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顧名思義，因紛爭而戰；或以戰的形式解決爭端。
1948年12月22日晚上8點，一羣從極端狂熱墮至極度悲涼的戰爭狂徒相繼走上絞刑臺。“櫻花瓣啊，悄悄而哀愁地落下來了。”前曰本內閣首相東條英機吟道。那個曾經面對南京大屠殺三十萬中國人的死屍沒有皺一下眉，面對珍珠港灣美軍最精銳的航空母艦的沉沒只有欣喜若狂的戰爭製造者和推動者，在自己生命即將終結的前夜，心情如此淒涼。這時候，他是否想起全亞洲最起碼有數千萬人死在他發起和推動的這場名爲戰爭實爲屠殺的暴行中？
我們爲什麼要痛恨戰爭，因爲戰爭傷害了人民。
我們爲什麼要歡慶戰爭，因爲我們勝利了。
我們爲什麼要審判戰爭，因爲需要建立一個秩序。
那個秩序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來懲罰戰爭肇事者和戰爭陰謀家，建立一個用和平通向和平的有效通道，防止將來再出現用戰爭來迅速揚名立萬而成爲區域乃至世界家長的後希特勒和後東條英機。
我們不願意用戰爭通向和平，因爲只要有戰爭，就有平民的傷害；我們期望用和平手段達到和平，因爲那樣成本最低，最皆大歡喜。但有人不願意，以戰爭的方式攫取利益最快最簡捷，以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最容易建立自己的絕對霸主地位。
歸根結底，無論正義戰爭還是非正義戰爭，它給世界帶來的絕對不僅僅是利益和公理的勝負那麼簡單，具體到每一個人，那就是撕心裂肺了。就像一名在北非戰死的英軍士兵的父母，在兒子的墓碑上寫的一段話一樣：“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名士兵；但是，對於我們，你是整個世界。”
此前的國際法體系裡，對於戰爭罪行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對於戰爭罪犯的懲罰也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作爲戰勝國的協約國一方想要對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爲首的德國領導層追究戰爭責任的時候，就發現他們居然處在一個無法可以的尷尬境地。而且，他們最想抓的人——退位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戰爭結束之前就出逃到了中立國荷蘭，荷蘭政府也不願意把他交給協約國。最後這件事情就只能不了了之。
1928年，世界各主要國家在法國首都巴黎簽訂了《非戰公約》，曰本也是締約國。公約明確規定不得把戰爭當作實施政策的工具，認定發動侵略戰爭的行爲是犯罪。1923年國聯曾起*《互助公約》，指出侵略戰爭是一種國際犯罪；1924年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議定書》也認定侵略戰爭是國際性犯罪。同時根據同盟國家剛剛公開發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六條“欺騙及錯誤領導曰本人民使其妄圖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第十條）“對於戰爭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嚴厲制裁”的規定，在戰爭之後追究曰本戰犯的戰爭責任，是同盟國必定會去做的事情。
