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中國對外貿進出口徵稅，也對國內從一個口岸運往另一口岸的土產徵稅。在邊境和一些較大的城市還設了陸關。特別是北京，所有進入京城的貨物都要交稅。1841年以前，所有海運外貿都限定在廣州口岸。主要的陸關設在恰克圖，俄國貿易從這裡通過。根據1842年與英國的條約，另外開放了4個外貿口岸，這個數字在該世紀根據若干條約而增多。在太平天國運動造成大混亂的時期，一些口岸的外國領事館官員代表中國政府徵收海關稅，後來爲了滿足英法兩國在1860年提出的賠款要求，這種體制導致了中國沿海海關的建立。沿海海關由外國人管理，爲中國政府服務，但並不完全服從中國的司法，在條約規定的口岸徵收所有的進出口關稅。於是就有了內關和外關的區分，內關在非條約口岸與內河關口徵稅，外關在條約規定的口岸徵稅。沿海海關逐步成爲財政的主要來源，但在它組建之前，關稅對帝國財政所做的貢獻不大。
鹽稅是中國最古老的一個稅種。這是一個容易濫用的稅種，官員們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鹽的資源包括：海濱的海鹽，內地鹽水湖沼的湖鹽，以及雲南和四川鹽井的井鹽。莫爾斯說：“鹽稅財政的最大黑幕，源於徵收過程中官方因素與商業因素的混雜。在任何地方鹽都處於最嚴密的政府控制之下，在生產、批量採購、運輸、批銷和零售的各個環節都要徵稅。”［4］
厘金是1853年長江流域開始創立的稅種，目的是爲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籌集軍費。到了1861年，開始在帝隊控制的每一個省份強制推行。起初只是針對省際貿易抽取千分之一的稅金。這個稅率逐步任意提升，在不同省份差異頗大，而在同一省份之內，有時差不多成了針對地區之間貿易的稅收。湖南省堅持了最初的原則，繳納過一次厘金的貨物，在本省就不用再交厘金。其他省份的釐卡多如牛毛，以至於制約了貿易的發展。其他稅種的濫徵很少超過厘金。
其他稅種中，不具有地方差異的共通性主要稅種有蘆葦稅、茶葉許可費、採礦使用費、註冊費、典當和其他商業許可費。
中華帝國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是一筆糊塗賬。在徵集、分配和審計的整套系統中，皇帝、戶部和政府中的任何官員，似乎都不清楚納稅人繳納的稅額與流入政府的稅額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稅收不是交到國庫，然後再從國庫分配到各個政府機關。相反，通常是徵稅機構對政府機關進行分發。除了鹽稅、貢糧和關稅以外，所有稅收都是由知縣徵集，由他們將贏餘上繳省級銀庫。在一般情況下，各年的財政收入相差不大，北京會知道可以任意支配的額度。在晚秋時節，下一年度的支出預算制訂出來，往往是對省級政府、鹽道和糧道發出指令，將一定數額的資金撥給指定的政府機關作爲某種用途的開銷。資金根本就不通過銀庫，只是對指定的機關進行劃撥。一些較窮的省份根本就不輸出財政收入，還要從比較富裕的省份接受資助。資金的轉移免不了費用：換算、折扣和損耗。
莫爾斯所舉的一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講述左宗棠將軍在甘肅如何獲得作戰的經費。他說：“這是一件日常發生的事情。在江蘇徵集到的財政收入，作爲協餉劃撥給甘肅。稅票上顯示的是庫平兩，而支付的是本地兩，接着要轉換爲漕平兩以劃撥到上海，在那裡又轉換爲滬兩，再次轉換爲漕平兩以劃撥到甘肅（假設是匯票劃撥），到了甘肅又以本地兩接收，然後轉換成庫平兩來跟江蘇結算，再轉回本地兩以便存在銀號，再轉換爲庫平兩與國庫結算，還得再換算爲本地兩或現金以便分發支出。這不是一段滑稽文字，而是紀實的描述，我們看到一系列多達九次的換算交易，每次交易都會產生至少相當於營業額的千分之二點五的贏利，這還沒有計算從一地到另一地實際轉賬的交換率，也沒有涉及‘壓榨’納稅人的問題。何況，過去總是採用和現在仍然經常採用的資金劃撥方式，是把實實在在的銀子從江蘇運送到甘肅，這並沒有將上述的換算運作減少一步，還因爲旅途運輸和護衛的費用而大大增加了成本，那是真正漫長的旅行，必須用月份而不是用日子來計算。”［5］
