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一章 石油與蘇門答臘
荷蘭人馬林的事蹟，讓強霖很是感概。
作爲宗主國的公民，能夠捨命爲殖民地的人民服務。這種精神與西方的宗教獻身精神很有關係。這種傳統的紅黨，一般很少肅反或者直接處決富人。他們最後都走上民主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
對於傳遞宗教價值觀，在歐美，從來沒有停止爭議。比如殖民，到底是救濟土著，還是搶奪土著；是帶去了文明，還是野蠻。
中國不斷傳出教案，歐美議會總是拖延解決，爭辯很大。對比貿易糾紛，議會派兵就痛快多了。所以英國主教在議會辯論時說：“你們的神聖的鴉片貿易，總是及時出動海軍保護；我們的牧師處在危險之中，你們卻看不到利益，總是拖延辯論這麼做的意義。我們還是基督教國家麼？”
對於傳教這種事，新教和天主教都是積極的。但國家不一定積極，尤其是商人，看不出回報在哪裡。
傳教衝突根本還是在於官方。中國官方打不過，簽了一系列條約。但中國重來不是好的契約精神遵守者。民間的儒生們往往杜撰謠言，比如育嬰堂之類的，但從來沒有證據。中國人民間信謠成風，往往就會欺負弱勢的傳教士，沒有底線的殺人。官府則反應奇慢，往往是敷衍了事。
《揚州教案》就很有意思。幾個年輕傳教士，組團到內地，成立“內地會”，去拓展神的荒漠。揚州爲什麼是內地呢，主要就是不是條約規定的16個口岸。
典型的互相擠兌，一方儘量手續合法；一方儘量創造謠言。騷擾和抗騷擾持續了將近一個月，在一個精神不正常的老秀才帶領下，成功的驅逐和羞辱這10幾個男女青年。索性沒有人員死亡。但憨態可掬的官府，還是惹怒了外交官，帶着軍艦去談判。
但這次動軍艦，議會卻是不痛快。當外務部新任大臣提出傳教士應該跟在貿易商人後面、而不宜擅自冒進的建議後，彼得堡主教麥基博士（Dr. Magee）忍不住反駁說：
“不知外相是指何種貿易？哪種商人？…是否跟隨鴉片商？或者應等到英國商人把他們各種罪惡灌輸給華人後，纔開始傳播福音？”…“英國的貿易利益雖然很重要，但有一些事情是比‘神聖的鴉片貿易’更要神聖。英國爲着‘神聖的鴉片’，不惜發動了戰爭；但有一些事情比這更加神聖 —— 就是服從主的誡命，到世界的地極去，不論安危，把福音傳給萬民…難道一個人成了宣教士，就應該失去他作爲一個商人應得的權益嗎？．．．如果一個基督教國家願意大力保護其國人從事不道德的貿易；但傳教士若得罪中國人，便需聽天由命，甚至幾爲暴徒所害，國家也就手旁觀，她還配稱爲基督教國家麼？”
揚州教案發生的那年，1868年，正是中英天津條約的修約談判陷入僵局、英國本土對華政策新舊交替有，此案之處理和結案方式的複雜而間接的國際因素。所以，有人抱怨“戴德生幾乎引起中英戰爭”，不僅僅是戰爭那麼簡單，大概會損失條約的利益。
強霖認爲，這裡的情況就說明歐美民間和議會是有影響力的。正義和價值觀，始終在歐美民間能夠發出聲音。
中國的國際傳教士很少，慈善基金也是往裡走。這個時期強霖知道的一箇中國國際傳教士是陸徵祥，就是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外長。出國不歸，留置在比利時，成了當地的傳教士。
中國這種基於價值觀的聲音太少，大部分是忠君愛國教育。當然，也不是官府的單方面的宣傳。士族們也是希望能夠聚集起忠於自己的力量，所以抑制";拜上帝教";成爲共識。
那麼，就要樹立敵人，日本人、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等等。英雄主義的內容就是誰做的狠而已。但無奈英雄總是先死，所以，敢死就成爲一種精神。
