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生於1858年（清咸豐八年），死於1927年，廣東南海人。
他是我國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領導者，也是當時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出身於士宦家庭，乃廣東望族，世代爲儒，以理學傳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書法家和學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學說，並致力於將儒家學說改造爲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國教，曾擔任孔教會會長。幼年受過儒家傳統教育，青年時曾熱心學習從西方傳入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政治學說，在廣州著書講學。在改良主義政治運動中，他宣傳了一些資產階級的新文化。他的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是爲改良派的政治路線服務的。
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春秋董氏學》、《禮運注》、《中庸注》、《論語注》、《孟子微》、《大同書》等。
一、康有爲的改良主義運動及大同思想
1888年，康有爲入京應試，在中法戰爭失敗的刺激下，以一個秀才的資格，向清朝皇帝上書，要求變法圖強。從此，他積極投入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首要人物。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反動的外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和腐朽的封建勢力進一步加強反革命聯盟，鞏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到了19世紀9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向中國進行了瘋狂的侵略。
中日甲午戰爭前後，形成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嚴重了。中國人民爲了反對列強侵略和封建壓迫開展了革命鬥爭，一個新的革命形勢正在形成。19世紀下半期，由於外國資本主義進一步侵入，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福州、廣東、上海等地先後出現了製茶、碾米、造紙、繅絲、機器和五金等新式的民族工業。到了甲午戰爭後，全國各地又出現了許多民營工業。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們主要是從地主、官僚和商人轉化過來的，曾受到“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限制，和封建勢力有着密切的聯繫，其勢力是非常軟弱的。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危機加深和國內革命形勢發展的刺激下，在政治上展開了改良運動。他們企圖利用清朝皇帝的權力進行資本主義的改革，求得國家的富強。這個運動，到了1898年，發展成爲“戊戌政變”，形成了改良主義運動的。
1895年，中日戰爭失敗，康有爲正在北京應試，他聯合一千三百多應考的舉人，聯合給皇帝上書，反對賣國投降的條約。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之後，他自己花錢辦了一個《萬國公報》，又組織了學術團體“強學會”，刊譯外國書報，宣傳新學。1897年，德國以武力強佔了膠州灣，他又趕到北京，向皇帝上了第五書，提出了“國家臨亡在即”的警告。1898年，在他的領導下，成立了“保國會”，發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號召。
他在向清朝皇帝六次上書中，系統地提出了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的方案，跟代表封建勢力的頑固派和封建買辦勢力的洋務派進行了鬥爭。他的改革方案是：在經濟上，要求發展和保護新式民族工業，大力推行機器生產；在政治上，要求改變封建政體，實行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在文化上，要求廢除封建教育制度，主張興學校，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民主主義文化。1898年，光緒皇帝爲了挽救王朝面臨的危機，終於召見了康有爲，採納了他的意見，宣佈了一些變法革新的措施。封建頑固派對這個運動進行了強烈的抵抗。最後，在以那拉氏（慈禧）爲首的封建頑固勢力的反攻下，一舉撲滅了“新政”，殺掉了六個參與機要的維新人物，康有爲逃亡海外，改良主義運動遭到了失敗。
所謂“窮理勸學”，就是指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文化。“戊戌政變”前，改良派第一次把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介紹到中國來，同中國的封建主義思想展開了大論戰，在哲學上同封建買辦勢力代表張之洞等鼓吹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展開了鬥爭，爲改良主義政治運動大造輿論準備，對民主主義文化的傳播起了巨大的啓蒙作用。
康有爲領導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要求，在資產階級革命力量還沒有形成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進步的意義。但是，這個運動代表着當時從地主官僚轉化過來的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傾向，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抱有很大的幻想，是同廣大人民羣衆相脫離的。他們要求維新，卻害怕革命，不僅不肯承認當時的農民反帝力量，而且認爲變法運動有抵制農民革命的意義。康有爲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說：“亂機遍伏，即無強鄰之逼，揭杆斬木，已可憂危。”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從封建統治階級中逐漸分化出一批初步具有資產階級觀點的知識分子，追求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到了19世紀90年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來，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開始成爲一種風氣。
