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將毒品和相關的那些東西放在了一把扶手椅的墊子上。“這些就放這裡了，”她說，“我真的得走了。”
父母二人看看她，又看看對方，然後點點頭。
伊麗莎從沙發上站起身來。“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你？明天可以嗎？”
“不行，”帕蒂說，“我看不行。”
“等等！”伊麗莎跑過來，抓住帕蒂的手，“我把所有事都搞砸了，但我會好起來的，然後我們就可以再見面了，好嗎？”
“好，可以。”帕蒂繼續說着謊，伊麗莎的父母走過來，將女兒從她身邊拉走。
外面，天空已經放晴，氣溫幾乎降至零度。帕蒂大口大口地將新鮮空氣深深地吸入肺裡。她自由了！她自由了！哦，她多麼希望可以現在回去再次和熊隊較量。就算現在是凌晨一點，就算腹中空空，她也感到自己志在必得。她沿着伊麗莎公寓外的街道全力奔跑，爲她的自由欣喜不已，第一次，她耳中聽到了教練三小時前說過的話，聽到她說這僅僅是一場比賽，每個人都有發揮失常的時候，到了明天她就又會是她自己了。她感到自己準備好了，準備好比以往更用心地投入到體能和技巧訓練當中，準備好與沃爾特一同去看更多的戲劇演出，準備好告訴媽媽：“妹妹被選中的消息真是太棒了！”準備好從所有方面去做個更好的人。她在滿心歡喜中如此盲目地奔跑，沒有留神人行道上黑色的冰塊，直到她的左腿滑出人行道，絆在右腿後面，直到她的膝蓋被扯開了一個大口子，人躺倒在地上。
關於接下來的六個星期沒有太多可說的。她接受了兩次手術，第二次是爲了處理第一次造成的感染，之後她就成了一名熟練的柺杖使用者。她媽媽在她第一次手術時搭飛機趕來，由於她對待醫護人員的態度就好像他們都是些智力可疑的中西部鄉巴佬，帕蒂不得不一再替她道歉，此外，只要喬伊斯不在病房，她還得表現得格外友好。而當事實證明，喬伊斯對醫生的不信任或許是正確的，帕蒂大爲失望，但直到第二次手術的前一天，她才把要再動手術的消息告訴她。她讓喬伊斯安心留在紐約，不用再飛過來，她身邊有一大堆的朋友可以照顧她。
沃爾特·伯格倫德從他母親那裡學會了如何悉心照顧生病的女人，他利用帕蒂長時間的行動不便，重新插入了她的生活。帕蒂做完第一次手術的那天，沃爾特抱着一盆四英尺高的小葉南洋杉出現在病房，說她可能更喜歡盆栽植物而不是活不了幾天的鮮花。之後，除去週末回希賓幫父母幹活，他幾乎每天都擠出時間來看望帕蒂，並很快以他的友善贏得了她的運動員朋友們的喜歡。當中那些相貌平庸的姑娘對沃爾特聽她們說話時的專注度大爲欣賞，說還沒有哪個男孩像他這樣不計較她們的長相。凱茜?施密特，帕蒂最聰明的朋友，聲稱沃爾特的才智足夠讓他進最高法院。女運動員世界裡來了這樣一個人人都覺得可以自然放鬆地與之相處的男孩，這實在是件新鮮事，在學習間隙，大家一起在休息室裡鬼混，彷彿他也是女孩中的一員。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瘋狂地愛着帕蒂，所有人，除了凱茜，都認爲這是一件大好事。
凱茜，如之前提到的，比其他人更爲敏銳。“你並沒有真正愛上他，是吧？”她說。
“可以說是，”帕蒂說，“但也可以說不是。”
“那，你們倆還沒有……”
“沒有，我們什麼都沒做過。我可能不該告訴他我被強姦過。我說了之後，他變得怪兮兮的。變得格外……溫柔……體貼，還有難過。
現在他好像在等着我的一份書面許可，或者說等着我採取主動。可我現在拄着拐，有心無力呀。感覺就像我身邊跟着一條非常友好、訓練有素的小狗。”
“這可不怎麼好。”凱茜說。
“是啊，確實不好。但我也沒法趕他走，因爲他對我好得不得了，我也的確喜歡和他聊天。”
“你有點兒喜歡他。”
“沒錯。或許比有點兒還要更多些。但……”
“但是你沒有爲他瘋狂。”
“完全正確。”
