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萬中國人,捲入黃金非洲
編輯 | 付曉玲
數據支持 | 洞見數據研究院
“剛果就業,折壽十年。”看到這條評論的時候,毛莉狠狠點了個贊。
天知道她在工作上都經歷了什麼:身爲中企外派,翻譯、外聯、財務、商務、人事行政這些工作她全都要幹,一個人當N個人使,工資卻只領一份。
更棘手的是,當地職能部門吃、拿、卡、要,十分難纏,往往應付一項檢查,就夠她喝好幾壺的。
這樣一地狼藉的現實,和國人“去非洲賺大錢”的設想多少有些出入。
在努力也不一定漲工資的時代,越來越多國人將目光投向非洲——傳聞中,那裡宛如20年前的中國,只要夠聰明、夠努力,就能在貧瘠的地方開出花來。
這幾年,“我在非洲賣炒粉掙國內四套房”“00後在非洲一年攢下第一個40萬”的造富神話也屢見不鮮,人們對“非洲淘金”愈發心馳神往。
按共識,目前已有200多萬中國人常駐非洲。
然而, 伴隨勤勞的國人走出去的,還有“走到哪、捲到哪兒”的宿命。
除了毛莉等打工人,本文涉及到的,在非洲開餐館、賣二手衣服、賣手機的創業者們,無一例外感受到了“中式內卷”的壓力。
“黃金非洲”正在退變成“白銀非洲”,去非洲躺着掙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在狂熱的非洲,手可摘黃金
十八、十九、二十……安琪數了一沓綠油油的美金遞給服務員,留下一句“不用找了”,瀟灑轉身離開。
幾個朋友聚一聚,花費1.4W人民幣,安琪絲毫沒有心痛的感覺。畢竟她在非洲,很快就能掙回來。
2013年,剛從普通大學英語系畢業的安琪,在懵懂中踏上了飛往安哥拉的飛機,本意是想吃三年苦,給自己的履歷貼貼金。
焦慮的她沒有留意到,那一年有個新理念——“一帶一路”倡議被提出,更沒有預料到,自己的命運會跟其深深地綁在一起。
有關數據顯示,2013年時,37%的非洲基建項目由西方公司推進,中企只能分到12%;到2022年,價值5000萬美元以上的非洲基建項目,有31%落入中企囊中,西方企業僅佔12%。
隨着“基建狂魔”一同崛起的,還有身爲建築公司外派員工的安琪。
她所在的公司承接了不少大項目,她幾乎年年漲薪,很快就從剛落地的8000/月漲到了年薪幾十萬的水平,增速與國內巔峰時期的互聯網大廠不相上下。
可工作卻要比大廠悠閒得多。“這裡不可能8小時飽和工作的。”安琪說,她經常會在辦公室翹着二郎腿等下班,且一年只需工作11個月,剩50天帶薪休假。
甚至安琪連出門購物,坐的是公司配備的安全專車,因爲早年願意外派到非洲的勇者少之又少,中國員工都被“捧在手心上”。
這樣的生活,不僅稱得上非洲中產,對比當時國內的精英中產,也不落下風。
但安琪還是會遺憾——曾經有個成爲千萬富翁的機會擺在她面前,可她沒有抓住。
她一直沒有忘記,剛到非洲時的魔幻場景:自己攥着輕鬆到手的美金,看着黑人大哥拎着二手電腦遠去的背影,感覺活在夢裡。
舊電腦她已經用了四年,在國內本來只能幾百塊低價處理了,但在非洲,不需要任何維修裝飾,依然可以賣出2000多元的價格。
“安哥拉人對中國來的東西十分新鮮,毫不誇張,真的是追着你買。”安琪說。
嚐到甜頭之後,她轉手就把自己的手機賣了,售價比買新機的價格還高。後來索性把自己帶來的衣服、物品都放在二手市場,很快也被一搶而空。
這足以說明,“非洲熱”的那些年,爲何會“黃金遍地”。
