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周易》哲學思維方式的歷史成因
10
自戰國到兩漢是“天命”與“占筮”巫術理論化時期。因爲“天命”，“命定”與等級尊卑秩序是個相得宜彰的理論體系。“天命”尊卑等級與五化八門的占卜形式都與儒學者分不開。正是儒學家們完成了巫術的理論與方法（《易傳·繫辭》與《說卦》裡的巫術理論與方法；漢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神秘主義思想；王充“命理”思想，均爲後期八字批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中國的巫術迷信（薩滿文化）與“天命”觀念，由信命到知命，纔有了龐大的術數理論與應用方法。其目的是妄想通過“術數”以窺視命運“天機”，而妄想改變命運成爲人上人而去奴役他人。
“天命觀成爲中國人絕對精神理念。由天命迷信，纔有對王權尊卑等級制度的維護與依賴。也才認爲尊卑等級制度是天經地義的，即認爲世上的一切都被認爲是命中註定的，而不可改變的。所以纔有幾千年根本沒有多少變化的政治制度的存在。在過去的幾千年的歷史記載中，也沒有任何關於中國人渴望或者試圖爲變革其政治體制做出任何舉動。這種制度不僅僅代代相傳至今，還使被統治者樂天安道，早已對它習以爲常了。”（《中國人的德性》[美]何爾康比著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第20頁）
儒家既講統治者依德治民，又講政治倫理的尊卑等級。既講天命、符瑞，又講巫術（占卜，筮卜）理論與方法。
而後封建時期裡土生土長的所謂道教，嚴格上講是稱不上是宗教，充其量按現在的宗教標準可稱爲邪教。所謂道教是邪魔外道陣營。雖然道教沒能像儒教那樣成爲帝國的‘國教’，但一樣在帝國裡站有一席之地，並受到帝國的承認與支持。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根低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迎刃而解”。這實際說明了道教文化影響着後封建社會裡的中國人日常生活與思維。嚴格的說並不是“道教”，而正是“天命”，巫術迷信支配着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古代道教派雖標旁着道家人物與經典，而實質其教內活動的內容充斥着原始的巫術與迷信。道教是帝國裡新巫術的策源地，“河圖”、“洛書”無不與道教人物有關，神仙術、丹術同理無不與道教有關。道家思想與道教派對帝國時期的文化藝術影響之深。從六朝到宋元明清的諸多神仙，志怪小說不能不是受到道教派的影響。這些文學藝術又無不對大衆心理及思維影響之深。這也許就是魯迅先生所說根低結症所在吧。實際還是歸結到巫術迷信支配着中國人的思想與生活。
“道教與民間宗教關係中巫術或原始宗教特徵是最爲明顯的。秦家懿在其對中國宗教的考察中明確指出了民間宗教，道教與原始宗教的關係以及巫術性質。……秦家懿還指出：＂道教與民間宗教難以分清的另一原因是那些術土，算命人，相面人，風水先生所起的作用＂。這裡的算命人，相面人等都具有巫術即原始宗教的特徵。不僅如此，楊慶堃說：＂道教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爲中國原始宗教增添了很多人格神。在漢代之前，原始宗教大多侷限於自然崇拜，人物崇拜尚未在原始宗教體系中佔據重要的位置。從神學理論上說，原始信仰的系統化始於漢朝的陰陽學派，但其完善卻是之後由道教完成的。正是道教，將不同的原始信仰融合進一個共同的體系中。而道教的這樣一種巫術又僅爲民衆所熱衷，而且也同樣吸引了衆多來自統治階層的皈依者。＂總之，無論是民間宗教，還是道教，其前身都可以追溯至原始宗教，或者說，都與原始宗教有着一脈相承的關係。同時，它們又都有明顯的巫術特徵。我們大致可以這樣說，民間宗教與道教是原始信仰這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事實上，這也是學者們比較普遍的看法”。（《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09年版 第130頁）
“中國宗教”與巫術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正如吾淳在他的《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巫術與倫理的對立和共存》一書中總結韋伯論中國宗教與巫術的“親和”關係所揭示的那樣：“在馬克斯·韋伯有關中國宗教的論述裡，宗教或信仰與巫術的關係是一個最爲關鍵或核心的問題。這是因爲在韋伯看來，正是巫術宗教與先知宗教將中國宗教乃至整個東方宗與西方宗教區別開來。換言之，延續巫術，還是斥逐巫術具有宗教劃界的意義。因此，巫術，作爲一個關鍵語詞和核心概念，貫穿其對全部中國宗教研究（以及包括印度宗教在內的整個東方宗教）的始終。本着這種看法，馬克斯·韋伯對中國宗教與巫術的關係做了考察，其考察的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爲以下這樣一些方面：（1）中國宗教信仰中有着大量原始巫術的孑遺，或者說，原始巫術在以後的宗教信仰中被充分的保存和延續下來；（2）道教與巫術的關係至爲密切，就接續巫術而言，道教是完全徹底“傳統主義”的，本質上說，道教就是一個“巫術組織”；（3）一般認爲，儒家或儒教是非常理性的，但韋伯提醒我們在看到這一點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另一點，即儒家或儒教同樣有自己的巫術傳統，並且，基於種種原因，它會對巫術妥協；（4）佛教的出身是理性的，但大乘佛教已經初步或部分改變了佛教的理性傳統，至於傳入中國以後，受中國宗教和信仰的影響，佛教同樣也變成了一個巫術類型的宗教。韋伯的這樣一種認識與理論以及所內涵的合理性值得我們給予認真的對待。”（《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 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18頁）
