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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複雜了,不論對聖主還是對來護兒本人來說,局勢都太複雜了。
強行發動二次東征的風險之大人所皆知,聖主和中樞對此也做了充分考慮並擬製了多套應急預案,其中最有可能導致二次東征功虧一簣的危機有兩個,一是叛亂軍隊斷絕了南北大運河,一是激進保守勢力乘機發動軍事政變,聖主和中樞的對策是,把保護南北大運河的重任交給齊王楊喃和崔弘升,哪條運河斷了就砍哪個的腦袋,而軍事政變最終肯定會演變成皇統大戰,單純的軍事政變掀不起風浪,所以聖主改變了皇統繼承原則,親自發動了新一輪皇統大戰,試圖以分裂保守勢力來扼殺可能存在的軍事政變,但事違人願,越是擔心害怕什麼,就越是來什麼,軍事政變還是爆發了,而且斷絕了大運河,兩個可能導致二次東征失敗的危機一起爆發了。
來護兒在去年的東都風暴中不但安然無恙,還加官晉爵,以右翊衛大將軍的身份代表軍方參與了二次東征的決策和相關應急預案的擬製,所以他對最高層的權力博弈瞭解甚多,比如李子雄和董純先後復出的原因,比如爲什麼把坐鎮黎陽督辦糧草的重任交給楊玄感。這三位軍政大佬的使用很不妥當,隱患很大,而當下局勢突變恰恰就和這三位軍政大佬有直接關係。
當時中樞決策層的爭論非常激烈,但皇統之爭始終是一把高懸的利劍,是中土政治的噩夢,讓所有人都有一種發自骨子裡的畏懼,實際上自有記載以來歷朝歷代的皇統之爭都直接影響到了國祚命運,而關隴在崛起的短短數十年裡其國祚更迭和皇統之爭尤爲密切,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皇統大戰史,而聖主和這一代的中樞大員們更是從殘酷的皇統大戰中殺出一條血路的倖存者,所以“皇統”就是他們靈魂中的夢魘,甚至到目前爲止他們都沒有足夠的勇氣和魄力面對這個“夢魘”,還在這個恐怖的“夢魘”中顫慄和呻吟,如此心態造成的結果是災難性的,當他們迫於政治理念上的不同而不得不拋棄齊王楊喃之後,他們就難以選擇了,一拖再拖,拖不下去了,就拿出了一個“羣王爭儲”之策,試圖以分裂朝堂上的保守力量來達到繼續拖延皇統大戰爆發之目的,於是在李子雄和董純的使用上,最終還是滿足了齊王的要求,先安撫齊王,穩住他,並對其他諸王及其背後勢力形成有效鉗制,等到二次東征勝利結束了,國防和外交大戰略基本實現了,中外局勢進入一個相對長的平穩期,聖主和中樞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國內政務上,全力以赴解決皇統危機。
在楊玄感的使用上則代表性地體現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博弈。
聖主對楊玄感還是信任的,與以楊玄感爲首的河洛貴族集團的聯盟還是牢固的。當初聖主之所以能夠贏得皇統大戰,與當時的老越國公楊素的鼎力支持有直接關係,如果老越國公楊素未能“擊敗”先帝的第一輔臣高潁,太子楊勇就不會在皇統大戰中一敗塗地。問題就出在這裡,太子楊勇和第一權臣高潁的聯盟太強大了,老越國公楊素哪來的動力、勇氣和信心誓死一搏？聖主用什麼條件打動了楊素,換來楊素的支持？
遷都洛陽,聖主就是用遷都洛陽換來了老越國公楊素及以其爲首的河洛貴族集團的全力支持。
中土統一了,要進行大一統改革,權利和財富要再分配,利益格局要重新劃分,而以弘農楊氏爲首的河洛貴族集團若想在中土統一的“大蛋糕”上拿到最大的一塊,最好的最便捷的且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把都城遷到洛陽,如此就能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理直氣壯地“擊敗”關隴本土貴族集團,從而遏制和削弱這個自關隴崛起以來就始終最大程度地影響甚至決定着國祚命運的政治集團。
京師所在,就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在,就是權力和財富集中之地,這個所在地域的豪門世家理所當然佔有天時地利人和,擁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優勢。三足鼎立時期,割據稱霸,生存危機大,需要“齊心協力”,這個“蛋糕”分配的矛盾尚在可控制範圍內。統一了,大環境徹底改變了,這個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矛盾就越來越激烈了。關隴貴族集團“胃口”大開,越吃越過癮,越吃越多,但山東人、江左人不於了,這都統一了,大家都在一塊田裡耕作,都在一個鍋裡吃飯,爲何你吃兩碗,我只能吃半碗？這不公平啊。不公平就要改革,先帝的辦法是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多分一點,這樣矛盾就小了。當時百廢俱興,具備大發展的條件,但很快,國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蛋糕”再想做大就難了,這個辦法就不行了,於是矛盾又激烈了。
這時候聖主的激進改革理念出現了,“蛋糕”做不大就只有大刀闊斧的重新制定利益分配格局,而第一步就是遷都。
遷都之議,在先帝時就有了,但當時遷都洛陽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缺少理論和實踐的支持,國力大發展後,遷都洛陽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基本成熟,關鍵就是利益格局難以打破,而最大的阻力就來自既得利益的關隴本土貴族集團。然而,矛盾已經不可調和了,不加快改革步伐已經不行了,所以聖主的這一政治理念不但贏得了先帝的支持,贏得了山東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贏得了以老越國公楊素爲首的以弘農楊氏爲核心力量的河洛貴族集團的支持,畢竟遷都洛陽受益最大的就是弘農楊氏和河洛貴族集團,另外以元氏和八姓勳貴爲首的虜姓貴族集團也非常支持,原因是自虜姓漢化以來,他們的根就在洛陽,而以軍功崛起的以武川集團爲代表的新興虜姓貴族集團則發跡於關隴,與關隴本土貴族集團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這嚴重限制了以元氏和八姓勳貴爲首的虜姓貴族集團的發展空間,而遷都洛陽,必然能讓他們在“大蛋糕”上分配到更多利益,這給了他們支持遷都洛陽的動力。