事實上,據海關總署數據,2000年至2022年間,中國對非洲進出口值累計增長超20倍,年均增速達17.7%,連續14年問鼎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
風口一直在眼前,可安琪因爲種種原因,最後沒有邁出做生意那一步。只能眼睜睜看着那些敢於邁開手腳的人,踩在非洲的風口上,收割黃金般的財富。
十年前,彬彬在踏上前往安哥拉的飛機之前,萬萬沒有想到,這趟非洲之旅會把當時還一無所有的自己,變成千萬富翁。
他無意中發現,在國內,舊衣服的回收價格每斤不到兩塊;但是一旦轉手到了非洲,每件衣服能賣到幾塊、幾十塊。
其中的暴利,讓他蠢蠢欲動。在原公司幹了三年,他和妻子終於攢夠了四十萬創業啓動資金,於是毫不猶豫地遞交了辭職信,在當地的中國城租下一間商鋪,用來賣二手衣服。
他聯絡國內的朋友,專門收別人不要的二手衣服,把乾淨的分爲A類,有破損的分爲B類,將每包幾十斤的舊衣服包裹成批地從國內寄到非洲。
四年過去,彬彬的店鋪已經營收超過千萬。他又在中國城花了300萬買了兩家店鋪,又花了200萬建倉庫,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現在,彬彬在國內開的車,已經是百萬級別的保時捷卡宴。他和妻子從家境平平的年輕人,到實現財務自由,中間不過才幾年的光景。
但非洲也是一片複雜的大地,財富的血脈噴張的背後,往往寫着貪婪與代價。
收割的人,同時也在被收割
“一個箱子交 25 美金。 ”安檢口的“工作人員”攔着波卡,傲慢地拋下話。
沒有正規程序,沒有機器安檢,只有手動開箱安檢和沒穿工作服的安檢員,這個外觀宛如中國小縣城汽車站的地方,其實是一國的首都機場。
而波卡的行李箱被攤在木臺子上,周圍的“工作人員”以各種理由剋扣“違禁品”,想要贖回還要交錢。
面對這堪稱明搶的行爲,波卡很氣憤,但看着眼前近一米九的大塊頭,她還是掏了50美金,拎着自己的兩個大箱子逃之夭夭了。
落地的第一天,非洲就狠狠給了波卡一個下馬威。她隱約意識到,自己帶着亞洲面孔走在路上,約等於一隻招搖過市、等着被薅的肥羊。
在後續的工作裡,這個認知被不斷驗證、加固——美金是與當地人溝通的橋樑,辦一件事兒,不掉幾層皮,很難成事。
以至於有一次,聽到自己被黑人小哥“登門拜訪”,波卡都嚇了一跳,第一反應是一把關上辦公室的門,“就說我現在不在。”
在非洲,不速之客突然不請自來,絕對沒好事。波卡左思右想,工作任務已經完成了,對方來的目的大概率是:要小費。
然而,上次和對方交接工作後,慣例的交小費環節,波卡已經把自己身上僅剩的10美元現金都給對方了。她決定繼續躲在門內,耗到對方耐心耗盡爲止。
但據同事轉告,小哥也在大廳裡幹坐了幾個小時,絲毫不見要離開的意思。
波卡受不了了,只好託同事替自己遞了五十美金過去。果不其然,對方一拿到錢,就興高采烈地走了。
事實上,能用幾十美金打發的“上門討薪”算不幸中的萬幸了,碰上大鐮刀,纔是真正的欲哭無淚。
看着被一把摁住的同事,毛莉忍不住驚呼了一聲。執法人員則相當“紳士”地說,“出於對女士的尊重,我們不會碰你。”他馬上叫來了自己的一個女同事,毛莉定睛一看,體型有三個自己那麼大。
十分鐘前,從執法人員堅持要進門查水錶開始,毛莉已經感覺有些不妙了。公司有自己獨立的水井和水泵,根本不需要查水錶。
進門後,對方果然沒去看水泵,而是向着辦公室的方向橫衝直撞。她連忙用法語制止,“你們沒有權限進入!”對方居然用中文大聲回覆道,“我是移民局的!”