從中國宗教性質以及中國人信仰來看，中國古代文化，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言：“中國古代文明是個薩滿式的文明”。人們的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巫術的思維上。
中國傳統文化特色是“天命”與“巫術”。“天命”與“巫術”成爲帝王時期的中國人的絕對精神理念。
正如布留爾所說：“格羅特關於中國人也指出了同樣的情形，一般的研究者們都經常強調‘野蠻人’非常‘迷信’。在我們看來，這意味着他們是按照自己的原邏輯的和神秘的思維行事。如果他們不‘迷信’，那纔是怪事兒，甚至是不可思議的哩。”（《原始思維》[法]列維—布留爾著，商務印書館，丁由譯，1981年版，第281頁）。
也正如在清末生活過一段時間的美國人切斯特·何爾康比所見中國人迷信，而這樣說道：“如果有人想找到一個可以很好地探究迷信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和結果的地方，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則是最恰當的選擇。這個民族的思維結構和精神狀態似乎完全被迷信的觀念浸泡着。在每一箇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迷信已經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無論工作還是娛樂，迷信都制約着人們的計劃。它可以使人們美夢成真，也可以使之成爲泡影，它能帶給人們萬貫家私，同時也能讓人傾家蕩產，身無分文。迷信還影響着男女間的姻緣，它不僅決定了哪兩個人可以結成連理，而且舉行婚禮的日子還要根據迷信來定。有時，人們在無法將事情處理好的情況下，就會迷信地認爲這必將影響一家之父與孩子們的關係，甚至可以使其陽壽大減失去生命。而當一個人死後，其後人在爲他選擇墓地的位置，出殯的時間以及入葬的方式上都少不了迷信。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瀰漫着迷信的氣味，無論最高統治者還是低級平民。人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它的影響和支配，甚至人們的一言一行。事實上，迷信歪曲了人們的正常理智和思維，它反覆於嚴密的邏輯之間，挑撥離間，顛倒是非。它不單單在個人家庭中潛藏着巨大的影響力，而且在國家重大的事務中，例如有關國家繁榮昌盛（我們且不說有關帝國生死存亡的事情）的問題，也往往是由迷信掌控的。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很多可供查證的事實。比如說，一個在中國居住，頭腦靈活的外國人一旦同中國人混熟了，那麼不久後他就會感到，迷信在這個帝國中就像天空中佈滿的蜘蛛網一樣。他整日都被困在這些蛛網裡，跌來撞去，雖然有時他會感到一絲樂趣，但是多數情況下還是會感到非常煩惱，無所適從。可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那些迷信觀念絕不是蜘蛛吐出的絲，而是堅不可摧的鋼線。”（《中國人的德性》[美]切斯特·何爾康比著 王劍譯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第97頁）
11
中國人非常迷信，是人共所知的。就是在今天的社會裡，迷信已然像幽靈一般，使中國人揮之不去。爲何原始的宗教信仰，卻在中國古代文明社會裡得到如此有效的延續。用張光直先生的話說，就是始終保持着一種文化的連續性，而不曾發生斷裂。
“中國宗教”保持着原始宗教的連續性，爲何是這樣呢？我們先秦不是也經歷了一場“精神運動”麼？按照雅斯貝斯所論，在公元前八世紀至前三世紀的人類文明過程中存在着一個歷史軸心時期。
“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可能性。……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許多悲劇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
“在所有地方，軸心期結束了幾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沒了古代文明。”
“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德]卡爾·雅斯貝斯著 華夏出版社 1989年版 第7頁 第13頁 第14頁）