在劉建業後世的記憶裡，正是出於這個目的，同盟國在戰爭勝利之後組織起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數十名策劃和發動戰爭的軸心國的甲級戰犯進行了長達數年的審判。東京和紐倫堡兩個國際軍事法庭一致確認了發動侵略戰爭和違反人道的行爲都是犯罪行爲，因此判決表達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意願。兩個判決，不僅制裁了德日主要戰犯，而且給了此後企圖發動侵略戰爭的人以強有力的警告。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條：“依照……協定，應設立一國際軍事法庭，以公正並迅速審判及處罰軸心國之主要戰爭罪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條：“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之設立，其目的爲公正與迅速審判並懲罰遠東之主要戰爭罪犯。”這些首要的或主要的戰爭罪犯有時又被稱爲“甲級戰犯”；他們都是當年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曰本政府中對策劃、準備、發動或執行侵略戰爭負有最高或主要責任的人物。這些人對於國家侵略戰爭政策的制定和侵略戰爭的進行是起過重大作用的。
對於這類主要戰犯或甲級戰犯由正式組織的國際法庭依照法律手續加以審訊和制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舉。在這以前，一個戰敗國的領導人物，即使他們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元兇巨魁，一般都是逍遙法外的，從來沒有受過法庭的審判和法律的制裁。
誠然，在歷史上，一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顯要在戰爭中一旦落在敵國手中被殺害或被囚禁的事情，是屢見不鮮的。最著名的近例便是1815年拿破崙一世被英、俄、奧、普等戰勝國流放在聖赫勒拿島終身囚禁。但是他的流放並沒有經過任何國際法庭或國內法庭的審判。用法律去制裁戰敗國領導人之事，確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新創舉。
但是，東京審判在消除曰本軍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時也有許多明顯的缺點。遠東法庭在懲處曰本戰爭罪犯和消滅軍國主義勢力上是不徹底的。主要表現在，一是作爲曰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元首和軍隊最高統帥的天皇沒有被追究戰爭責任；二是美國從本國立場出發，主要追究的是對美太平洋戰爭的曰本戰犯；三是在審判後期，美國出於自己遠東政策的需要，放鬆了對部分重大戰犯戰爭責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佈釋放19名重要戰犯，1950年又在刑期終了前釋放了所有曰本國內在押戰犯。其中被稱爲“滿洲之妖”的岸信介還於1957年出任曰本首相，其內閣成員半數爲曾被清洗的戰犯。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京審判應達到的效果，使戰後對曰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犯罪的清算並不徹底。
而其中最大的遺憾在於讓天皇裕仁逃脫了戰爭責任的追究。梅汝?指出：“在第二輪的審判過程中，我們得到無數的證據，足以證明他（曰本天皇）即使不是曰本侵略戰爭陰謀的發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個消極的陰謀的參加者。這一點，即足夠構成他從犯的罪名。”事實上，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的多數法官包括庭長韋勃也認定曰本天皇裕仁有罪。但是，由於當時的美國政府根據自己全球戰略的需要，制定了對天皇的處置方針：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訴天皇；但在新憲法中，天皇只是一種象徵性存在。從而將裕仁排除在被起訴戰犯的名單之外，這給戰後曰本一些政治人物拒絕正視那段侵略歷史留下了後患，給曰本戰後政治帶來了深刻的負面影響。正是這種不徹底，使得曰本一直不能真正正視自己發動的侵略戰爭及其戰爭罪行。
