⑿ 《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佔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⒀ 《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佔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瀋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幹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遊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以上是《左傳》一書中保留的十三個筮例。這十三個筮例中有三例是直接點明“以《周易》筮之”。十三個筮例中除兩例外，均稱謂一樣，即“遇某之某曰”。如“遇《觀》之"否"曰”。其卜筮出現的“繇辭”與今本《周易》一書裡的“爻辭”一樣，而那時不稱“爻辭”是稱“繇辭”。
《左傳》中的十三個筮例，有兩例的稱法，則是“其卦遇《蠱》曰”和“其卦遇《復》曰”。而且這兩例所引用的繇辭也不是出於《周易》一書裡的句子。這兩例是出自《僖公十五年》與《成公十六年》裡記載的卦例，這兩卦例是不同與《周易》的以外卦書。這種異於《周易》的卦書，並與考古上發現的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上的卦書相同。王家臺秦簡上的卦書，被學界認爲是《歸藏》，其卦畫符號及卦名稱與今本《周易》相同，但結構形式及內容與今本《周易》完全不同。這說明《左傳》一書裡記載的筮例，反映的筮書，僅僅是與《周易》裡的六十四畫符號及名稱相同，而內容不相同的筮書，至少有兩種以上，這符合《周禮》中所云的“三易之法”。
在《左傳》一書中出現的筮例共十三例，而其中有十一例，卻是以《周易》筮之，所出現的“繇辭”與今本《周易》裡的爻辭能夠一一對應。但從這十一個筮例的稱法中，皆不反映“九·六”爻題。從十一個筮例中來看，所反映的是一種不同於以“九·六”爻題爲結構形式的《周易》文本，我們給這種《周易》文本命名爲“春秋《周易》文本”。
《左傳》一書中既有記載“以《周易》筮之”的筮例，也有引證《周易》文辭說明問題或闡明觀點的引用例子，如同引用《詩》、《書》那樣，直接是用於說明事理的例子。我們也將《左傳》一書裡記載引用《周易》的例子列舉如下：
①《左傳·宣公六年》：“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瘳語，欲爲卿，伯謬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②《左傳·宣公十二年》:“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兇。’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兇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屍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③《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歸，覆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兇。’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兇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④《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谷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⑤《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
⑥《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後之姓，於今爲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從以上《左傳》裡引用《周易》的六個例子來看，無論是引用《周易》裡的句子，或是引用《周易》裡的名稱所作的解釋直接用於闡明事理時，則與《左傳》裡記載的十一個筮例，以《周易》筮之時所用的稱法是一樣的，即都是“某之某曰”的格式。
現將《左傳》裡記載的兩種運用《周易》（即卜筮與引用）時的稱法對比如下：
⑴《左傳》記載的用《周易》筮之時的稱法
《僖公二十五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
《昭公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襄公九年》：“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
⑵《左傳》裡記載的引用《周易》時的稱法
《宣公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
《襄公二十八年》：“《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
《昭公二十九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
通過對比來看，雖然是兩種用法，但顯然，所用的是一種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不過兩者運用時，在表述上是有區別。史巫用於卜筮時的稱謂程式是：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 ’。或省略去《周易》名稱而說：筮之，遇‘某之某曰’。如“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而其他人士在引用時的稱謂程式則是：《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如 “《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這“某之某曰”，如同“某篇裡的某句子”的說法。用今天的話說，猶如“《師》篇"臨"裡說”。而在卜筮上，猶如“《坤》裡的"比"繇辭說”。 爾後，才引出“某之某曰”裡的一句話（卜筮上稱“繇辭”），無論是引用以此闡明事理，或是卜筮以此聯想附會人事吉凶，表明所用的是一種《周易》文本。雖然春秋時期人們使用的是一種文本的《周易》，以《周易》卜筮時言“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引用說理時言“《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筮之，遇”；與“有之，在”，顯然是對《周易》的兩種用法，兩種話語，兩種性質的對待。從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流傳，就圍繞着《周易》形成了兩種話語與運用。“筮之”與“有之”也表明了兩者運用《周易》是有質的不同，既理性與非理性的區別。
“筮之”與“有之”，更是表明了當時兩者使用的《周易》是一種文本。當然那時的《周易》文本是不同於 今本《周易》的結構形式。
通過《左傳》一書中記載的筮例及引用當時《周易》文本內容來看，那時的《周易》文本，既不是用“九·六”這種數字來編排《周易》每篇裡的句子爲爻辭的“爻題”；而是以《周易》裡的六十四畫符號及名稱來編排《周易》每篇句子變成繇辭的“繇題”。最具有證據證明《左傳》裡所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爻題的結構形式，而是以《周易》裡的六十四個符號及名稱爲“繇題”（或稱“繇稱”）的結構形式，莫過於《昭公二十九年》裡所引的“《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這一引用例子了。
現將這一引用例子抄錄如下：
“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這一段記述了“昭公二十九年”的秋天裡有龍出現在絳城郊外，魏獻子聽說此事，並向蔡墨問龍一事。蔡墨回答魏獻子時，是引經據典來證明他認爲古時候是有龍的。蔡墨所引用的就是《周易》“乾”、“坤”兩文裡出現帶龍的句子，來證明所認爲古時候有龍的證據。這裡且不說引用《周易》一書裡帶龍的句子，來證明古時候有龍的說法正確與否，但這裡畢竟不是用《周易》來卜筮的例子。我們可通過這一引用例子中所引用《周易》“乾”文裡凡帶龍的句子內容及稱謂，以此再現“春秋《周易》文本”的結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