聖主主政後,遷都洛陽的決策很快制定,並迅速開始實施,但阻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而老越國公楊素理所當然成爲衝鋒陷陣的選鋒將,爲突破重重阻力,他必須贏得更多政治勢力的支持,所以他在政治上向山東人和江左人做出了更大的妥協,這進一步激化了他與關隴本土集團之間的矛盾,加快了關隴集團內部的分裂。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聖主和激進改革派馬上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以壓制老越國公楊素和河洛貴族集團來贏得關隴本土貴族集團的妥協,然後又以關隴本土貴族集團的妥協來迫使河洛人妥協,如此一來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就步步退卻,而改革派則大步推進,在短短時間內製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央集權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老越國公楊素病逝後,留下來的龐大的政治遺產由小越國公楊玄感繼承,而聖主和改革派若想把激進改革進行下去,就必須維持現有政治格局不變,於是理所當然扶植小越國公楊玄感,讓河洛人和關隴本土人繼續爭鬥下去,讓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始終形成不了一個統一的政治聯盟,但是,這又是一個削弱保守力量,加快激進改革的機遇,所以這種扶植是有限度的,既不能讓小越國公楊玄感像他父親一樣權勢傾天以致於可以直接影響到國祚命運,又不能讓小越國公楊玄感失去了與關隴本土人長久抗衡下去的實力,以致於影響到了中央集權的建設。
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聖主既要信任和器重楊玄感,又要如臂指使地控制楊玄感,最好是讓楊玄感成爲他推進大一統改革的鋒利武器,於是對策就是拉攏和遏制,一方面委以重任,禮部尚書,中樞核心,極盡恩寵,一方面則堅決阻止他統領軍隊建立戰功,持續削弱由老越國公楊素遺留給他的“軍方遺產”,所以不論是兵部尚書段文振極力舉薦,還是楊玄感自己積極爭取,聖主都堅決不給其領軍的機會。
當然了,聖主信任和器重楊玄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維持弘農楊氏這個豪門大族的政治地位。楊氏皇族和弘農楊氏同氣連枝,是血脈親人,是樹於和樹根的關係,兩者互相依存,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雖然從歷史上來看,但凡與皇權緊密相連的宗室、外戚都不靠譜,手足相殘兄弟鬩牆之慘劇比比皆是,然而弘農楊氏畢竟是皇族的根基所在,國運要旺,皇族要興,首先根基就要牢固,土壤就要肥沃,所以弘農楊氏只能發展壯大,不能因噎廢食,這一點毋庸置疑。
楊玄感的政治處境就是“冰火兩重天”,改革派要打擊他,關隴本土貴族集團也要打擊他,在左右夾擊中,聖主仗義援手,但聖主的“支援”是有代價的,實質上就是“趁火打劫”,要把他變成推進大一統改革的鋒利武器,要把他化作中央集權制的鋪路石,總之一句話,大家都在利用他,都在消耗他,搶劫他,等到大一統改革完成了,中央集權制建立了,他的利用價值沒有了,他和他的政治集團也就走到了末路,保守的腐朽的衰落的,一定會被先進的新生的旺盛的所代替。
楊玄感只有抗爭到底,他所要維持的不是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豪門的利益,而是整整一個貴族集團的利益,所以他沒有選擇,所以聖主和改革派對他始終保持着警惕,就像當初對老越國公楊素始終保持着高度戒備一樣,沒有人願意做一個關在牢籠裡的任由宰割的“囚犯”,楊玄感也不例外,他也會憤怒,也會反抗,至於何時“沖天一怒”,就要看“底線”在哪了。
在二次東征期間,對楊玄感的使用有三種意見,一是把他留在東都,但潛在威脅太大,誰都不放心;二是隨聖主東征,但聖主又不願給他領兵權,不願給他建功的機會;最後折衷意見就是坐鎮黎陽督辦糧草,把他和二次東征的勝負綁在一起,捆住他的手腳,若二次東征出了問題,他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可以乘機打擊削弱他,反之,他的功勳也不大,不足以支撐他發展壯大。
然而,事實證明,聖主和改革派終於觸及到了楊玄感的“底線”,聖主和中樞的決策出現了致命錯誤,楊玄感造反了,在聖主最需要楊玄感的時候,在國祚命運最爲關鍵之刻,在他本應該與聖主齊心協力,與國祚生死與共的時候,他背叛了聖主,背叛了國祚,帶着弘農楊氏走向了一條不歸路。
弘農楊氏是皇族的根基,與皇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根基衰敗了,死亡了,皇族的命運可想而知,國祚的命運可想而知。
來護兒極度震驚,就震驚在此。楊玄感造反,就等於弘農楊氏造反,而弘農楊氏造反,豈不等於埋葬同根同源的皇族,埋葬自己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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