在後世的時候，劉建業對於在戰爭結束以後未能把實際上的曰本頭號戰爭罪犯天皇裕仁交給軍事法庭予以公正審判，追究其在戰爭中的責任，一直耿耿於懷。作爲曰本最高權力的掌握者，天皇裕仁對於曰本的軍政決策都有着最高的裁定權，沒有他的首肯，曰本的那些軍人和政客是根本無法發動侵略戰爭的。很簡單的道理，發動戰爭需要宣戰，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需要大本營“大陸命”，“大海命”，這些都是需要由那個個子矮小的天皇來加蓋天皇玉璽以後才能的。重要性略低於“大陸命”“大海命”的指令“大陸指”“大海指”雖然不需要天皇加蓋玉璽，但是都必須由陸海軍的參謀總長呈送御覽，得到天皇的首肯以後才能對外。況且，根據舊曰本憲法，天皇是曰本的最高統治者，掌握最高國家權力，曰本的軍部可以不對政府負責，也可以不對議會負責，但是必須對天皇負責，因爲天皇是曰本軍隊的最高統帥。因此，如果真得像在東京審判裡那些曰本戰犯們所描述的那樣，天皇只是一個由他們任意擺佈的傀儡，那纔是一個真正的笑話。況且，根據後世研究戰爭史的學者所發現的資料，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創始人，曰本軍醫中將石井四郎在20年代開始進行細菌戰研究時候的初始經費就是由天皇裕仁從自己的私人賬戶裡提供的，數額是每年20萬日元。這在當時絕對是一筆鉅款，因爲當時曰本的土肥原賢二領導的在上海的特務機關活動經費數量不過才每年2萬日元。731部隊在東北的活動經費都是由天皇在關東軍裡的代表，關東軍主計長（關東軍裡負責財務分配的最高職位）竹田宮恆德親王直接劃撥的。在731部隊的存在期間裡，幾乎每年都有曰本的皇族成員秘密前往位於哈爾濱郊外平房地區的731部隊進行視察。這裡面除了竹田宮恆德親王，還包括東久邇宮稔彥親王，朝香宮鳩彥親王這兩位陸軍的皇族大將。因此，說裕仁天皇是731細菌部隊的總後臺根本就一點也不爲過。只是這些罪行因爲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都在後來的審判裡被故意的漏過去了，而沒有當即公諸於世並受到清算。
現在，曰本戰敗投降的命運可以說是確定了，唯一的疑問就是曰本要堅持到什麼時候才肯投降。那麼，在戰爭勝利之後必然會對曰本戰犯們在戰爭期間裡所犯下的各種戰爭罪行進行清算。東京審判之所以不能算完美，除了美國人出於政治和冷戰考慮，對審判進行了政治上的干擾，但是，另外一個方面的原因也不能忽視。
曰本是在1945年的8月15日《終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的。但是，當時在曰本本土，尤其是曰本的首都東京，並沒有同盟國的軍人。這一點不像德國當時的情況。而盟軍的先遣部隊是在8月28日纔在曰本登陸的。從8月15日直到盟軍進入東京，存在有將近半個月的空白期。曰本政府和軍部充分利用了這一段時間，大肆焚燒各種政府和軍部的文件檔案，目的就是銷燬一切可能利用來證明其戰爭罪行的證據。在這半個月時間裡，曰本的政府機構和軍事機關終日籠罩在濃濃的煙霧裡，整車整車的文件被焚燒。根據後世的學者研究，曰本方面當時焚燒掉的文件佔當時文件資料總數的90%以上，以至於後來的東京審判時，同盟國的檢察官們在蒐集證據的時候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僅僅依曰本人來不及焚燒完而剩下的不到10%的文件資料，就已經可以證明那些戰犯們的滔天罪行，那麼如果這些證據的保存狀況比較完好的話，情況會是怎樣的呢？恐怕，至少曰本人的日子絕對會更難受。
所以，劉建業考慮的就是這個問題。爲了伸張人類的正義，爲在戰爭中冤死的人們報仇，必須要讓曰本的戰爭罪行得到儘可能徹底的清算。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搶在曰本人銷燬證據之前，搶先保住這些證據材料。