爲了說明帝國的財政收支，研究者帕克開列了一份表格，給出了19世紀最後10年每年的大約數額。
根據上表，支出超過了收入。然而，在1850年以後的任何一年中，實際情況如果不比這份表格反映出來的更糟，帝國政府就會歡天喜地了。帕克說，這些數字是在過去20年內總督們小心翼翼給皇帝提供的估算。“這些統計明顯是有缺陷的，因爲就其中每一項的數字而言，很少能夠在本年度獲得。”［6］由於這些統計數字的粗略性，我們可以相信，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之前的任何一個年度，總計數字都只能代表對帝國財政收支的不嚴格的估算，或者僅僅是中央當局記載的數字。這表明，上表給出的財政收入，遠遠趕不上納稅人繳納的數額。還是引用帕克先生的話來說吧：“儘管帝國政府已經腐化，儘管百姓能夠容忍被政府敲詐勒索掉3倍於財政收入的稅收，但和西歐各國每人3鎊的人頭稅相比，他們從來沒有繳納過每人3先令的稅收，包括地方收費在內。”［7］
總體而言，清政府對漢人盤剝較輕。大多數文官都是漢人，凡是沒有暴力動亂的地方，納稅都會照常進行，漢人羣衆很少意識到他們當中有滿人。考慮到帝國的面積、人口和財富，皇家宮殿的花費和其他皇室相比是適度的。就連25萬個滿洲旗人家庭的經濟負擔，也只是支撐了他們的閒散安逸，卻並不奢侈，但這比浪費還要令漢人憤懣不平。不過，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運作的積極強大的功能，隨着乾隆的逝世而停止了。從那以後，除了對黃河水利工程的幾次撥款以外，中央政府放棄了大部分類似的功能。帝國成爲一組半自治的省份，每個省份主要維持本身的生存，省內的每個地區也是如此。於是政治凝聚力幾乎全部喪失，國內的壓力驅散了王朝剩餘的力量，國外的壓力也起了同樣的作用。這個曾給中國帶來150多年宏偉氣象的王朝，在剩下的100年裡把這個國家引向了極度的虛弱與渙散。滿人走到了“天命”任期的盡頭，不是因爲受到高壓，而是因爲人間萬事都要經歷的最普遍的過程——衰老。
5.帝隊
當太平天國崛起時，在中華帝國通行的軍事體制本質上還是康熙大帝（1654－1722）所創立的那一套。它在當時是一種令人欽佩的創舉，在康熙及其孫兒乾隆這樣的皇帝治下能夠順利地運作。但是到了1850年，它就像一架設計不夠精密的時鐘，缺少了主發條和一些細小卻必不可少的零件。它的首要設計目標是保衛朝廷，防止各省的官員聯起手來。它只要求對皇帝的意志負責。雖然它被設計爲防衛性的武力，但康熙和乾隆都曾成功地將它用作進攻性的工具，因爲這兩位皇帝都不是凡人。乾隆以後，這支武裝處於靜態，沒有增添或引進新的裝備，訓練缺乏，紀律鬆散，勇武精神也未培養。而真正的危機就在此時發生。首先在1839年反抗外敵，又在1850年開始內戰，大約18支漢人部隊和無數滿人部隊起來保衛國家，但它們都未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康熙的這份傑作只剩下一個還能辨認的特點，那就是完全缺乏整合力。康熙確實達到了目的，但他無疑做夢也想不到會落得如此局面，因爲不僅漢人部隊喪失了整合力，而且滿人部隊也是同樣糟糕，甚至更糟。
