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個異姓的“諸侯王”外，又陸續封了一百三十多個功臣爲“列侯”。漢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這諸侯王和列侯兩級。在漢初，這兩級的差異是很大的。第一，王國的境土“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這七個王國合起來就佔了“天下”的一大半。但侯國卻很少有大過一縣的。劉邦序次功臣，以蕭何爲首，而蕭何初受封爲酇侯時，只食邑八千戶；後來劉邦想起從前徭役咸陽時，蕭何多送了二百錢的贐，又加封給他二千戶；後來蕭何做到相國，又加封五千戶；合共才一萬五千戶。終漢之世，也絕少有超過四萬戶的列侯。
第二，諸侯王除享受本國的租稅和徭役外，又握着本國政權的大部分。王國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樣的。漢代的官制大抵抄襲秦朝。中央有丞相，王國也有之；中央有御史大夫，王國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國則有中尉。王國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諸侯王任免。但列侯在本“國”，只享受額定若干戶的租稅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戶，而該國的民戶超過此數，則餘戶的租稅仍歸中央），並沒有統治權。他們有的住長安，有的在別處做官，多不在本國。侯國的“相”實際是中央所派地方官，和非封區裡的縣令或縣長相等（漢制萬戶以上的縣置令，萬戶以下的縣置長）。他替列侯徵收租稅，卻不臣屬於列侯。在封君當中，朝廷所須防備的只有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無足輕重的。
最初，諸侯王都是異姓的。異姓諸侯王的存在，並非劉邦所甘願。不過他們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據地爲王。假如劉邦滅項之後，不肯承認他們既得的地位，他們在自危之下，連合起來，和劉邦抵抗，劉邦能否做得成皇帝，還未可知。所以當劉邦向羣君臣詢問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過劉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與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後，就不然了。他在帝位未坐穩之前，不能把殘餘的割據勢力一網打盡；在帝位既坐穩之後，卻可以把他們各個擊破。他最初所封諸王，除了僅有衆二萬五千戶的長沙王外，後來都被他解決了。假如劉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純郡縣制度，他完全可以把異姓諸侯王的國土陸續收歸中央。此時純郡縣制度恢復的主要障礙似乎只是心理的。秦行純郡縣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這個當頭的歷史教訓，使得劉邦和他的謀臣認“封建”製爲天經地義。異姓的“諸侯王”逐漸爲劉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後來，他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不過漢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雖同，實則大異。在周代，邦畿和藩國都包涵着無數政長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漢初，邦畿和藩國已郡縣化了。而且後來朝廷對藩國的控制也嚴得多：藩國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中，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發兵。
在高帝看來，清一色的劉家天下比之宗室的異姓雜封的周朝，應當穩固得多了。但事實卻不然。他死後不到二十年，中央對諸侯王國的駕馭，已成爲問題。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間，濟北王和淮南王先後叛變，雖然他們旋即被滅，但擁有五十餘城的吳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跡。他收容中央和別國的逃犯，用爲爪牙；又倚恃自己鎔山爲錢煮海爲鹽的富力，把國內的賦稅免掉，以收買人心。適值吳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後日的景帝）賭博，爭吵起來，給皇太子當場用博局格殺了，從此吳子濞稱病不朝，一面加緊地“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文帝六年，聰明蓋世的洛陽少年賈誼（時爲樑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認爲時事有“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一（今本作可爲流涕者三，據夏炘《賈誼政事疏考補》改），可爲長太息者六。”其“可爲痛哭者一”便是諸侯王的強大難制。