“劉，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我現在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在戰爭勝利之後肯定會對那些曰本的戰爭罪犯進行審判的。”麥克阿瑟將軍說。
“我不擔心這個，我相信他們只要是有罪的，就便會得到公正的審判。我擔心的是他們會在戰敗以後大量的燒燬證據。這樣，我們在對他們進行審判的時候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曰本是一個只有羞恥心，沒有罪惡感的民族。對於他們，我們不能以常人的思維去理解。”劉建業深吸了一口雪茄煙，說道。
“這倒的確是一個問題。那些猴子什麼事情都能幹的出來。你對此有什麼想法？”麥克阿瑟問道。
“我認爲我們很有必要在他們剛剛宣佈投降的時候，就搶先派出部隊登陸東京，搶在他們燒燬證據之前，佔領軍部和政府的機關，當然，最好還有皇宮。這裡面的檔案庫裡肯定存有大量的文件資料，足以用來證明他們的戰爭罪行，說不定，還有一些我們此前還不知道的罪行，例如虐待和殺死戰俘。”劉建業故意提到戰俘的事情。
“我個人對這件事情是支持的，不過，這件事情是很危險的。整個曰本本土現在到處都是瘋子，如果我們的部隊出現在那裡，是極爲危險的。”麥克阿瑟一方面對於曰本人在戰爭期間的罪行深惡痛絕，特別是虐待和殘殺英美戰俘，另外一方面也對事情可能出現的後果存在擔憂。
“如果美國朋友對此存在擔心的話，我不介意率領我的部下做爲盟軍的先遣部隊率先登陸曰本本土。目的地就是東京。”劉建業主動毛遂自薦。
“如果我們的中國朋友願意主動承擔這樣的任務，我是樂見其成的。”麥克阿瑟將軍說。
他最擔心的是美國軍隊登陸曰本以後面臨曰本軍隊時可能會面臨的危險和傷亡，但是，如果率先登陸的不是美國的軍隊，那麼事情就自然另當別論了。
“我們作爲同盟國的一個重要成員，願意爲此承擔自己的責任。”劉建業說道——
7月24日，杜魯門利用會議間歇的時候輕描淡寫地告訴了斯大林關於原子彈的事情。杜魯門走到斯大林翻譯身旁，漫不經心地說：“請你告訴最高統帥，我們已經研製出一種毀滅力量極不尋常的武器，我們打算用它來征服曰本人，我想戰爭很快就會結束。”斯大林聽後，冷靜地回答說：“我希望美國能好好運用它來對付曰本。”
杜魯門在談話中非常謹慎，他刻意避免用“核”或“原子”這類詞G來描繪這種武器。事後，丘吉爾問杜魯門：“會談如何？”
“他沒有問任何問題。”杜魯門回答。
斯大林當然沒理由感到吃驚，因爲早在1943年，蘇俄的情報部門就已經獲知美國的“曼哈頓工程”，事實上，當杜魯門還在遮遮掩掩談論原子彈時，蘇俄已經在兩年前就開始研製自己的原子彈了。
7月24日，杜魯門授意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作戰命令。命令開頭如下：“第二十航空隊應於1945年8月3日後，在氣候許可目擊轟炸的條件下，立即在下列目標之一投擲特製炸彈：廣島、小倉、新瀉、長崎。”
7月25日，戰略空軍司令卡爾斯帕茨少將在華盛頓接到作戰命令後，他立即飛到關島，下令李梅將軍和第五○九混合大隊隊長保羅W.蒂貝茨上校準備投擲核彈。
作爲對曰本的最後警告，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當天晚上9：20，盟軍向全世界廣播了波茨坦“宣言”。“宣言”表明如果曰本不接受無條件投降，那麼“盟軍將全面攻佔曰本本土”。“宣言”既沒有提到特殊武器，也沒有提及保留曰本天皇，“宣言”12章的最後一條表明：“一旦曰本建立起新政府，這個政府不但能夠滿足曰本人民自由表達意願的要求，而且熱愛和平、富有責任感，那麼駐日盟軍會盡快撤離曰本本土。”