沃爾特對一切都感興趣。他仔細閱讀報紙和《時代》週刊上的每一個字，等到四月，帕蒂可以半自由活動了，他又開始邀請她一起去聽演講，看藝術電影和紀錄片，這些原本是她做夢都不會想到要去做的事。不論是因爲他的愛，還是因爲受傷爲她創造出了大把的空閒時間，總之，這還是第一次有人透過她的運動員外殼看到了她的內在光芒。
儘管她覺得除了體育，自己對幾乎所有知識領域的瞭解都比不上沃爾特，但她還是感激他讓她知道，她其實是個有自己的想法的人，而且她的想法可以和他的不一致。（這點和伊麗莎形成鮮明對比。如果你問伊麗莎美國的現任總統是誰，她會笑一笑，說這個她可不知道，然後就將另一張唱片放入她的立體音響。）沃爾特的腦袋裡裝滿了各種嚴肅而獨特的見解——他痛恨教皇和天主教會，卻贊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希望這可以促使美國更好地節約能源；他推崇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認爲美國也應該採取類似措施；與三裡島核事故相比，他更關心汽油的低價格和開發高速軌道交通系統的必要性，說後者將會使客車絕跡，等等等等——而帕蒂則喜歡大力贊同他反對的事情。她尤其喜歡就女性的屈從地位和他爭論。學期快要結束時的一個下午，兩人在學生活動大樓一邊喝咖啡，一邊就帕蒂的原始藝術課教授進行了一番難忘的對話。帕蒂用讚許的口氣向沃爾特描述了該教授的講課內容，對她認爲他個性中欠缺的部分給予了巧妙的暗示。
“呸，”沃爾特說，“聽上去又是一個滿口談性的中年教授。”
“哦，他講的都是些和生育有關的雕塑，”帕蒂說，“如果我們能找到的五萬年前的雕刻品都是和性有關的，這可不是他的錯。而且他長着一把白鬍須，單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可憐他了。我是說，你想想看，他站在講臺上，試圖大談特談‘今天的年輕女性’和性的話題，你知道啦，我們‘瘦巴巴的大腿’什麼的，他知道他讓我們不舒服，也知道自己長着白鬍須，上了年紀，而我們都還，你知道的，很年輕。但他還是忍不住要說那些話。我覺得那真是不容易。自己忍不住讓自己出醜。”
“可那些話多冒犯人！”
“而且，”帕蒂說，“我想他可能確實喜歡粗壯的大腿。我看多半就是這麼回事：他喜歡石器時代的審美。你知道啦，就是肥胖。他如此醉心遠古藝術，真讓人感動，還有些令人心碎呢。”
“但你難道不覺得被冒犯嗎，作爲一名女權主義者？”
“我可沒有真的覺得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
“難以置信！”沃爾特說，臉都漲紅了，“你不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嗎？”
“這個嘛，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
“但是，你之所以能來明尼蘇達大學，就是因爲你拿了運動員獎學金，換作五年前，這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你能來這裡就是因爲有女權主義的聯邦法律。你能在這裡就是因爲有《教育修正案第九條》。”
“但第九條說的不過是基本的公平而已，”帕蒂說，“如果有一半學生是女性，那麼她們就應該得到一半的體育撥款。”
“這就是女權主義！”
“不，這是基本的公平。因爲，比如說，安?梅耶斯，你聽說過她嗎？
她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熊隊的明星球員，剛剛和NBA簽了約。這太荒唐了。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還是個女孩。她永遠沒機會上場的。
與女人相比，男人天生就是更出色的運動員，且將永遠如此。這也是爲什麼看男子籃球的觀衆要比看女子籃球的多上一百倍——在體育上男人能做的事遠遠超過女人。想否認這點是愚蠢的。”