他認爲，農民革命的形勢一觸即發，再不進行改革，人民就要效法法國大革命，把政權奪去。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一心寄託在清朝皇帝的身上，說什麼“其行之者乃在皇帝之一心”。資產階級改良派是向西方學習的積極分子。這些資產階級改良派認爲，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康有爲在給皇帝上書中說：“嘗考太西之所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
他還說：“請皇帝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他只希望封建統治者“發善心”，讓出一點位置給新的資產階級，根本不想觸動舊的國家機器，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基礎上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結果遭到悲慘的失敗。他的改良主義思想，在政治實踐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宣告了破產。這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要求得到國家的獨立富強，只有走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清王朝的革命道路。革命民主派正是在改良運動失敗的教訓下，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康有爲在和封建主義思想的鬥爭中，繼承了龔自珍和魏源今文經學派的“經世致用”的傳統，在戊戌政變前發表了《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提出了託古改制論，作爲號召變法維新的理論武器。
在《新學僞經考》中，康有爲通過自己的考證；把古文經學派所遵奉的儒家經典都宣佈爲“僞經”，認爲這些經典是漢朝的劉歆爲了迎合王莽篡政的需要僞造出來的，並不代表孔子的學說，只是新莽一朝之學，即“新學”。由此他得出結論：後漢以來的訓詁考據之學即“漢學”，無非是劉歆學說餘毒的產物，宋明道學即“宋學”所尊奉的典籍，又多半都是“僞經”，所以漢學和宋學都不是孔子之道，都不代表真理。
他所提出的考證，許多出於主觀的虛構。但他當時同古文經學派的爭論，卻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同封建傳統勢力的鬥爭。漢學和宋學，是當時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兩大學派，都是爲鞏固封建主義統治服務的。康有爲把這兩大學派遵奉的經典和他們的學說宣佈爲“僞經”和“僞學”，在政治上嚴重打擊了封建頑固派“恪守祖訓”的守舊思想，引導人們大膽懷疑封建傳統的東西，爲推行變法維新的政治路線製造了輿論準備。他這部著作出版後，受到了清王朝的禁燬。
以後他又發表了《孔子改制考》，提出了孔子託古改制說。康有爲在《孔子改制考》中宣佈堯舜並無其人，這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言論。至於他把儒家遵奉的典籍說成是孔子所手作，把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說成是叫人們實行民主政治，那便十分荒謬了，但他藉此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打擊了封建主義，在當時仍有進步的意義。
康有爲的孔子改制說，實際上是改良派借孔子的權威來宣傳他們自己的託古改制論。民主主義是和孔子的學說根本對立的。可是康有爲卻給封建時代的“聖人”穿上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衣裳，讓死人替活人來說話。馬克思在評論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路德一類的歷史人物時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着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他宣稱：六經都是孔子所手作，孔子所以作六經，是假託古代的事蹟來宣傳自己的改制思想。他認爲，三代以上的歷史已無從考察，六經中所講的“聖人”堯舜並無其人，他們的事蹟是孔子僞造的，孔子僞造的目的，是藉此提倡民主政治。如《書經·堯典》中有“諮四嶽，終於堯舜”。康有爲又附會說，這表示孔子主張政治制度的演變是從君王時代走向民主時代，其目的是叫後世的君主推行民主政治。總之，他認爲民主主義就是《春秋》中的“微言大義”，是孔子學說的精華。據此，他抨擊了封建主義，認爲從西漢以來孔子學說的精華被湮滅了，從而使“中國之民”兩千年來爲“暴主夷狄之酷政”所統治。
根據這種論點，他又抨擊了程朱理學，認爲朱熹的學說“多言義而寡言仁”。“仁”指“博愛”，只知自身反省而不去爲民除害，又成了爲君主服務的工具。由此他得出結論：只有把孔子學說的民主主義精神發揚光大，中國才能得救。
康有爲的託古改制論正是這樣。他對封建主義不滿，卻不敢抨擊孔子。相反，企圖以孔子做護身符，向封建勢力表達微弱的民主要求。他說，孔子之所以講託古改制，因爲“必如是而後可以避禍”。資產階級改良派不敢向封建勢力進行革命的鬥爭，於是擡出孔子來保護自己。這正是這個時期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的表現。
因此，康有爲又竭力把孔子神聖化。他搬出漢代董仲舒神化孔子的那套手法，把孔子說成是“黑帝”的兒子，胡說什麼孔子稟受上帝的意旨爲後世創建了民主制度，孔子是“神明”，是“聖王”，不僅是“萬世師表”，而且是“大地教主”。
他還認爲，孔子預見到三千年後必有“聖人”出來發揮他的學說。他自認爲，他就是孔子學說的真正繼承人，他是當代的“聖人”，中國歷史又將由他來創造了。這樣，他又成了神權論和英雄史觀的吹鼓手。他的託古改制論實際上又是英雄史觀的翻版。他鼓吹神權論和英雄史觀的目的，無非是用來宣揚變法維新要靠清朝皇帝和他那樣的大人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