7月27日早晨，東京的監聽員收聽了波茨坦“宣言”，隨後，他們趕往帝國圖書館，把匆忙抄錄的副本呈交給正在開會的政府內閣。鈴木首相和其他官員心情沉重地研讀了“宣言”，期間，外交部長東鄉仔細研讀“宣言”後發現，他們仍然有可能進行和平協商。但是，海軍參謀長豐田副武上將要求立即發表宣言：“曰本政府認爲‘宣言’極不合理，對此不予考慮。”最後，政府內閣同意讓鈴木首相公開譴責波茨坦宣言，但不能立即拒絕接受宣言，同時准許報刊刊登宣言的刪節本，但不允許發表任何評論。
隨後，鈴木首相在對外發言時，犯了一個G義學上的錯誤，從而造成了日後人類歷史上的巨大災難。當天下午4點，鈴木告訴記者：“在我看來，波茨坦宣言不過是開羅宣言的翻版，所以曰本政府不會認可它的重要性。我們對此不做評論。”曰本當時“不做評論”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指“沉默”，另一層意思是“殺死”，因此，若嚴格地按字面意思翻譯，意思是“用沉默殺死”——也可以理解爲“不做評論”。鈴木首相希望表達的意思是“不做評論”——這樣曰本政府纔有時間繼續研究宣言，然後再做出決定。然而，大多數曰本記者都是按字面意思解讀首相的講話，即：用沉默殺死或不加理會。他們認爲政府已經拒絕了波茨坦宣言。同時，好幾家報紙公然無視政府嚴禁對此做出任何評論的命令，都刊發了自己的意見。《每日新聞》頭條報道“一件可笑的事情”；《朝日新聞》評論道：“美國、英國和重慶的聯合聲明並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宣言僅僅是更加強了這些國家的合作關係，使他們能更快取得戰爭的勝利。
7月30日，《紐約時代》判斷鈴木的評論實際上意味着曰本人拒絕了波茨坦宣言，於是當天的報紙頭條標題爲“曰本正式拒絕盟軍促其投降的最後通牒”。美國政府也同樣認爲鈴木的講話表明拒絕接受宣言。杜魯門在聽到鈴木的講話後只說了一句話：“現在沒有選擇餘地了。”
此時此刻，曰本政府仍指望有蘇俄出面，作出某種有利於曰本的和平創議。東鄉外相電令曰本駐莫斯科的佐藤大使：“請再作努力，務使蘇俄對派特使去一事產生熱情。……關於此事，一日之差可能鑄成千年悔恨。”但是，蘇俄此時已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即將發動對日作戰，因此對曰本的呼籲繼續裝聾作啞。
美國此時則已不耐其煩，急於趕在蘇俄參戰之前結束這場戰爭。
這一天，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在華盛頓致電總統，請求下令投擲原子彈。隨即，杜魯門快速簽署了答覆命令：“批准提議。一切準備就緒，即可投擲。”
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巡洋艦在太平洋上高速航行九天後，在船長查爾斯麥克維伊上校的指揮下，於1945年7月26日安全抵達馬里亞納羣島的提尼安島。當時波茨坦會議正達成協議，要堅決打敗法西斯主義國家。船長正在組織大家卸載貨物時，有兩個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兩個人從加利福尼亞的馬雷島上船，他們都穿着美軍制服，自稱是炮兵軍官。但是他們行蹤詭異，實在不符合一個軍人的身份。他們把制服上炮兵專有的十字大炮衣領徽章弄得歪七扭八，而且其中一個總是呆在船艙裡，哪怕用餐，也不出來。他們的貨物也很奇怪，分別放置在一個15英尺長的木箱和一個非常沉重的圓桶裡，這些東西看上去不像是炮兵所有。最後，他們還用鏈條把這些東西焊接在甲板上。
麥克維伊船長雖然不知道這些貨物究竟是什麼東西，但他猜想一定很重要。因爲這兩個人曾告訴過他“每天輪船向前行進多少，勝利就會向前推進多少”。所以他取消了中途訓練新船員的計劃，而且在出海前，上級已經命令他誓死保衛貨物，“如果運輸過程一旦出現任何問題，所有船員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衛貨物，如果需要，可以用救生艇來運送”。
在卸貨過程中，由於船上的絞索只有六英尺長，沒辦法把那箱笨重的貨物下放到另外一條邊等待的船上（這條船將會把貨物直接運送到岸上）。不過在克服了這個困難後，卸貨工作很快就結束了。至此，從神秘任務中解脫出來的“印第安納波利斯”號輕裝上陣，平靜地駛向菲律賓羣島的萊特島，開始訓練，準備進攻曰本。但是，船員們仍在猜測箱子裡的東西可能是黃金，用來收買曰本結束戰爭。