他比喻道：“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他開的醫方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說，分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們的兄弟或子孫，這一來諸侯王的數目增多，勢力卻減少。後來文帝分齊國爲六，淮南國爲三，就是這政策一部分的實現。齊和淮南被分之前，穎川人晁錯提出了一個更強硬的辦法，就是把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歸中央。這個提議，寬仁的文帝沒有理會，但他的兒子景帝繼位後，便立即採用了。臨到削及吳國，吳王濞便勾結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國皆從齊分出）、楚、趙等和吳共七國，舉兵作反。這一反卻是漢朝政制的大轉機，中央軍在三個月內把亂事平定。景帝乘着戰勝的餘威，把藩國一切官吏的任免權收歸朝廷，同時把藩國的官吏大加裁減，把它的丞相改名爲相。經過這次的改革後，諸侯王名雖封君，實爲食祿的閒員；藩國雖名封區，實則中央直轄的郡縣了。往後二千餘年中，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繼位，更雙管齊下地去強幹弱枝。他把賈誼的分化政策，極力推行。從此諸侯王剩餘的經濟特權也大大減縮，他們的食邑最多不過十餘城，下至蕞爾的侯國，武帝也不肯放過，每借微罪把它們廢掉。漢制，皇帝以八月在宗廟舉行大祭，叫做“飲酎”，屆時王侯要獻金助祭，叫做“酎金”。武帝一朝，列侯因爲酎金成色惡劣或斤兩不夠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際是漢代統治權集中到極的時期，也是國家的富力發展到極的時期。
秦代十五年間空前的工役和遠征已弄到民窮財盡。接着八年的苦戰（光算楚漢之爭，就有“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這還不夠。高帝還定三秦的次年，關中鬧了一場大饑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及至天下平定，回顧從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萊。它們的戶口往往什去，高帝即位後二年，行過曲逆，登城眺望，極贊這縣的壯偉，以爲在所歷的都邑中，只有洛陽可與相比，但一問戶數，則秦時本有三萬，亂後只餘五千。這時不獨一般人民無蓄積可言，連將相有的也只乘牛車，皇帝也無力置備純一色的駟馬。
好在此後六七十年間，國家大部分享着不斷的和平，而當權的又大都是“黃老”的信徒，守着省事息民的政策。經這長期的培養，社會又從蘇復而趨於繁榮。當武帝即位的初年，據同時史家司馬遷的觀察，“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計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馬聚）成羣”。
政權集中，內患完全消滅；民力綽裕，財政又不成問題；這正是大有爲之時。恰好武帝是個大有爲之主。
第二、中國與外族的交往
在敘述武帝之所以爲“武”的事業以前，我們得回溯秦末以來中國邊境上的變動。
當秦始皇時，匈奴既受中國的壓迫，同時它東邊的東胡和西邊的月氏（亦一遊牧民族，在今敦煌至天山間，其秦以前的歷史全無可考。《管子·揆度篇》和《逸周書·王會篇》中的禺氏，疑即此族）均甚強盛。因此匈奴只得北向外蒙古方面退縮。但秦漢之際的內亂和漢初國力的疲敝，又給匈奴以復振的機會。適值這時匈奴出了一個梟雄的頭領冒頓單于。冒頓殺父而即單于位約略和劉邦稱帝同時，他把三十萬的控弦之士套上鐵一般的紀律，向四鄰攻略：東邊，他滅了東胡，拓地至朝鮮界；北邊，服屬了丁零（匈奴的別種）等五小國；南邊，他不獨恢復蒙恬所取河套地，並且侵入今甘肅平涼至陝西膚施一帶；西邊，他滅了月氏，把國境伸人漢人所謂“西域”中（即今新疆及其以西和以北一帶）。這西域包涵三十多個小國，其中一大部分不久也成了匈奴的臣屬，匈奴在西域設了一個“僮僕都尉”去統轄它們，並且向他們徵收賦稅。冒頓死於文帝六年（前174年），是時匈奴已儼然一大帝國，內分三部：單于直轄中部，和漢的代郡雲中郡相接；單于之下有左右賢王，分統左右兩部；左部居東方，和上谷以東的邊郡相接；右部居西方，和上郡以西的邊郡及氐羌（在今青海境）相接。胡俗尚左，左賢王常以太子充任。
匈奴的土地雖廣，大部分是沙磧或滷澤，不生五穀，而除新佔領的月氏境外，草木也不十分豐盛，因此牲畜不會十分蕃息。他們的人口還比不上中國的一大郡。當匈奴境內人口達到飽和的程度以後，生活的艱難，使他們不得不以劫掠中國爲一種副業。而且就算沒有生活的壓迫，漢人的酒谷和綵繒，對於他們，也是莫大的引誘。匈奴的人數雖寡，但人人在馬背上過活，全國皆是精兵。這是中國人所做不到的。光靠人口的量，漢人顯然壓不倒匈奴。至於兩方戰鬥的本領，號稱“智囊”的晃錯曾作過精細的比較。他以爲匈奴有三種長技：
1．上下山阪，出人溪澗，中國之馬弗如也。
2．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兵）弗如也。
3．風雨疲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如也。
但中國卻有五種長技：
1．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
2．勁弩長戟，射疏（廣闊）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3．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器），弗能當也。
4．材官（騎射之兵）騶（驟）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
5．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