確實臨近公元元年時的前幾百年裡，東西出現了一場“精神運動”，即雅斯貝斯所說“軸心期”成爲東西方兩個文化的發源地。古希臘那場精神運動成爲西方文化之源。而中國先秦諸子思想對後世的中國文化同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雖都稱謂一場“精神運動”，但結果卻是同途殊歸。兩地完全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形態。
按張光直的觀點比較準確的揭示東西文化特徵。即東西文化表現的是：一個是“突破性”，而另一個則是“連續性”。既然東方的中國是個連續性的文化，那麼先秦那場“精神運動”似乎沒有起多大作用。東方的“軸心期”並沒有結束幾千年的古代文明，而是延續了古代文明。
雖然張光直所講的“連續性” 與“突破性”的觀點，似乎單指的是人類從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期的東西文化特徵。但這個觀點完全適應中國古代社會，即先秦到清朝這個歷史時期，中國的文化卻保持着“連續性”。而西方自古希臘城邦時期，到歐洲的中世紀裡的封建領主制，再到近代的資本主義，其文化卻是個不斷的“突破”。若不“突破”，豈不還保持着城邦奴隸制麼？何來的封建到資本主義社會呢？但卻不可低估“軸心時期”東西方出現的那場“精神運動”。先秦的那場精神運動後，“帝國完成了統一後，完全獨立的思想家就不曾再出現過”。中國先秦的那場精神運動，倒是推波助瀾專制帝國制度的形成。這是先秦諸子的作用，也是必然的歸宿。而古希臘的那場“精神運動”，也並沒有阻止着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出現。歐洲中世紀並沒有沿着古希臘文明發展下去，而是斷裂與突破。但卻是值得肯定的是，西方文化自“軸心時期”後，結束了幾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沒了古代文明。而“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即古希臘時期的那場“精神運動”，卻是西方文化的活水之源。
但同稱爲“軸心時期”的那場“精神運動”的內涵，中西卻出現着巨大的差異，這差異筆者認爲主要是哲學差異。
雖然中國在所謂的“軸心時期”也經歷了一場精神運動，但結果卻沒有走向理性。
中國那場精神運動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即戰國時期的“城邦”時代，相對自由爭鳴環境，卻被諸子學說所催毀。引來的是專制帝國統治環境。自秦建立大一統的帝王家天下制度後，從此帝王制度在這塊東方大陸上歷久彌堅的“連續”了下去。這一制度形態卻停滯性的循環了二千多年。雖希臘城邦被馬其頓帝國所統治，卻使希臘文明得以在歐洲傳播開來，即把希臘的文明火種撒向了歐洲。
12
爲何先秦同樣被稱爲經歷了一場“精神運動”，但後來卻沒有走向理性呢？
從西周晚期，以《周易》爲開端，開啓了中國理性之門。孔子無疑受到《周易》一書的影響，推動儒學高度地理性化。但儒學又是王權主義倡導者。從戰國時期，雖着王權思想的上升，王權思想（仁政）轉向了專制主義思潮（法家主張），因專制必然與神秘主義結伴而行。《周易》裡的貴族（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哲學被巫史所閹割與後儒學所遮敝。而孔子與神學思想又是若離若即。古典哲學在“祛魅”上是無力的。正如吾淳所指出：“從西周末年一直到戰國後期，中國社會主要是知識界和思想界中出現了一個理性或無神論思潮的進步過程。這種狀況表明這一時期中國的知識與思想界已經高度地理性化地。毫無疑問，理性化精神爲整個中國文化奠定了十分堅實的基礎或提供了十分積極的成果，這特別體現在以儒家爲代表的思想傳統中。但從戰國中後期開始，中國的知識與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術的氛圍之中。它爲某些象數“結構”所迷戀；從根本上說，這就在於中國宗教始終保持着一種原生形態；同時，它也表明純粹的建立在哲學基礎上的“祛魅”是無力的，它的影響也是有限的；並且個別或少數的無神論者事實上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 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07頁）
而所謂的“軸心期”卻是個趨於理性的時期。
“我們看到的春秋以後的理性趨勢就是奠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從春秋末年到戰國中期甚至晚期的這樣一個區間，愚昧，迷狂已經退避三舍。所有這些大致就是我們在這一時期看到的圖景。這的確是一個理性勝利和高奏凱歌的時代。”（《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 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13頁）
事實上這一時段並非是“理性勝利的高奏凱歌的時代”。這一時段一方面體現的是理性的一面，但潛在着非理性一面在暗流涌動。否則也不會出現正如吾淳的這樣認爲：“戰國中期以後的知識與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這由“理性而迷信”
