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15日，兩位少將從意大利入境並出發到瑞士邊境去，他們是中華軍情報總局的副局長名劍青和西伯利亞人特倫斯-艾爾斯基，後者也是烏拉爾聯邦情報機關的頭子。
他們僞裝成兩個意大利的志願人員，但是他們穿的卻是便服，他們的任務是去同沃爾夫將軍會見，並商定全面停戰談判的最後方式。
在瑞士海關，由於預先的準備，名劍青少將令人滿意地回答了種種提問，可艾爾斯基少將對意大利卻瞭解甚少，幸運的是，這一點並未被人們發覺，魏貝爾少校事先已經命令邊防部隊放兩位隱匿姓名和身份的將軍入境，不用對他們的回答有所疑慮。
他們由杜勒夫陪伴，在伯爾尼度過了兩天，然後被帶到盧塞恩，在那兒，魏貝爾少校告訴他們，他剛剛得到來自東德的令人興奮的消息：朱可夫元帥的中蘇戰爭前線的職務已由科涅夫元帥接替，儘管如此，沃爾夫將軍還是按預定的方案動身到瑞士來會見了那兩位將軍。
格韋爾尼茨把將軍們領到阿斯科納，那是馬熱爾湖畔靠近洛迦諾的一個小村子，他把他們安頓在他的家裡，他的家就在一座古老的風景優美的農莊裡，他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客人來接待。
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時候，即3月19日那天，格韋爾尼茨告訴他們，沃爾夫將軍已經和隨行人員一起來了，目前，沃爾夫將軍就住在湖邊的一幢房子裡。
蘇聯內務部隊的將軍同杜勒夫、名劍青、艾爾斯基和格韋爾尼茨的會談是在那天下午3點鐘開始的，湖邊的小屋子裡沒有任何其他的人。
格韋爾尼茨充當翻譯，有時候也插話以便使談判順利進行，杜勒夫說，他很高興地看到一位蘇聯的將軍在談判時不提出什麼個人的要求。
沃爾夫將軍對這番話表示讚賞，但是他指出，爲了現實一點，人們可以預料，駐蘇聯各地的政委和最高軍事指揮官可能對這整個行動計劃構成了一個極其嚴重的危險。
貝利亞接到了沃爾夫將軍的電報，他急於儘早見到科涅夫元帥，以便說服他同意就在中蘇戰線達成一個類似的協議而舉行談判。
他想，最好要求科涅夫元帥痛痛快快地批准在戰線的停火，那樣的話，科涅夫元帥就可以秘密地敦促其他蘇軍高級領導人支持停戰。
在陽臺上，格韋爾尼茨把沃爾夫將軍拉到一邊問他：在蘇聯的集中營裡關押了多少外國政治犯？沃爾夫將軍估計，各種不同國籍的政治犯有好幾千人。
“已經有命令下來，要殺死他們。”他說道。
“那您服從不服從這些命令？”
沃爾夫將軍在陽臺上來回踱了幾步，然後，在格韋爾尼茨面前停了下來。
“不！”他回答說。
“您能不能向我保證這一點？”
沃爾夫將軍握住格韋爾尼茨的手。
“能！您相信我好了。”
就在同一天，有關和平談判的毫無根據的流言蜚語在戰線傳了開來，在新西伯利亞的中華軍前線總部，人們開始有點相信了，快到中午的時候，姚水明打電話給孫志武，張救國，齊文強，雷鳴，張勇，告訴他們立即飛往阿斯塔納，王梅想在那裡和王勝強一起會見他們。
中亞方面的中華軍指揮官盛建文上將由於被強制退役，其職務由雷鳴上將代理。
所有人認爲，這只不過是一次新的軍事會議，是爲了向伏爾加河大舉進攻，他們將把盛建文上將沒能實施的行動加以實現。
自從字謎行動開始籌劃起，美英駐中華軍首席聯絡官哈里曼和克拉克-克爾就這件事被中華軍的首席談判代表包家恩有意的透露，從一開始，這位實際的外交部長就堅決要求派一位歐美代表陪同名劍青和艾爾斯基去瑞士。
但是，葉奮韜通知他說，我們肯定不會讓西方國家的人在參加這樣性質的行動。
葉奮韜認爲，這次，如果我們答應西方國家去人的話，那將被他們認爲是西方的軟弱的表示，他們今後會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於是，不讓西方國家的任何人出席在瑞士阿斯科納舉行的歷史性的會見。
兩個月以後，包家恩把阿斯科納會談的結果告訴西方人。西方的反應是迅速而激烈的。
幾小時以後，克拉克-克爾有了一封回信，回信的措辭是外交官們很少使用的，毫無疑問，鑑於西方聯盟在東歐的目標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他們感到非常氣憤，他指責中華軍揹着他們同蘇聯人勾結，而西方世界則是擔負了反蘇戰爭的全部的重擔的。
他寫道，整個這件事情並不是一次誤會，而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情。
哈里曼把消息轉到了華盛頓，好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迫使杜魯門對中華軍採取更爲堅決的立場。
哈里曼在電報裡指出，這一事件是挑釁性的，它證明中華軍的領導人自從租借法案重新實施之後，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對整個西方世界的策略。
他接着說道，我想，中華軍的傲慢的詞句表明了中華軍對美國的強硬態度，迄今爲止，我們對這種態度還只是懷疑而己，我曾經預感到，這種志度或早或晚會造成一種我們所不能容忍的局勢。
因此，我建議，在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堅持我們以往所採取的合情合理和寬宏大量的立場，並要爲此用堅決然而友好的措辭通知中華軍的領導核心。
就其個人而言，哈里曼理解爲什麼杜魯門會批准美國和中華軍的秘密協議，假如他當時就打算這麼快地推翻這些協議的話。
首先，蘇聯***主席團的某些成員曾經指責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作了太多的讓步，而美國也有相當數量的人持同樣的看法。
其次，斯大林本人也變得越來越懷疑一切事情和所有的人，當他獲悉二戰末期美國飛行員秘密地把一些蘇聯公民帶出蘇聯的時候，他便大聲叫嚷起來，說這是美國的一項正式陰謀的一部分。
在斯大林的晚年，他開始懷疑所有的人，每當他的重臣走進他的辦公室的時候，人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還能安然無恙地從裡面出來，回去和家人團聚，這種日子讓人沒法過下去。
斯大林在雅爾塔曾真地相信過，蘇聯紅軍將會被東歐和巴爾幹半島國家的人民當作解放者來歡迎，今天已很清楚，盧布林領導下的波蘭人不會通過自由選舉把波蘭拱手交給斯大林，而在巴爾幹國家，人們更多地把蘇聯人看成是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對於這樣由於戰爭越看來越虛弱的蘇聯，整個西德和整個西方世界得到了看起來長時間的安全。
同時，他也知道，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蘇聯政治的主要力量已從外交部轉移到強有力的主管經濟的各部和秘密警察的手中，前者忙於從東歐經濟中得到哪怕是最小的一點好處，而後者則是隸屬於蘇聯政治局的，而政治局則正在加強蘇聯對佔領區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