“可是如果你想當醫生，而他們不讓你進醫學院，因爲他們更願意錄取男學生呢？”
“那當然也不公平，不過我沒想當醫生。”
“那你想做什麼呢？”
因爲她媽媽一直不懈地鼓勵女兒們要有了不起的事業，也因爲在帕蒂看來，她媽媽不是個合格的家長，或許正是這種欠缺，使帕蒂想做個家庭主婦，做個出色的媽媽。“我想住在一棟漂亮的老房子裡，生兩個孩子，”帕蒂說，“我想做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媽媽。”
“你也想同時有自己的事業嗎？”
“撫養孩子就是我的事業。”
他皺皺眉，又點點頭。
“你看到了，”她說，“我不是個有趣的人。我不像你其他朋友那麼有趣。”
“你大大地錯了，”他說，“你是個非常有趣的人。”
“哦，你這麼說，真是太好心了，可我覺得這不怎麼講得通。”
“我認爲是你太小看自己了。”
“恐怕你對我的看法不夠客觀，”帕蒂說，“我打賭你連一件能證明我有趣的事都舉不出來。”
“好吧，首先，你有體育才能。”沃爾特說。
“運球、運球，的確有趣。”
“還有你思考問題的方式，”他說，“你覺得那個討厭的教授讓你感動，讓你心碎。”
“但你不同意我這個看法！”
“你談論你家人的方式，你講述關於他們的故事的方式。還有你遠離他們，在這裡開創屬於自己的生活。所有這些都非常有趣。”
帕蒂之前從未和如此明顯地愛着她的男人相處過。當然，他們當時真正談論的其實是沃爾特將手放在帕蒂身上的。隨着和他一起共度的時間越來越多，她越來越意識到，儘管她不夠好——而且也許正是因爲她不夠好，因爲她有着近乎病態的好勝心並且容易被不健康的事物吸引——她確實是個相當有趣的人。而沃爾特在熱切地堅持着這點的同時，也無疑使他自己在帕蒂眼中變得有趣了起來。
“如果你這麼認同女權主義，”她說，“那爲什麼你最要好的朋友是理查德呢？他對女性不是不怎麼尊重嗎？”
沃爾特臉色一沉。“的確如此，如果我有姐妹，我一定不會讓她和理查德碰面。”
“爲什麼？”帕蒂問道，“因爲他不會善待她？他對女人不好嗎？”
“他並非有意那樣做。他喜歡女人。只不過他很快就會厭煩。”
“因爲我們女人是可以互相替換的？因爲我們只不過是物品而已？”
“他沒有這麼政治化，”沃爾特說，“他贊同男女平等。但對他來講，那更像是一種癮，或者說是他的種種癮之一。你知道，他父親是個大酒鬼，而理查德不喝酒。但其實這和在狂歡之後將酒櫃中的酒全部倒入下水道是一回事。這就是他對待他覺得厭倦了的女孩的方式。”
“聽上去很可怕。”
“是的，我尤其不喜歡他這一點。”
“可你依然和他做朋友，儘管你是個女權主義者。”
“你不能僅僅因爲朋友不夠完美，就不忠於他們。”
“那當然，可你得努力幫他們改善。你得向他們解釋，爲什麼他們的所作所爲是錯誤的。”
“你就是這麼對待伊麗莎的嗎？”
“好吧，你說得有理。”
兩人再次說上話時，沃爾特終於用電影加晚餐的約會模式邀請了她。結果電影還是免費的（這就是沃爾特的典型作風），是一部名叫《雅典惡魔》的希臘語黑白片。他們坐在藝術系的電影院裡，周圍都是空座位，等着影片開始時，帕蒂聊起了她的暑假計劃。她打算和凱茜一起住在凱茜父母在郊區的房子裡，繼續她的物理治療，併爲下賽季復出作準備。出乎意料的是，在空蕩蕩的電影院，沃爾特突然問她願不願意住理查德的房間，因爲他正要搬去紐約。
“理查德要搬走了？”
“是的，”沃爾特說，“紐約是一切有意思的音樂的誕生地，他和赫雷拉想重組他們的樂隊，試着在紐約發展。而我的房子還有三個月的租期。”
“哇，”帕蒂小心地調整着她的表情，“我可以住他的房間。”
“如果你住進去，那就不再是他的房間了，”沃爾特說，“那將是你的房間。那裡離體育館很近，我想這總比你從伊迪納搭車要方便得多。”
“那麼你是在邀請我和你同住嘍？”
沃爾特臉紅了，避開了她的眼睛。“顯然你會有你自己的房間。不過，當然了，如果你想一起吃晚飯或者一起玩，那就再好不過了。我想你可以信任我，我會尊重你的私人空間，但當你想要有人陪伴的時候，我也會在那裡。”
