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報人的實踐與困境──看近代傳播洪流(四)

胡適1922年5月7日作〈努力歌〉,乃《努力週報》發刊詞。此爲他人代抄,標題及文末日期則爲胡適筆跡。(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提供)

進步運動領袖寫文章,多刊登在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於1913年所創立的《新共和》(New Republic)。胡適留美期間最醉心於《新共和》,回國以後更積極仿效它的風格同人雜誌,對國事發表各種主張。他在《努力週報》宣傳「好政府主義」,不就是進步運動的中國版?話說杜威思想主導「胡適派」的自由主義,特別在實踐哲學、科學方法和實驗教育方面,但他對中國報刊的發展沒有明顯的影響。杜威不以報刊實踐聞名,他的旅俄印象在《新共和》發表;杜威反對精英政治,但他提倡的「大衆民主」在封閉而分裂的中國根本是空中樓閣,毫無實現的機會。胡適回國以後辦刊物,還得結合美英派的知識精英,其精神、路線與風格顯然受到杜威論爭對手李普曼的啓發。我們在另一篇文章問道:密蘇里新聞教育的模式移植到中國各大學,爲什麼勢如破竹,完全沒有遭遇抗拒?蓋密蘇里新聞教育(新聞道德)蘊藏進步運動的基本價值,符合中國知識界領袖(例如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追求,範式轉移自然水到渠成。

除了美國進步運動的知識領袖,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親睹蘇俄革命,前後立場發生變化,也刻畫了自由主義者左右搖擺的窘境。1917年蘇維埃革命成功,三年後(1920)羅素即實地往訪考察,時間上比胡適早六年,比杜威早八年。羅素原先在紐約的《解放者》(Liberator)雜誌撰文贊成這個革命,但身歷其境以後卻改變初衷。他說,蘇聯的共產主義理想太好了,好到簡直可以不擇手段,以致殘暴統治,剝奪自由,在所不惜,宣傳如宗教狂熱,人民生活卻貧困不堪,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羅素於1920年秋結束蘇俄之行,直接到中國訪問,盤桓了一整年,與杜威分別發表一系列哲學演講。羅素初抵華時,警告中國應該採取溫和的基爾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謹防帝國主義的干預。不料數月後他在告別演說時轉了個大彎,建議中國應該實行俄式國家社會主義,才能振興實業,發展教育,等到實業和教育達到英美的程度,再回頭剷除資本的流毒,此外別無他途。如前所述,自由主義大師曾經左右搖擺,羅素對胡適說蘇聯的dictatorship最適用於俄國和中國,因爲在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鬧得稀糟,愛自由的人只好犧牲一點,胡適謂「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爲不忠恕」。

胡適與《努力週報》

民國報業和報人走進史學研究的視界,規模初具,不僅在華人地區,即在海外的英文著作也累積了可觀的成果。《報人報國》除了提供宏觀分析,也包含意義深遠的個案研究。質言之,這些個案分屬四個主題:(一)以胡適、成舍我和陳冷做報人的經驗爲例,見微知着,以折射他們爭取新聞自由的實踐與困境。(二)王芸生蕭乾陸鏗劉賓雁等人,遇到時代劇變,政權動盪,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每個關頭都必須做出痛苦的抉擇,以致人生轉折多變,更具體而微地刻畫新聞人的代價。(三)留美的自由派報人抗戰期間出任官員,其負責檢查外國記者在華報導的心路歷程和理據。(四)另一個異常的延安革命黨報模式。先此簡介胡適、成舍我和陳冷的個案,其他且留後再敘。

五四運動以後,中共誕生,國民黨改組,軍閥跟官僚政客爭權奪利,報紙黨同伐異;南北對立,日趨緊張;戰亂頻仍,政治無望,自由主義極難生存。胡適於1917年回國,宣佈二十年不談政治,但在中國你不碰政治,政治會來惹你。他只好破戒,於1922年5月創辦《努力週報》,僅一年六個月而壽終。胡適宣佈要做一個負責任的輿論家,只問是非,不論黨派,「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膊上」。

不願捲入政治漩渦

《文人論政》許多篇章以胡適爲主,特別是《獨立評論》(1932─1937)那一段。在《報人報國》,潘光哲教授再續前作,對於胡適創辦《努力週報》做了生動的分析,折射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遭受左右夾攻。胡適在美國求學就有開風氣之志,深受《新共和》的影響。胡適論政,不願捲入實際政治的漩渦,他要做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者。他認爲,主義不能包醫百病,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而提倡一點一滴的溫和漸進改良。他提倡「好政府」,消極上防止營私舞弊、貪官污吏,積極上替社會全體謀求充分的福利,容納個人的自由。這是個立憲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府。胡適的「好政府」脫胎於進步運動。他呼籲「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顯然也源自實踐主義。胡適提出「公」的理想-講公道話,做公正人,這種「低調民主」碰到「高調革命」,自然就窘態畢露了。右派有邵力子的《民國日報》攻擊他,左派有張國燾的中共機關報《先驅》攻擊他,張申府、周恩來也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少年》批評胡適妥協。當時還有別人(如成舍我、陳冷)鼓吹說「公道話」,所見與胡適略同。政治激情,導致言論白熱爭鋒,反映當時政治界思想界的現實,本來是應有之義,然當社會共識薄弱時,不知道說「公道話」的基礎和標準何在?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