在“印第安納波利斯”號上共有1200名船員，其中可能只有300人知道真相——他們船上所運載的貨物將會毀滅曰本。離開提尼安島三天後，他們發現至少有16艘曰本潛艇在跟蹤，最後I58號潛艇發現了他們的行蹤，伺機用魚雷將船炸沉了。如果那些貨物還在船上的話，別說是救生艇，就算上帝也保衛不了這批貨物。因爲只有一小部分救生艇和大約800人逃離了被炸沉的巡洋艦，而最後在8月3日獲救後，倖存下來的只有300名，其餘500名都已經葬身海底。
當這兩名假冒的炮兵軍官安全抵達提尼安島後，他們立即把裝有重要貨物的木箱和圓桶送到了一間活動房屋裡，這所房子位於陸軍航空部隊的北邊操場上，地方偏僻，房間裡不但裝着空調，屋外還有重兵把守。而事實上，這兩名冒充軍官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工程師和核專家，他們這次是奉格羅夫斯將軍的命令前來執行任務的。
幾天後，“曼哈頓工程”的總軍械師威廉帕森斯上校打開了木箱、圓桶和其他一些空運過來的神秘容器。帕森斯從木箱中拿出了一個鋼管，這根管子看上去有點像大炮的炮管；隨後，他又從別的容器中拿出了一個深灰色的金屬圓柱體，這個圓柱體上還鑽有一個孔；然後，他從那個鋁製條紋的圓桶裡拔出了一個小塞子，這個子彈形狀的小塞子與圓桶的質地一樣，它就是精製的鈾235。最後，帕森斯把這幾個部件和其他一些零部件安裝在一起，組裝成了一個看似簡單的組合裝置，至此，第一枚用於軍事行動的原子彈誕生了。
帕森斯把鈾圓柱體連接在鋼炮管的後端，然後把鈾235做成的小塞子插入後膛盡頭，屆時，這個鈾235製成的小塞子將被精確射入到鈾圓柱體的孔裡，一旦這兩塊裂變材料迅速結合在一起，就會達到臨界狀態，發生鏈式反應，釋放出巨大的原子核能，其威力相當於2萬噸TNT。
組裝部件和引爆炸彈要依序做好下列工作：插入子彈形狀的鈾235小塞子後，把一個普通炸彈中的扳機塞進後膛盡頭，裝上保險絲，一旦點燃引線，鈾子彈將以每秒900英尺的速度衝進炮口後端的鈾圓柱體內。完工後的鈾彈有10英尺高，28英寸厚，總重約9000磅。爲了與“胖子”區別開來（“胖子”是兩個星期前在阿拉默果爾多基地試驗的圓球鈈彈），“曼哈頓工程”的工程師們把這顆鈾彈命名爲“小男孩”。
7月29日，斯帕茨將軍從華盛頓飛到關島。經過長途飛行後，他從運輸機上疲倦地走下來，此時他已被任命爲美軍戰略空軍司令。在他的公文包裡放着一份由格羅夫斯將軍簽發的陸軍作戰計劃密令：8月3日後，一旦氣候許可，可以目擊轟炸，即可投擲“特別炸彈”。安全意識極強的格羅夫斯將軍並不願意簽發這份匆忙成書的文件，但斯帕茨將軍因爲怕揹負沉重的道德譴責負擔，一再堅持要一份書面根據。他咆哮道：“如果我必須殺死成百上千的平民，我不會依據口頭命令行事的，我要一紙文件。”
投擲原子彈的所有準備工作都已就緒，一旦投下原子彈，曰本將不得不屈服。提尼安島（一年前美國海軍剛剛從曰本人手中奪回）目前擁有四條8500英尺長的平行跑道，這些跑道將用於起降非常沉重的轟炸機。這個島嶼距離曰本中心城市近1500英里，剛好在“空中超級堡壘”——B29轟炸機的負載航程之內。這種波音公司製造的最新型高空飛行轟炸機只能運載一枚巨型炸彈和相關的監測儀器，之前，第五○九混合大隊隊長蒂貝茨上校已經帶隊駕駛着這些轟炸機從尤他州的溫德威爾機場飛抵提尼安島了。
第一枚空運原子彈在洛斯阿拉莫斯製造完成，有經驗豐富的帕森斯上校在提尼安島重新組裝好，如今正整裝待發。同時，一旦其他零部件抵達提尼安島，第二枚原子彈也將很快組裝成功。
斯帕茨將軍脫下飛行服，就立刻召見蒂貝茨上校和帕森斯上校，下達作戰命令。當他們聽到斯帕茨將軍宣讀命令時，這些人都在安靜地思量着每個人的具體任務。
李梅將軍曾指揮B29轟炸機對曰本領土進行輪番轟炸，因而熟知曰本的軍事部署，他將在下列4個城市中選出攻擊目標：廣島、小倉、新氵舄，和長崎。蒂貝茨上校今年剛剛30歲，是五○九混合大隊的隊長，他將選派人員與他一起完成這次任務，同時李梅將軍的副官也會協助他們。帕森斯是原子彈的助產士，他親自監督原子彈的登陸、安裝和運送等一系列工作。但是以上所有這些工作都得依氣象兵，氣象兵必須從被曰本佔領的中國領土上悄悄觀測氣象，並分析出未來幾天的氣象情況。