弱化這種精神，講究博愛一些，是否會成爲待宰的羔羊。強霖不敢下斷言。豁出一半人性命，去拼掉“敵人”，這種事中國人敢做，有人敢忽悠。問題得到什麼呢？強霖不相信求仁得仁。
聖約翰大學校長、美傳教士卜舫濟在1921年的演講中就視過激主義爲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障礙，聲稱“過激主義之傳播在各國，傳佈最甚的，莫如俄國”，其害處在擡高下等社會打壓上等社會，這是一個“手和頭的戰鬥”，“若是這種過激主義，常此傳播不已，則是世界進化的大障礙”。陸伯衡也認爲過激主義將使人類倒退於蠻荒、導文明於破產的境地，時代思想的危險莫過於它：“舊俄人民因受思想上過渡之刺激，與環境之歸納，發爲人類危險之思想，而過激主義以興。此過激主義者，果前進無阻，則其所至之地，必舉凡人類之系維，生人之幸福，悉破壞而剷除之，使人返諸野人時代。”
強霖自己從邏輯上，已經推導出這種可能性。也看到中原大戰的起因和危害，所以不贊同任何統一或者革命而引起的軍事。
蔣中正已經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承諾不再有宣示革命利益的戰爭。民國人的學者還是很多，這些邏輯不通的統一、革命，正是大家避免的。
蔣中正失去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各系的幫助，也不敢獨立北伐張學良。否則與安國軍兩敗俱傷的黃埔軍，無法阻擋桂系的逼宮。
雖然過激主義的傳播不斷，但是歐美的主義是邏輯化的，東方的過激主義卻是結合了士族精神。
強霖最近不得不研究彭湃、楊蔭等老資格紅黨。因爲他們已經交出了游擊隊，集中到了贛南。很多人認爲一些富戶公子小姐毀家革命，一定更是徹底的無產者。但彭湃顯然不是，他和楊蔭都是賣了家產建立游擊隊。但顯然歷史上有很多人毀家建立軍隊，但始終不放棄指揮權。士大夫精神的作用。
彭湃接受了武漢黃埔六期的“紅色黃埔團”，這個團是在廣州起義叫停後，成建制的開到”陸豐“，這個粵四軍教導團，還有1000多人。但彭湃卻損失了很多這些學生兵，而不補充。這些學生兵成立了一個師，由連長葉墉升任師長，白鑫擔任主力團長，他們都是黃埔四期的人。顯然他們很相信彭湃的名氣。
另一個南昌起義的24師餘部成立的師，也趕到陸豐，黃埔一期董朗做師長。同樣得不到補充，戰利品都歸彭湃的農軍。
董朗是個老革命，獨立思考能力強。自己先解散了這個師，帶着軍官先到贛州集中。兵們給了遣散費，趁着財務還沒有被彭湃沒收，自己都發乾淨了。現在他們都已經在紅軍裡面了。
彭湃的農軍始終不成氣候，無法成爲一隻軍隊。他們只是知道搶奪地主財產。葉墉的黃埔團不好說他們，但堅決不准他們傷害家屬的性命。雙方開始不滿，葉墉等人開始琢磨是否在信任這個彭湃。
現在這些團的軍官已經到了南洋的參謀班。這些人來自武漢黃埔，不是本部學生，政治教育多於軍事訓練。項英已經傳過話來，要求黨代表去講話。
強霖回話說，等自己安排完所有行程，再去看他們。如果誰不願意培訓，就地解散。
中國人的士族或者家族價值觀，在南洋也很普及。尤其是華商們，當然這些華商也有很多皈依當地的宗教或者基督教。但還是有很多人，尤其是陳嘉庚和陳六使、胡文虎等人，在恢復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受到很多當地人的質疑。
強霖理順了南洋的歷史和價值觀走向。
他不再考慮這些問題，而是考慮起南洋的石油問題。蘇門答臘還有很多石油沒有發現，能否讓英國公司去勘探？
是否是先建立一個煉油廠，建在南洋還是建在鎮江。還是各建一所，原油供應是否能夠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