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一個新物種，並不是輕鬆的工作，首先就得查詢有沒有前人的重複發現，僅此一項，有沒有電腦的時代都能累死人。
如果翻開植物分類學的書來看的話，一大堆的動植物後面，都有數量不菲的“異名”，擁有三五個異名，或者更多種異名的動植物不勝枚舉，而“異名”的意思，基本就可以說是“矮油，認錯了”的意思。
即使分類學家們再認真，鑑於地球上的物種如此繁多，出現異名依舊是不可避免的事，爲了不成爲異名組的一員，謝教授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勞。
不過，有離子通道實驗室的電鏡使用，又有離子通道實驗室的科研狗可供驅使，謝教授倒是很願意幫忙。
光是能用一下新款的電鏡就不容易了。
不像是楊銳，動輒百萬的購買設備，謝教授雖然也是北大的教授了，一年的經費卻只有10萬元不到。
這其實才是正常的經費分配模式，做植物分類學的，一年能有幾萬元的經費，已經很不少了。
這些錢，自然也不是讓謝教授來添置設備的，要用設備，他就去公共實驗室裡，其經費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交到公共實驗室裡，用來給大家一起購買設備了。
這自然是不太爽的，可也是沒辦法的事。
楊銳的離子通道實驗室，前年剛組建的時候，還是一臺儀器一臺儀器的攢機模式，誰都沒料到，他竟是攢的如此之快，一兩個月就一臺的速度，讓他的實驗室已然成爲國內頂級的生物學實驗室。
比他的實驗室好的也有不少，但要說全面超越就不太可能了，再怎麼說，楊銳的實驗室裡的儀器都是新採購的。
身爲研究者來說，儀器的所有權固然是個好概念，但偶爾能夠用用，也是很開心的事。這就像是小孩子去迪斯尼樂園玩，他當然想要迪斯尼樂園是自己家的，奈何投胎的時候不努力，後天再怎麼督促老爹也沒用了，但是，就算排隊玩遊樂設備，也還是很樂意的。
此外，謝教授還從楊銳這裡，學到了pcr的基礎使用——讓pcr的發明人當面教導pcr的使用，這種機會自然是不常有的。
因此，到了“張飛藍刺頭”的新物種發現的論文出欄，負責執筆的謝教授，竟是乾淨利落的將第一作者讓給了楊銳。
楊銳也沒什麼猶豫的就笑納了。雖然民間對於新物種的發現很感興趣，可從學術的角度來說，一篇新物種的論文就很普通了，要是鑑定出來一個新類羣倒是有點厲害，僅僅是藍刺頭屬的新種，也就只能發表到中文期刊上過過癮了，謝教授用鑑定工作兌換楊銳的pcr教學，也算是公平交易。
另一方面，憑着楊銳在生物學界的聲望，他發表一篇新物種的中文論文，更是一路綠燈。
往常需要兩三個月，甚至四五個月時間的審稿，只要九塊八……不是，只要八九天，竟就給審結了。
不用說，《植物分類學報》的編輯，肯定是沒遵守雙向匿名的標準，而向審稿人透漏了楊銳的身份。
在國內，或者說，在全球範圍內，這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尤其是大人物發表論文，更是幾多歡喜幾多愁的故事。
如果嚴格遵守雙向匿名的標準，誰知道負責審稿的學者，會不會腦子一抽，就給拒稿了？說不定還會寫上一封言辭激烈的評語。
像是楊銳這樣的學者，在中國生物學界，已經是頂級水平了。cns都發表了一遍，又是gmp委員會的委員，還有不俗的戰績，聲望刷的幾乎破頂，再加上名下擁有兩間實驗室的管理權，可以說，他的動向完全有可能改變中國生物學的走向了。
這樣的學者，要是被一家中文期刊拒稿，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如果中文期刊的拒稿理由充沛，那自然不用說了，期刊和拒稿人都能刷出大大的名聲，但是，就中文期刊目下的成色來說，他們想找一位能與楊銳對等的生物學家審稿，都不太可能，又有何資格拒稿？
這就好像是達爾貝科投稿到美國的普通期刊上，結果被科羅拉多大學不知名教授給拒稿了一樣。
學術界內的轟動效果一定會有，但絕對不是期刊社想要的。
從期刊社的角度來說，高聲望的頂級學者的論文是多多益善的，而高聲望的頂級學者的論文也不是不能拒稿，可要是拒稿的話，他們希望審稿人最好是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
要是遇到那種審稿人正好太忙或者太懶，結果將審稿交給了手底下的學生來做的坑爹事——此類坑爹事實在平常——那拒稿事件可就有意思了，等於說，頂級學者的論文被狗給拒了，就算聖誕節過的不好，狗也沒理由這麼爽來着。
也是因爲期刊社、審稿人甚至論文發表人有種種顧慮，雙向匿名的標準，在學術界向來只是普通學者的專利。
楊銳在世界頂級的期刊社或許還沒有特權，但偶爾涉足一下植物學界，得到特權卻是自然而然的。
沒幾天的功夫，竟而有社會媒體，將“張飛藍刺頭”給報道了出來。
於是，最近一段時間，一直想要採訪楊銳，問問他與諾貝爾獎的事情的媒體，才猛然發現，好傢伙，怪不得找不到楊銳，這廝原來跑到野外去了。
要說跑到野外也就跑到野外去了，逃避媒體的事，普通人見的少，媒體記者見的還少嗎？
但是，正常人跑路，怎麼想也不會發現一個新物種吧。
而且，還給新物種起名“張飛”？
你究竟是想隱姓埋名逃避媒體呢？還是勾引媒體去採訪呢？
記者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