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安謀克原是女真人的一種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女真人依託這個組織，平時放牧打獵種地，戰時則編隊出征。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出山之後，將之整合得較爲齊整，方便指揮和作戰。大體謀克爲百夫長，統三百戶，統轄的單位也叫謀克。十謀克爲一猛安，猛安爲千夫長，統轄單位也叫猛安。猛安之上還有元帥或者萬戶，但已經不是一種作戰的單元，謀克以下還有更小的編制，但也不是獨立單位。猛安、謀克的首領，原初都出自部落中能戰的家族，猛安、謀克則是這些家族世襲的領地。猛安、謀克首領對各自羣落的統治，具有很強的原始意味，也帶有軍事共同體的性質。隨着戰事擴大，戰利品增加，不僅這些首領家族的勢力更加強大，羣體的一般成員也獲得了很大利益。在滅遼之後，猛安、謀克中相當多的成員獲得了大量土地財富和奴隸，猛安、謀克從原始意義上的軍民一體組織，向地方行政組織轉化，猛安、謀克開始有了地方官員纔有的官階。
隨着女真人勢力的擴張，他們將投降的渤海人、奚人、契丹人和漢人陸續編成各個民族的猛安謀克，作爲附庸，一起作戰。只不過契丹人的猛安謀克編制要比女真人的小一倍，漢人的只抵女真人的l／3。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被編入猛安謀克的其他民族也出現了女真化的跡象。
女真入主中原，佔據了廣大而富庶的北方地區，隨即將猛安、謀克組織帶進了中原。中央政府有意將女真人與漢人混雜，將漢人編爲保甲，使之依附於猛安、謀克組織。同時，在中央政府和各地猛安、謀克組織的共同努力下，女真人不斷地強佔漢人土地。這個過程雖然時有起伏，但直到金朝滅亡纔算停止。
女真人佔據漢人土地之後，或者將土地交給漢人奴隸直接耕種，或者將原來的土地所有者變成佃戶，他們坐收田租。凡是有女真人組織的地區，女真與漢人都是混雜的，女真人是軍人或準軍人和軍人家屬（猛安謀克里的成年男子都是戰士），他們擁有政府發給的錢糧（實際上也來源於農民的租稅），但同時也是當地的地主，更是人上人的統治者，他們當時被稱爲“種人”。混編在猛安、謀克里的漢民，實際上都是奴隸和半奴隸。他們不許擁有武器，沒有任何權利，女真人可以任意地處置他們，甚至殺死也不用抵罪。在金朝，實際上存在四等人之分，女真人屬於頭等，而渤海和奚人歸降較早，屬於第二等，契丹人爲第三等，而漢人則被壓在最下面。這種因民族而異的社會等級，起到了分而治之的作用，只是，金朝的四等人之分還沒有像後來的元朝那樣，已經用制度法律固定下來。2
在廣大的漢族地區雖然有州、縣政府，但猛安、謀克等於是另一套權力控制系統，他們具有官銜，可以逐漸被提升，州、縣官如果是漢人，那麼根本就惹不起他們。猛安謀克中的女真人只要不是犯了重罪，交了罰款就可以平安無事，世襲的官照做。但是，做州、縣官的漢人就未必有這個待遇。更何況，在多數情況下，女真人犯過，是沒有人敢追究的。
但是，將少量的女真人像撒胡椒麪一樣，撒到漢人的汪洋大海中，讓他們做騎在漢人頭上的人上人，從金朝的長遠利益來看，顯然不是好事。一方面，女真人的逼近式直接統治，激起了漢人不間斷的反抗。這種反抗，沒有一日停息過，規模大的達到十數萬，規模小的則遍地都是。此前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有過這樣的“待遇”。這種不間斷的反抗，使得金朝根本沒有精力全力興兵南下，統一整個中國。另一方面，原來強悍的女真戰士，也在這種優裕的人上人的生活中，逐漸腐化，喪失了戰鬥力。早在金朝中期，金世宗就發現，“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嬌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但令漢人佃蒔，收租而已。富貴之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人爭效慕”。（《金史》卷47《食貨志》）到了王朝末年，金人已經只能依靠由女真化的漢人組成的“忠孝軍”來延緩壽命，而原來所向披靡的猛安謀克戰士，此時已經徹底腐化，被蒙古人打得丟盔棄甲，四散逃命。而漢人組成的忠孝軍往往還能抵擋一陣。做了百年人上人的猛安謀克中人，在漢人的海洋中沒有接受多少漢文化，卻被漢人腐化，身死國滅。
草原帝國（下）——元朝
蒙古統治者對漢文化在主觀上採取蔑視的態度。金朝的皇帝，據說還有個別的通漢文（海陵王亮和章宗）。元朝的皇帝，沒有一個是懂漢語的。蒙古有着當時世界冷兵器時代最強大的武力，僅僅十幾萬蒙古騎兵，縱橫歐亞，無人能敵。另外，元朝的治國思路，也跟在它之前的任何一個王朝都有本質的不同。過去，統治者無論賢與不肖，都知道“民爲邦本”的道理，不僅要佔據土地，而且還要擁有土地上的人口。但是，人口不多的蒙古族，他們的生存壓力不大，佔領的地域卻十分廣闊，戰利品更是多得不可勝計。所以，他們將佔領的土地作爲牧場，絕對是一個合理的政治和經濟的抉擇。在蒙古大軍的征服途中，屠城之事屢屢發生，非常殘酷。征服了金、宋之後，蒙古人中一直就有將所有漢人殺光的動議，這對於他們而言，不能說不是一種安全可靠的治理方式。
從統治或者治理的思路來講，3蒙古統治者沒有接受漢化的動力。只是因爲在征服了黃河與長江流域之後，漢族文化的物化成分實在是太優越了。蒙古統治者終於發現，他們沒辦法在只保留工匠的條件下，享受這個文化所帶來的幸福，所以，保守派殺光漢人，或者殺光漢人中的張、王、李、趙四大姓的建議，始終沒有被元朝主流意見所採納。而且或多或少，元朝在制度上要對漢人的成法作出某些妥協。其實這種妥協主要還是從金朝制度上間接地移植了一點東西，而且移植得不全。至少開科舉就沒有金人積極，只是到了元朝末期，才勉強開了十幾科，取了有限的千把人，對改變元朝的官僚隊伍也未有明顯的幫助。整個元朝沒有成型的法律制度，沒有流動的官僚體系，沒有文治精神，也說不上有儒學面目的意識形態。社會是嚴格的人種和文化意義上的等級制，國家是軍人的武力統治，官僚是世襲貴族和王公。皇帝的詔書是用蒙古文寫的。他們未對統治合法性進行過起碼的說明，也許他們認爲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元朝皇帝沒有一個是懂漢文的。比較起來算是對漢文化有點好感的元世祖、元仁宗，接觸的漢人典籍也都是由漢人譯讀的，比如漢人曹元用爲元世祖讀《貞觀政要》，王約爲仁宗讀《大學衍義》。絕大多數的蒙古大臣，也不懂漢語，不僅不通漢文，連蒙古文也不通。元世祖討，江淮行省沒有一個官員通文墨。
所以說，元朝統治者的所謂“漢化”，最多是補遺性質的，其作用也是象徵大於實質，在很大程度上，是漢人修史者的一種自我安慰。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