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在截至1952年的進攻中，中華軍的南北夾擊的進攻意圖仍在實施當中，因爲孫志武上將指揮的兩路共8個裝甲旅和2個預備隊裝甲旅此時已開始將防區內的蘇軍向着葉尼塞河以西驅趕，雷鳴上將和張勇上將共6個裝甲旅也開始向裡海東岸寬達200公里的戰線發起進攻。
與此同時，突擊隊也已經佔領烏法，陸軍的連續行動使得伍思想上將再也坐不住了，他不斷向蘭黎明總參謀長抱怨，最後，蘭黎明總參謀長不得不直接見王勝強上將，向他闡述全線出擊方案的弊端，將之形容爲瘋狂的行動。
同時，他向葉奮韜表示，對於王勝強而言，身兼中烏盟軍最高司令官和陸軍總司令的雙重職務負擔過重，蘭黎明還認爲，烏拉爾聯邦的軍隊應當保留2個集團軍，而不是目前的3個集團軍。
烏曼斯基總統希望自己人能夠獨立擔任中烏盟軍一個方向戰役集羣的指揮官，但葉奮韜認爲一個戰略方向的指揮官一職應當由中華軍擔任，而不應由烏拉爾聯邦的人來擔任，因爲在戰場上中華軍佔據着絕對優勢，除此之外，兩人的想法幾乎完全一致。
與此同時，蘭黎明總參謀長一直在採取措施試圖解決中華軍的陸軍和空軍在進攻方案上存在的分歧，爲此，他於1950年10月7日在滿洲里召開了一次專門會議，但是在會議上並沒有能夠說服伍思想上將，海大江上將接受全線進攻、拖垮蘇軍的作戰方案。
事後看，從中華軍爲戰役所做的準備或者說根本沒有準備蘇軍大規模準備的角度講，這種爭論非常重要，因爲它顯示出中華軍對於1952-1953年年底前的形勢進行判斷的思路和方法。
雖然在以何種方式贏得戰爭的問題上存在着明顯的分歧，但中烏盟軍從來沒有動搖過贏得這場戰爭的信心，中烏盟軍所有想法都建立在他們不會輸掉這場戰爭的基礎之上，烏曼斯基和葉奮韜這兩個兒女親家所擔心的問題是怎樣以最小的代價和最快的時間贏得這場戰爭。
在1952年底，許多人已經開始認爲蘇軍此刻在烏拉爾山脈一線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但不容忽視的是，蘇軍此時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對手。
實際上，在1952年4月份開始的進攻中，中華軍可以明顯感受到蘇軍的實力，在開始爲期3個月的戰鬥中，中華軍和烏拉爾聯邦的軍隊傷亡高達12.5萬人。
從德軍的頑強抵抗中似乎可以找出一些積極信息，但中烏盟軍高級指揮官們卻認爲，如此大規模的作戰行動將給戰線過長的中烏盟軍帶來更大的損失。
此後的戰事表明，這些看法雖然過於悲觀，但並非沒有任何根據。
在中烏盟國前線最高司令部，負責情報工作的肯尼思-斯特朗少將指出，按照目前戰爭的進展，每隔幾天蘇軍就要損失一個師的兵力，面對這樣的損失，蘇軍被迫將戰略預備隊調往前線，隨時準備增援不同地方的戰鬥。
這種火併意味着蘇軍預備隊被迫陷入一場持續的消耗戰，爲了守住各個戰略要點，蘇軍四處調動，得不到一絲喘息，從一定程度上講，蘇軍由於疲憊不堪，戰鬥力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
此外，其他一些跡象也顯示，蘇軍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1953年夏天，中烏盟軍對烏法附近的進攻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有力的反擊，這與以往蘇軍的戰鬥作風大不相同。
因此，負責情報工作的肯尼思-斯特朗少將斷言，蘇軍戰鬥力已經遭到明顯的削弱，情報官員們還預測，在中烏盟軍現有的打擊力度之下，蘇軍下一步將會出現大規模的投降現象，因此，中烏盟軍當務之急就是解決戰俘的後勤保障問題，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判斷居然來自一名以悲觀主義而著稱的情報官。
