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大學士新進名額決定後，緊接着朱由校又直接升了盧象升爲兵部尚書，而楊嗣昌則替爲兵部左侍郎，依舊替盧象升代管兵部日常事務。
對於孫承宗和孫傳庭還有王在晉也仍然掛着兵部尚書和左右侍郎的職銜，但並不負責兵部事務，而是依舊替朱由校總制三邊軍務。
而駙馬都尉鞏永固卻正式實授了戶部左侍郎的官職，且主要管理皇家工業公司和皇家銀行，當然皇家銀行依舊是由胡壽春直接負責。
不過，這也算是朱由校開了讓勳戚擔任朝中官員的先河。
之所以這樣做，自然也是跟皇家工業公司帶來的利潤已足以抵得上半個國庫收入的原因有關。
而朱由校將這個新興的且肥的流油的行當交給勳戚來主導，卻也算是對這些勳戚的拉攏，日後對文官鄉紳集團全面開戰時也不至於陷入孤立。
茅元儀回到歸安後就立即開始了對歸安織機的製造，並立即成立了皇家織造局，且花重金趁着絲綿等原材料還未上漲前大肆購買。
江南的商人們沒誰在乎新出來的這個皇家織造局會給他們的買賣帶來什麼影響，畢竟此時的皇家織造局看上去規模小得很，在動輒每天都有上千織工工作的大型織造作坊的他們而言，這樣的小作坊是成不了的氣候的。
因爲他們大作坊可以讓絲織品的價格定的很低但卻能獲得大量利潤，而小作坊能辦到嗎，若是價格低了，所取得利潤自然也跟着低，只怕也維持不了幾天就自己倒閉掉。
不過，皇家織造局在織造出第一批絲織品後不但沒有因爲有“皇家”二字而提高絲織品的價格，反而直接比市面上的價格低了整整一半。
有的商人在《大明日報》上撰文嘲笑說皇家織造局這是在賠本賺吆喝，故意坑朝廷的銀子去肥了自己的腰包。
但也正因爲皇家織造局降低了絲織品的價格，而使得許多人都來皇家織造局購買，如此一來，那些大作坊的私人老闆們的買賣反而下降了下多，他們也只得跟着降，並因此縮小了利潤空間。
許多商人開始不滿，都很是埋怨皇家織造局，且都說它要自己虧就自己虧何必降價害得整個織造行當的人都跟着吃虧。
甚至，因爲這事，浙o江道的巡按御史還借這《大明日報》的內容直接風聞言事，彈劾皇家織造局擾亂織造行當的秩序，使得百姓們因此而受到了傷害。
京城的朱由校收到後並沒有做出任何舉動，他自然知道一旦皇家織造局在江南絲織業打開局面就必然會遭受到傳統商人的反對。
但現在朱由校要做的是讓通過建立國家壟斷的公司去掌控大明的財政，所以他必須偏袒自己的皇家織造局。
那位巡按御史最終還是被罷職，而皇家織造局也沒有出現其他商人所預料的不出幾個月鐵定賠本的結果。
皇家織造局自從用了蒸汽動力作爲絲織品工作的主要動力後，對絲織品的改革推動就已經開始，成本大幅度降低，利潤卻大幅度提高，但在市面上的價格卻也跟着降低，而也正因爲此，便有了更多的百姓能購買起布料。
這就是一個國家生產力達後帶來的好處，不過這樣一來，也帶來更多的剩餘勞動力。
許多的傳統織造作坊因此而破產，大量的織工面臨這失業的問題，許多本來沒有土地還可以活下來的工人因此又要面臨生存的危機。
在不知不覺間，整個大明的危機就不僅僅是隻有農民無地可種的問題還有大量市民無工可作的問題。
當然，現在的皇家織造局同皇家玻璃廠一樣所帶來的利總體上還是大於弊的，畢竟每個月數百萬兩銀子的進賬對於曾經貧窮的大明皇帝朱由校而言，總算是能夠好好的幹幾件花錢的事了。
朱由校也意識到了隨着生產力的展會導致勞動力成本減少並使得大量無地平民更加難以生存的問題。
因而，在成立皇家工業公司的玻璃銀鏡廠和皇家織造局後，他又將工部的營繕司改組成立了皇家工程局。
而皇家工程局則直接由剛剛回京的工部尚書霍維華負責，霍維華在天啓七年到天啓八年間幾乎一直在外負責各處的水利的疏浚工程，因而對於組織民工和籌劃基礎建設等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
在朱由校給霍維華講解了何爲皇家工程局且和以前的營繕司有何不同後，霍維華倒也明白了其間的含義。
按照朱由校的意思，就是要讓皇家工程局負責整個國家的基礎建設，即繼續擴大對整個大明的基礎改建工作，這樣做一方面是爲了把賺到的多餘的錢都花出去，花出去的方式自然是通過基礎建設放到付出勞動的百姓們手中，另一方面自然是解決越來越多的無地農民的生存問題。
在國家的主導下，被大鄉紳們囤積在民間的財富開始流通了起來，並真正使得大明開始真正獲得了經濟展後的好處。
而且，這些好處並不僅僅是體現在軍事和科技方面，也不只是讓官員們明面上的收入得到了提高，在民生方面也讓老百姓們切切實實地體會到了許多好處。
僅以京城爲例，順天府在每條京城主幹道上每隔段距離就修建了由琉璃瓦和水墨磚砌成的看上去與普通民居無異的公共衛生間，且五城兵馬司還專門組織了無業百姓們去負責清掃大街和這些被現在大明百姓叫做“方便府”的公共衛生間，使得整個京城的衛生狀況得到大爲改善。
當然，京城衛生狀況能改善在於這些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提高以外，還跟兵馬司的人加大了對隨地吐痰和隨地大小便的處罰力度。
同時整個京城的排水系統也被從新大修了一番，使得整個京城的街道環境進一步得到了改善，即便是下雨天，整個京城也沒再出現積水影響人們出行的情況。
這些自然也開始在其他城市得到推廣，先是京畿的幾座大城，如通州、保定等地。
甚至，最遠到了濟南，也開始進行了城市系統改造。
而這一切自然也爲後來的抗擊席捲整個華北的瘟疫打下好的基礎。
同時，因爲公共服務體系的出現，而增加了就業崗位，許多百姓的生存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但也因此，使得越來越多的百姓往京城等大都市擠。
據順天府報告，光是在天啓八年夏季季度，整個京城就增加了百姓十多萬人，而且與往年不同的人，其中有很多不是因爲逃荒，甚至還有賣地而來的，他們來這裡只是爲了打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