在臨澤高臺之間實施騷擾，可相機對敵步兵599團發動突襲，一擊即走，防止被圍。逐步進佔高臺，並在高臺臨澤之間祁連山與黑河最狹窄處何家莊附近設置阻擊陣地，防敵北逃。
隨後又一起研究四局提供的預設決戰戰場的地形報告，分析決戰地域選擇的各種可能性和各自的利弊。對如何繼續矇蔽調動敵人，掩護主力部隊休整，如何逐步削弱敵人技術優勢，保障敵軍基本物資供應等細節問題做出具體安排。
李卓然打發其他人分頭辦事，請陳海松坐在自己身邊，拉着比自己小15歲的陳海松的手客氣地說：“海松，你是知道我的，我過去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對軍事遠沒有你精通，中央雖然任命我爲參謀長，只是讓我爲你保駕護航的，你不要有顧忌，放開手腳，大膽決策。決戰成功與否，事關西路軍的前途和命運，中央對你寄予厚望呀。”
陳海松知道眼前這位可是黨內的大人物。參加過五四學生運動，1920年和周恩來、趙世炎、王若飛等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夏加入旅歐中國少年**，1923年轉爲**正式黨員，1926年與傅鍾、鄧老等赴蘇聯留學，1929年從蘇聯回國，1930年秋調中央蘇區工作，曾任毛主席辦公室主任、中央紅軍總政宣傳部長、紅三軍、紅四軍及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職。
長征時李卓然出任紅五軍團政委，參加遵義會議，痛斥錯誤路線，要求撤換領導，和其他同志一起推選毛主席同志領導紅軍繼續北上抗日。一四方面軍四川會師後，奉命和葉劍英等同志一起到四方面軍工作，出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成立西路軍後，任政治部主任。
在後世歷史中，西路軍失敗後，李卓然與李先念率領突圍而出的殘部向新疆轉移，任西路軍工委書記。回到延安後，任總政宣傳部長，後來一直在西北局主管宣傳工作。解放後，任中宣部副部長，接替劉少奇擔任馬列學院（中央黨校）院長。因患高血壓被蘇聯專家做出‘估計只能活五年’的結論，主動辭去院長職務，逐漸淡出人們視野，直到1989年，以90高齡病逝。
面對着親身經歷過我黨所有重大歷史事件，從不以功臣自居，對各種無端指責一笑置之的淡泊名利、襟懷坦白的長者，陳海松連忙說：“參謀長你太謙虛了，你參加革命早，經過的戰陣多，論學識、論經驗都是我的老師，能在你手下任職是我向你學習的好機會，請你一定多加指導。”
“咱們也別互相恭維了。那天聽了你的講述，對你的作戰方式很感興趣，你是怎麼想到要那樣做的呢？這不像四方面軍的傳統戰法呀？”
“參謀長，在鄂豫皖根據地創建階段，徐總指揮採取誘敵深入、運動中攻擊分散孤立之敵、穿插偷襲、近戰夜戰等戰術帶領我們取得了很多勝利，紅四方面軍其實也是在游擊戰和運動戰中成長壯大的。我30年入伍就一直受這種作戰方式的薰陶，並通過參加這樣的戰鬥學會了游擊戰、運動戰。直到32年張主席來了以後才很少或很小規模使用運動戰，在李特的策劃下，組織的都是軍師級攻堅或陣地防禦的戰鬥，帶來了巨大的傷亡，導致我們丟掉了鄂豫皖。
突圍進入陝西、四川以後要擴紅、要發展根據地，把獲得敵人作戰物資看得更重要一些，所以採用的還是大兵團作戰方式。比如反劉湘六路圍攻時，五個軍全部上陣，在幾百裡的戰線上佔據要點，寸土不讓，戰火連天。反攻時也是全軍壓上，緊追不捨，一口氣打了11個月，場面宏大、雖然我們自身也付出了傷亡近3萬的代價，但取得了斃傷俘敵六萬，繳槍3萬，炮百門的輝煌戰果。因此慢慢地部隊習慣了根據上級下達的任務在大兵團範圍內去作戰，不太擅長獨立指揮本部隊在敵後或外圍配合主力作戰。”
進入河西以來，由於地形狹長，部隊分散在各寨堡固守，被敵騎兵機動性限制，更是無法進行運動戰游擊戰。古浪失利後，永涼地區我們也損失很大，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思考和觀察，我才意識到我們的被動局面在於保守的陣地防禦戰略，要改變被動局面就必須像鄂豫皖蘇區創建時期那樣運動到敵後，通過運動戰游擊戰打擊敵人的運輸線和指揮部，掐斷敵人的糧食彈藥供應，讓敵人羣龍無首。有了這樣的想法，再加上出去執行救援任務，就大膽嘗試了一次，沒想到，敵人後方還真是空虛薄弱，戰場組織混亂，漏洞很多，我們才得以取得了較大戰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