帕蒂盯着他的臉，努力想理解他的意圖。她感到：（一）被冒犯；（二）聽到理查德要搬走了，很難過。她幾乎要建議沃爾特最好先吻她，如果他想要邀請她和他同住的話。但是，被冒犯的感覺如此強烈，以至那一刻她不怎麼想被親吻。就在這時，電影院的燈暗了下去。
自述人記得，《雅典惡魔》講的是一名戴着牛角框眼鏡的溫和的雅典會計，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現在報紙頭版，文章標題爲“雅典惡魔在逃”。街上的雅典人立刻開始對他指指點點，追趕他，就在他快要被逮捕的節骨眼上，一夥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罪犯，救了他，他們誤以爲他就是他們的惡魔頭領。這夥人有個大膽的計劃，像是去炸掉帕特農神廟之類的，主人公一再解釋說他只是個溫和的會計，不是什麼惡魔，可這夥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的幫助，而城中的其他人又如此狂熱地想要把他殺死，最終神奇的一幕發生了：他摘掉眼鏡，搖身變成他們無所畏懼的領袖——雅典惡魔！他說：“好吧，夥計們，咱們要這麼幹。”
看着電影，帕蒂在那個會計身上看到沃爾特的影子，想象着他也像劇中人那樣摘掉眼鏡。後來，當他們在韋肖餐廳吃晚飯時，沃爾特將這部電影理解爲一則寓言，認爲它暗喻了戰後希臘的事業，他向帕蒂解釋說，美國需要在東南歐找到北約夥伴，所以長期支持那裡的政治壓迫。那個會計，他說，其實只是個普通人，可以代表任何一個最終接受自己的使命、加入到反對右翼壓迫的激烈鬥爭中的人。
帕蒂在喝酒。“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說法，”她說，“在我看來，電影講的是主人公之前從未真正活過，因爲他過於負責任，過於怯懦，對自身的潛能一無所知。直到他被誤解成雅典惡魔。雖然在那之後，他只活了幾天，但死亡於他已經無所謂了，因爲他終於發現了他的潛能，用他的人生真正做了一些事。”
這番話似乎令沃爾特吃驚不小。“可是，像他那樣死去沒有任何意義，”他說，“他一無所成。”
“那他爲什麼還要那樣做？”
“因爲他覺得，他和救了他的那夥人是一個集體。他意識到他對他們負有責任。他們是一羣不得勢的人，他們需要他，而他選擇忠於他們。他是爲他的忠誠而死的。”
“老天，”帕蒂驚歎道，“你可真是個正直得出奇的人。”
“我可沒這麼覺得，”沃爾特說，“有時我覺得自己是這地球上最傻愣的人。我倒希望我可以騙人，可以像理查德那樣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做個藝術家什麼的。這並不是因爲我正直才做不到。我不過是不具備那樣的素質。”
“那個會計也認爲他沒有那個素質。可他讓自己大吃一驚！”
“你說得沒錯，可那不是一部寫實影片。報紙上的照片並不僅僅是看上去像他，那就是他。如果他向當局投案自首，最終他可以把一切都解釋清楚。他錯就錯在一開始選擇逃跑。這就是我認爲它是個寓言的緣故。這樣的故事不真實。”
和沃爾特一起喝酒，帕蒂感覺怪怪的，因爲他滴酒不沾，而她還沉浸在不顧一切的惡魔情緒裡，很快就喝了不少。“摘掉你的眼鏡。”
她說。
“不行，”他說，“那樣我就看不到你了。”
“沒關係。我而已，帕蒂而已。摘掉它。”
“可我喜歡見到你！我喜歡看着你！”
他們的目光相遇了。
“所以你纔想讓我和你住一起？”帕蒂說。
他臉紅了。“是的。”
“哦，那麼，或許我們應該先去看看你的公寓，這樣我纔好作出決定。”
“今晚？”
“沒錯。”
“你不累嗎？”
“不，我不累。”
“你的膝蓋感覺怎樣？”
“我的膝蓋感覺很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