當斯帕茨宣讀完命令，將文件放回公文包後，他巡視四周：“先生們，你們的日程表都安排好了嗎？”在座的每一個人都點頭示意已完成。向曰本投擲原子彈開始倒計時了。
蒂貝茨返回自己的辦公室，開始考慮執行任務的合適人選問題。一年前，蒂貝茨就親自挑選士兵組成第五○九混合大隊，並一直以特殊的方式訓練他們。每次演習都要精確地投擲一枚仿真炸彈，然後急速上升離開模擬目標。這種訓練更適合輕便的戰鬥機，而不太適合沉重的四引擎轟炸機。不到最後關頭，蒂貝茨不會向士兵們透露訓練的惟一目的就是投擲原子彈，然後活着回來報告任務完成情況。現在他有了一枚真的核彈，不久，他就會有一個真的攻擊目標。
蒂貝茨需要七架B29飛機來執行任務。一架飛機作爲預備機，留在硫磺島機場，隨時準備替換髮生故障的飛機；另一架負責對首選目標的氣象偵查；另外兩架將偵查其餘目標的氣象狀況；還有兩架B29將近隨着運載原子彈的飛機，進行觀測（其中一架運載着儀器準備測試核爆炸的當量和範圍，另一架帶着一組照像機準備進行航拍）。
在兩架擔負觀測任務的飛機中，蒂貝茨安排一名優秀的飛行員查爾斯斯溫尼上校駕駛“偉大藝師”號，上校喬爾傑瑪夸特駕駛“91”號，負責航拍任務。蒂貝茨將親自駕駛運載原子彈的飛機，並挑出最好的領航員西奧多上校，還有投彈手托馬斯費雷比少校。
第五○九混合大隊一部分在溫德威爾機場訓練，其餘在古巴訓練。幾個月之後，蒂貝茨通過訓練知道西奧多很少錯估飛行時間，即使錯估也不會超過幾秒。費雷比從三萬英尺高空往瞄準點投擲炸彈，每次誤差不會超過100碼。其餘人員都是羅伯特劉易斯上校的手下。這位布魯克林的快槍手飛行員總喜歡提醒蒂貝茨，“我的部下是你見過最好的”。
8月2日，蒂貝茨向費雷比簡要介紹了此次任務，然後一同飛往關島。屆時李梅將軍將直接告訴他們任務的首選目標和兩個備選目標。李梅將軍表現得很輕鬆，他叼着雪茄，領着蒂貝茨和費雷比走到地圖前，仔細查找地圖表面，透過雪茄煙霧，他說：“保羅，首選目標，廣島。”
李梅之所以選擇廣島作爲轟炸的最終目標，因爲這裡有衆多的兵工廠，而且工廠附近住着很多熟練的工人，同時廣島也是曰本第二陸軍司令部所在地。但是李梅錯誤地以爲，廣島是4個選定目標中惟一沒有盟軍戰俘的城市。但是，他並不知道，市中心的廣島監獄裡至少關押着23名美國戰俘，其中13名是15天前被曰本擊落的沖繩基地的B24轟炸機機組成員。
小倉以前是一個軍事工業中心和武器生產基地，長崎是一個港口城市。萬一廣島上面陰雲密佈，蒂貝茨和投彈手看不到攻擊目標，那麼，小倉和長崎就會是候選目標。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不希望在炸彈投擲地點上出現錯誤，而事實上，當投彈手用雷達探測，選擇被雲層覆蓋的目標時，時常會發生類似的錯誤。並且，炸彈研製者們還希望得到爆炸的清晰圖片。
但是，蒂貝茨和李梅所重視的，首選目標仍然是廣島。他們彎着腰和費雷比少校一起在一堆照片中，尋找一個易於辨認的地面標誌，依這個標誌，就可以避免在瞄準點出現閃失，即使是在三萬英尺的高空。費雷比首先發現了這個標誌，他從這兩人中間斜插過去，指着一個棱角分明的T字形建築，這個建築物處於這個狹長半島的中心，它的存在使整個城市看上去像一隻伸開的手。它就是相生橋，距離廣島監獄不足半英里。李梅將軍興奮得直點頭，蒂貝茨也在大喊：“就是它！這是我在這場可惡的戰爭中見過的最完美的瞄準點。”
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李梅帶着第13號文件的完整複印件（蒂貝茨下令執行特殊轟炸任務的第13號文件）飛抵提尼安島。然後和蒂貝茨一同消失在有重兵把守的臨時軍營，在這個營地裡，“小男孩”被靜靜地放在橡膠輪胎底座上。李梅很快也離開了這裡。留給五○九混合大隊1767名機組成員這樣的訊息：很重要的事情就要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