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三十一年，王忬上任浙江巡撫後，海禁政策變本加厲。
王忬由山東巡撫被嘉靖皇帝委任爲浙江提督，巡視浙江及福州、興州、漳州、泉州四府的剿寇軍務。王忬到任後，先後上疏總提供了十二條治倭策略，重用俞大猷、盧鏜、湯克寬等得力參將，抗倭主戰派。奏請朝廷解除了一批作戰不力的將領。招募勇敢，增添器械，厲兵秣馬，準備清剿浙江及福州、興州、漳州、泉州四府的倭寇。
朝廷大軍首先選中清剿的目標，是盤踞浙江舟山羣島烈表山上的汪直。汪直預感到明軍即將對他進行嚴厲的打擊，海商集團與朝廷官軍大決戰將不可避免。汪直爲了應對朝廷的殘酷鎮壓，積圾備戰，組建神機營，大量購買火藥，裝備佛郎哥火炮、鳥銃、三眼銃、快槍、火箭、千里銃等等，組成一支當時世界上罕見的火器特種部隊，並任用佛郎哥人安東尼作隊長。汪直這支火器特種部隊，主要由佛郎哥人、紅毛人、倭人、漢人組成的混合團隊，人數總共有500多人。佛郎哥人、紅毛人、倭人只佔少數，更多是漢人。
由於汪直在烈表山上倉庫中貯存足夠的器械彈藥，這支火器特種部隊如果能正常發揮的話，肯定能重創朝廷的官軍。王忬、俞大猷、盧鏜、湯克寬等抗倭主戰派也很清楚汪直這支火器特種部隊存在，評估汪直的戰鬥力後，他們一直不敢輕舉妄動。
自朱紈浙江總督率領朝廷大軍血洗雙嶼島後，汪直對朝廷的殘酷鎮壓徽州海商的暴行有着非常清醒的認識，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他不得不組建部隊及僱傭倭寇備戰，以期對抗大明朝廷的血腥屠殺。
黑雲壓頂，大浪將來，山雨欲來風滿樓。
對這場仗該不該打？朝中主戰派和主和派也爭得很激烈。大明文武官員圍繞海禁關閉還是開放？對“倭寇”痛擊還是招安？各執一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互不相讓，鬥爭極爲激烈。陷入忠奸、是非爭辨的泥沼，文武失和，互相揭陰私，進行窩裡鬥，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舉國不寧。
對汪直這種溫和海商只能招安，絕不能殘酷鎮壓，應該說朝中還是有這種明白人存在的。當然這種明白人不一定是有權的大官，他們儘管能發出聲音，卻一直被壓制，不爲當權者重視。海禁派後來得勢後，更是把持有不同政見、主張開放海禁的人通通打成奸臣。誰敢主張開放海禁，就給誰戴上奸臣的帽子。
嘉靖皇帝已給海禁派喂足料了，他被海禁派牽着鼻子走，喪失是非判斷。海禁派叫他跳就跳，爬就爬。
主張開放海禁的人真是大錯特錯嗎？他們真是收了徽州海商的錢，替汪直這些人代言說話嗎？
這根魚刺不只是卡在筆者的喉嚨中，也卡在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喉嚨中。梁啓超在爲鄭和寫的傳記中，在高度評價鄭和的同時，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爲什麼哥倫布之後有無數的哥倫布出現，而鄭和之後卻再無鄭和？但他沒有指出原因。
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帝國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鄭和率領的明朝海軍在艦隊規模、航海技術和組織協調水平諸方面都是當時的最高水平。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爲什麼鄭和之後再無鄭和？爲什麼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的國家最後卻退縮起來而錯失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原因就是大明朝廷實行嚴厲海禁政策，不支持私人航海，當朝官員把汪直這些人當成目無法紀的亂臣賊子。明初朱元璋爲對付海賊方國珍叛亂實行海禁政策的時候，當時沒有引起什麼負面效應。海禁雖然切斷了許多漁民的生活來源，但由於大量漁民被收編入伍，事實上是由國家供養起來，所以大大地緩和了由海禁造成的矛盾衝突。嘉靖年間實行海禁，打破無數漁民和徽州海商的飯碗，當這些人爲生計被迫幹走私貿易這一行時，明朝政府卻一律簡單地將他們全部當作日本的真倭寇處理，進行殘酷鎮壓。
那麼，類似鄭和下西洋的航海貿易爲什麼卻在明朝嘉靖年間被禁上呢？在明帝國內部，雖然分成海禁與反海禁兩派，存在着對商人遠航貿易商業行爲持有不同意見，但海禁派最終佔據優勢。一些所謂“憂國憂民”的海禁大臣認爲航海是一項淨投入沒有產出的事業，是一件無利可圖的賠本生意，是一件禍國殃民的事。
據統計，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隻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更是花費很大。到了明憲宗時，又打算下西洋，憲宗皇帝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資料，但是這些材料卻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最後一把火燒了），這位敢於抗上的官員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以千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位官員竟敢直指下西洋爲“弊政”，可見明朝內部缺乏遠見且反對航海所謂“正人君子”非常多。