帝國的軍事組織中存在兩類不同的軍隊，一類是滿人部隊，組成各旗，通常被稱爲“旗人”，它是帝事力量的脊樑骨；另一類是“綠營部隊”，是全漢人的武裝。滿人部隊主要是大清創立者努爾哈赤（1559－1626）締造的。當努爾哈赤的繼承者們在中國站穩腳跟之後，認識到他們的人數與漢人相比懸殊太大，爲了維護他們的支配地位，決定讓滿人成爲軍人階級，由國家供養，只須提供軍事服務，勸阻他們與漢人通婚或與漢人進行經濟競爭。雖然他們不全是現役軍人，但所有到了兵役年齡的男性，都要能夠隨時應徵入伍。這意味着滿人除了當兵什麼都不用做，這種體制把這些驕傲好戰的滿人身上的武士精神消耗殆盡。當巨大的危機到來時，當皇室的命運岌岌可危時，他們才發現，維護王朝的使命無法由旗人的軍事力量來完成，只能依靠比努爾哈赤早存在將近2000年的道德力量，維繫這種力量的是一個大不相同的社會羣體——漢人文官。
滿人的策略是將旗人集結在京畿一帶，而將一些小部隊分佈到帝國各處。在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分配到各省的滿人部隊數量不多，他們分佈在戰略要點擔任警戒。大約在1825年前後，他們的人數和分佈狀況如下：［8］
大致而言，3/5的旗人部署在首都所在的直隸省，1/5駐紮在其他省份。除了雲貴以外，所有總督駐節地都有一支滿人衛戍部隊。廣西、湖南、江西與安徽沒有滿人衛戍部隊。長江沿岸、運河沿岸和海岸線上的一些地方駐紮了滿人衛戍部隊。總督駐地的韃靼將軍位居總督之上，直接聽命於北京，但他只有軍事職權，而且只能指揮滿洲旗人。
漢人部隊，或稱“綠營”，是一支志願軍，軍官中既有漢人也有滿人，以漢人爲主，分佈在18個行省。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支，因爲它的總管是北京的兵部，但實際上它是18行省的部隊。每個省的綠營都由該省的藩庫供養，在各個方面都獨立於其他省份的部隊。每個省的總司令叫做“提督”，與巡撫平級，但在設立了總督的省份，他要聽命於總督。於是總督與韃靼將軍、巡撫與提督各司其權，如此安排有利於防止高官們結黨反對朝廷。巡撫對提督有一定程度的制約權，因爲他要爲部隊提供給養。在實際的指揮中，總督和巡撫只能直接控制他們的衛隊，即所謂的“標兵”，人數很少超過5000。漢人部隊分佈在全省各地，幾乎每縣都有若干。提督的下一級軍官叫做“總兵”，級別相當於道員。這種部隊的性能更像武裝警察，而不像軍事組織。用它處理小的社會治安問題會有些作用，但要用它鎮壓暴動，指望就會落空。
1850年漢人部隊的人數和分佈如下。［9］
這些數字就是漢人部隊的武裝力量，然而衆所周知，實際人數幾乎總是少於發放軍餉的人數。在小城鎮上當兵的通常是本地人，而城市裡面吃兵糧的人，往往來自本省其他地方，不少是有問題的人物。
當緊急事態出現時，通常會匆忙增召兵員，甚至超過額定人數。招兵時選擇範圍很小，常常把痞子惡棍招收入伍。雖然許多地方都有軍營，但士兵們仍然住在家裡，只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回營。他們未曾接受實際的訓練，裝備窳劣，毫無士氣。在太平天國運動的早期，朝廷試圖動員漢人部隊，組建了相當多的隊伍。當士兵們聽說要離鄉背井，往往感到絕望，不少人哭了起來，認定自己一定會死在戰場。在保衛圍城的戰鬥中，有些士兵表現不錯，但更多的士兵在造反軍隊到來之前就逃跑了。朝廷發現，從不同的省份集結部隊不具有可操作性，因爲大家不願合作。軍官們爲妒忌心所支配。有人打了勝仗，其他軍官就會嫉恨他；如果打了敗仗，其他軍官就會大肆嘲笑，見死不救。文官和武官也在窩裡鬥個不停。當太平軍橫掃中國大地時，除了滿洲旗人以外，很難找到一支比綠營更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