負責情報工作的肯尼思-斯特朗少將是中烏盟軍前線首席情報官，他在二戰期間曾在英國軍隊服役，但是通過一些事情，肯尼思-斯特朗少將認識到自己在軍隊的發展前景很渺茫，最終退出現役。
肯尼思-斯特朗少將離開軍隊後的事業進展很順利，不過仍然保留着預備役的職務。
在情報工作方面，肯尼思-斯特朗少將曾經是一名專業人士，他的升遷一直同烏拉爾聯邦現在的陸軍總司令里克特-薩爾曼將軍的升遷息息相關。
在中華軍和烏拉爾聯邦聯合指揮這種背景下，由於烏拉爾聯邦總參謀部對孫志武上將的北路攻擊羣有成見，所以在情報系統內部也產生了矛盾。
烏曼斯基直截了當地指出，肯尼思-斯特朗少將是一名資深情報官員，而中華軍情報總局軍事情報處的首席情報官溫賽伯少將卻是專業炮兵出身，爲盡力避免兩個情報部門之間產生任何分歧和誤解，但充分的證據顯示，這兩個情報單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緊張關係。
就像烏拉爾聯邦軍隊對於他們的新任陸軍總司令沒有多大好感一樣，中華軍情報總局軍事情報處對烏拉爾聯邦的同行們也心存芥蒂，他們逐漸把肯尼思-斯特朗少將看成是一位極端消極主義者，因爲肯尼思-斯特朗少將始終傾向於認爲蘇軍在沒有調動東歐駐軍的情況下，仍有上百萬精銳軍隊部署在伏爾加河和烏拉爾山脈之間，自然，這種看法有悖於大多數人的判斷。
當時許多人都認爲肯尼思-斯特朗少將根本不瞭解基本情況，認爲他忽視了大戰過後蘇軍在後方忙於重組部隊的可能性，甚至忽略了蘇軍這幾個集團軍由於傷亡慘重已被臨時取消了番號的可能性。
儘管英美傳來的情報曾提供了蘇軍在東歐仍然部署有重兵並沒有任何調動情況的報告，但並沒有引起重視，因爲，當時存在的問題是，中華軍的情報官們一直認爲肯尼思-斯特朗少將過於謹慎，他所提供的有關蘇軍陳兵伏爾加河和烏拉爾山脈之間的報告可能是杞人憂天，所以中華軍前線指揮官一直對他的評估報告不予重視。
如果中華軍和烏拉爾聯邦情報部門之間有着充分交流的話，這種情報系統內部的互不信任現象也許就會消除，但很顯然，問題並沒有向着好的方向發展。
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局面：肯尼思-斯特朗少將和他的同事們與孫志武上將和盛建文上將指揮的部隊之間的聯繫比與中華軍總參謀部的聯繫還要低下，雖然從指揮層面上講，這樣也無可厚非，但前線的情報交流不暢也是不爭的事實。
儘管情報之間存在分歧，並且肯尼思-斯特朗少將對戰局也充滿了悲觀看法，但這兩個部門在一些問題上還是存在一致的看法。
例如，他們都不認爲蘇軍會在這一地區發起大規模攻擊，因爲當時的戰局對中烏盟軍有利，而且烏拉爾城到葉尼塞河之間的廣大地區雖然對蘇聯人來說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但畢竟，任何一支即將潰敗的軍隊都不會向一個剛剛進入俄羅斯冬季進入拉鋸戰的地區發起攻擊。
雖然這種觀點不是空穴來風，但中烏盟軍前線司令部還是將目光投向了這一地區，所有人清楚地知道前線兵力薄弱，蘭黎明上將時常提到蘇軍反攻的危險，尤其認爲蘇軍會將反攻地點選擇在烏法周圍地區。
懷有此種憂慮的人還包括孫志武上將和擔負守衛防線指揮任務的張救國上將，張救國上將對他的3個裝甲旅在前線的部署不太滿意，認爲前線的戰線拉得過長，很容易造成空隙，爲此，在烏法戰線進入冬季以後命令部隊收縮了20公里並構築了野戰工事。
所有人根據對蘇軍的現狀判斷，認爲蘇軍在烏拉爾城到中亞方面發起進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烏盟軍在這一帶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補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