而事實是，在停止國家組織的下西洋活動的同時，海洋也被封閉起來了。從明朝開國到第七次航行結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個十分突出的奇怪現象，一方面是國家花費巨資打造龐大的艦隊，三十年間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則是嚴厲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頻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禁頻海民私通海外諸國”。對於沿海居民的海外貿易，下令“嚴禁絕之”。明成祖繼位後，一方面大張旗鼓屢下西洋，另一方面卻是下令不許沿海軍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國”。總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權，它對於海洋擁有絕對的權力，百姓斷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貿易，更不用說海洋探險，有嚴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喚奈何！所以說，中國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並不是戰略重點的轉移、財政限制和有論者所謂的“黃色文明”，而是明朝統治集團對於海上活動的國家壟斷。
明朝海洋政策失敗的原因是國家放棄了國家經營，同時不準民間經營。
明帝國對人民海上活動進行禁錮。雖然民間在有明時代有數千萬無名英雄冒着違反國家法令的危險，憑着勇氣和求生的慾望，赤手空拳，乘風破浪，到海外開拓新世界。但是無一例冒着殺頭的風險，隨時遭遇朝廷殘酷鎮壓。
正是皇權的無限和絕對，正是國家對海洋權益的壟斷，纔是導致中國失去海洋數百年的原因。對人民海上活動進行禁錮──片板不能入海。這種政策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明帝國，從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動是犯罪行爲，人民一出海便成爲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爲有所發現而成了民族英雄。
自寧波朝貢事件發生後，當時的內閣首輔夏言等人竟將這件事情的全部罪過，歸咎爲市舶司的存在。夏言認爲，“倭患起於市舶”，要是沒有這個執行對外貿易的什麼狗屁市舶司，日本人就不會跑到大明朝來，他們不來，哪裡會發生這些事情！所以，夏言強烈建議，撤銷置市舶司。
嘉靖皇帝（明世宗）也是腦子進水，居然認爲夏言說得很有道理，於是就在當年，把沿海各省的市舶司都給撤銷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嘉靖皇帝這個舉措是極端愚蠢的。它非但沒能讓倭寇們自行從中國的土地上離開，相反，它成了明朝中期“倭患”日趨嚴重的最主要的原因。關鍵是打掉無數漁民和徽州海商的飯碗，生計無着的沿海百姓被迫淪爲“倭寇”。
只要有利潤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會有商人。與日本人的長期交往，讓許多沿海地區的富商大賈們都見識到了彼此貿易所能帶來的豐厚利潤。不少沿海豪戶，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進行着大規模的走私貿易，“法不能止”。
這些走私貿易存在的本身，其實是對明朝嚴厲的海禁政策與抑商政策的一種撥亂反正。大明朝實行的海禁政策，本身是違反了人性，違反了社會的常態的。
與富戶們的大規模走私相伴的，是明代中葉的政治腐敗，遍地貪官。土地的兼併程度尤其嚴重。沿海許多苦於生計的貧民，因此也紛紛入海求生。其中還包括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紳，以及窮困潦倒的秀才。
最後，這些勢力在非官方的潛規則的整合下，逐漸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武裝走私集團。他們得前哨是沿海的富商大姓，富商大姓們替他們囤積、銷售貨物。
當市舶司還存在的時候，民間的私市可謂相當繁榮，走私的貨物也能夠很順利地運銷出去。這些走私集團不會與那些“入貢”的日本人在銷售渠道上發生衝突。可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銷之後，“入貢”貿易的正常渠道完全被關閉，那些攜貨而來的日本人，只好將自己所帶的貨物，賒賣給本地的商人。走私集團的銷售渠道與日本“入貢”這的銷售渠道出現了嚴重的撞車。貨物無法順利銷售出去，許多日本人開始轉向更便捷的生財之道：燒殺搶掠！
因爲大明朝廷在實行海禁政策，這樣你就不難理解汪直爲什麼無法成爲第二個鄭和，無法成爲中國的哥倫布，只能被逼淪落爲海賊王。朝中反對海禁的明白人不是沒有，但他們通通被自以爲“英明正確”的海禁派打成奸臣了。
（這本書的*數據很撲街，我曾經悲觀並動搖，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喪感襲來時，冥冥之中有個聲音告誡我不能半途而廢。
──我可以承認失敗，但我不會不作任何努力就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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