這似乎是個悖論，而事實戰國末期帝制興起，使那點理性徹底的被摧毀，全面的墜入一種非理性的迷狂之中。爲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釋是：“但我們要思考和發問的是，在中國，先秦時期如此盛極一時的理性精神爲什麼又會爲迷信所替代呢？特別是高度發展的無神論思想甚至思潮爲什麼又會爲巫術的氣氛所淹沒呢？我以爲：從根本上說，這就在於中國宗教始終保持着一種原生形態，也即原始信仰的傳統；用張光直的話說就是始終保持着連續性而未曾發生中斷或斷裂；……從戰國起，各種原始巫術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現。……鄒衍的五德始學說，《易傳》、《月令》、《呂氏春秋》、《淮南鴻烈》，以戰國末年到漢代各種各樣方土與儒生的思想與社會活動，董仲舒的目的論和王充的命定論。於是，原本較爲簡單的占卜方式通過知識與思想界魔術般的變換已經發展出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這其中，儒家命定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與命觀念相關，經術士與學者之手，占星知識也與風角，雲氣，骨相理論等相結合而逐漸落入民間……且在《易傳》基礎上所形成的象數學從此成爲中國學問與思想界的一門顯學，並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哲學；大量的儒生參與到讖緯活動中，使整個漢代的學術思想瀰漫着一片荒誕的氣氛，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日後的民間生活；至於方土，則更以神仙長生之說作爲騙取統治者的工具，我們清楚地看到它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事實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實踐意義的鼻祖。凡此種種，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中國未來宗教，知識與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 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21——122頁）
吾淳先生把戰國後期至帝國裡的巫術復興，歸結爲沒有實現宗教革命的原因。雖然戰國出現了百家爭鳴也被西方學者稱爲“軸心期”，也稱得上進行了一場“精神運動”，但並沒有扼制着巫術的全面復興，這是事實。若尋求原因，並不能歸結爲沒有出現宗教革命，而是沒有出現政治革命。因中國的宗教從來沒有強大到超過世俗政權，不同於歐洲的中世紀。中國在強大的專制王權裡，也不可能有何宗教凌架於王權統治之上。帝王專制正需要的是“自由”的“宗教”信賴，以成爲專制統治的有力工具。
事實上原始巫術在春秋到戰國從沒有退出人們的視線，這一時期的精英們只是更關注的是“王天下”的政治學說，在諸侯爭霸與生死存亡的“列國”競爭中，只是疏忽了巫術，而並無拒斥“天命”與“巫術”。隨着王權思想的上升，知識精英們最終以新的“巫術”，即神秘主義（象數，陰陽，五行）來爲王權專制做新的嫁衣。若追根求源爲何從戰國到帝制時期出現“有理性趨向非理性”，是因“亞西亞生產方式”或農耕生產方式與農業村落生活方式沒有絲毫的斷裂，進一步導致王權專制思想加強與鞏固，所以政治上一搞專制，迷信就回潮，這纔是根本的原因。
作爲王權制度支撐的儒家思想，本身與原始宗教是若即若離，而到戰國中期，隨着王權思想上升，儒家與神秘主義則是形影不離了。王權專制思想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專制理論的理性，而另一面是爲專制服務所需要的神秘性，即非理性。隨着專制思想的上升，與專制政體的加強，必然與神秘主義結伴而行。在專制的土壤裡，也不可能產生西方式的宗教（因西方的一神教是排斥巫術的）。農耕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不被斷裂，才導致中國宗教保持着原生形態，纔有專制帝國時期原始巫術迷信的大回潮。纔有戰國末期至漢產生出近乎譫妄和瘋癲的那些非理性的神秘思想學說；如《繫辭》、《說卦》、《老子》、《月令》、《呂氏春秋》、《淮南鴻烈》、《春秋繁露》、《論衡》以及天象星佔，風角卦氣，讖緯符瑞，八卦納甲等等。這種荒誕不經的巫術思維與神秘思想學說瀰漫着帝國的思想界。一場所謂的“精神運動”卻被全面的巫術氣氛所淹沒。這種譫妄與瘋癲一直延續到魏晉及兩宋，並達到新的神秘高潮，直到明清，中國人不能不變成衆魔纏身的“東亞病夫”。
這正是原始的巫術思維及原始宗教迷信，不但沒有斷裂與突破，反倒得到系統與理論化。巫術思維與原始宗教的觸角，完全觸伸到古代中國的各階層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古代中國典型的生產，生活方式適宜巫術思維與意識的延續，茲生與成長。
事實上先秦諸子精英的理性思想，所關注的是讓君王去如何統治，即如何去統治人民。雖儒家不凡大講仁政，但目的是提供給君王的統治術。在諸子的政治學說中，唯法家在對得巫術迷信上表現的更理性，排擊的更堅決。但法家將王權推向專制的金字塔尖時，也意爲就可以“王天下”，目的就達到了，也就撒手無策了。熟不知，握着強大專制權力的帝王，變成了肆意吃人的“魔獸”。在“魔獸”及其“爲魔做障”的一羣虎狼的利爪血口下生活的中國人，不皈依到巫術迷信裡，還有什麼精神支撐呢？正是極權專制制度，使原始巫術迷信徹底大回潮，這不能不與先秦諸子精英的政治哲學有關，是先秦諸子專制主義學說，間接的成了巫術大回潮起了作用，因爲巫術大回潮的推波逐瀾者正是帝王專制制度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