隨後,倒黴蛋毛莉和同事們就被押在原地,和叫喊着要“把你們送進移民局關押”的執法人員們“談判”。
說白了,就是談一個合適的罰款價格,然後度過難關。
類似的“談判”,毛莉其實已經處理過許多次——公司常常會收到政府開出的10萬、20萬甚至100萬美金的離譜罰單,理由往往更離譜,比如在沒有水錶的公司查水錶。
知道他們所謂“罰款”是爲了中飽私囊,毛莉一般會先放狠話施壓,“我們公司有很多其他政府部門的關係,非要和我們撕破臉的話,讓你們一分錢都拿不到!”
不過,對方在聽到這番話之後可能會更生氣,“那你去聯繫吧!就算你去找總統,也還是罰這麼多錢!”
試出對方深淺,毛莉就會伏低做小說軟話,“不是這樣的,你看我們關係這麼硬,不還是來找你解決了嗎?我們也是想通過協商解決問題,也希望能讓你賺到。”
之後就是極限拉扯,短則一兩週談妥,長則一兩個月都扯不清。
但是毛莉覺得耗時長一些也值了,畢竟一次成功的談判能給公司省幾十萬美金,在各種無妄之災裡,少虧一點是一點。
她也常常安慰自己,雖然非洲有不友好的一面,但不管去哪裡都要入鄉隨俗,只要有錢賺,交一點學費也無傷大雅。
可問題是,非洲撈金的黃金時代正在消逝。
捲入非洲的國人,錯失黃金時代
叮叮噹噹的一陣敲打聲,吸引了 葉謙 的目光,望着眼前正熱火朝天裝修的飯館,他的心底五味雜陳。
那是最近2個月,附近第二家準備開業的湘菜館,加上他開的那家,幾百米的一條街,擠擠攘攘塞進了3家湘菜館子。
葉謙早料到會有這麼一天。他依稀記得,去年9月份看到的數據裡,坦桑尼亞只有1-2萬中國人,但今年,這一數據暴漲至6萬左右。
這些人,多是逃離國內競爭壓力,把非洲當出口的。
而非洲,也確實可以不負衆望——在國內開餐館、開發廊、送快遞,要實現月入10萬,相當於癡人說夢。但在非洲,葉謙只花了一個月就做到了。
他在坦桑尼亞與朋友合夥經營着湘菜館、美容院和物流公司,三家店同時營業的首個月,總流水就突破了一百萬,利潤高達30%-40%,他能分到其中三分之一。
在他看來, 哪怕非洲掘金已經喊了很多年,但依然不乏商機,掙錢不是難題。
這在數據上也有驗證。今年前5個月,中非貿易進出口值同比增長16.4%,繼續高位前進;而今年上半年,非洲仍有37個價值5000萬美元以上的大項目由中企承包。
但這些光鮮的數據,放在數以十萬計的人口年增長面前,顯然不夠給力。
“一年人口翻三倍,怎麼可能不卷?”葉謙說,當地華人有錢又有閒,隨着越來越多人常駐非洲,像中餐館這種賺錢多、門檻低的生意,往往最先打起來。
這讓葉謙的壓力驟增。他表示,別看非洲一道菜的價格是國內的兩三倍,但當下物產匱乏之下,成本壓力也不容小覷。
比如小龍蝦、魚類、牛肉丸等食材,都需要從國內進貨,進價能達到國內市場價的5-8倍;從國內請來廚師,薪酬也是翻倍的。而湘菜館沒什麼競爭壁壘,同質化的結局很可能就是打價格戰,一旦捲起來,跟國內餐飲店苦兮兮掙辛苦錢沒兩樣。
事實上,葉謙擔憂的未來,已經成爲凱元不得不面對的當下。
2019年之前,凱元在深圳華強北賣手機,但一直走下坡路,聽說早年去非洲的人都發財了,他也飄洋過海來到非洲,賣幾百塊一臺的翻新機、山寨機。
在他的設想裡,自己應該坐在辦公室裡,指揮非洲大學生幫自己買手機,但現實是,他窩在幾平的檔口裡,每天面對着修不完的售後機,以及囊中羞澀的顧客。
據凱元描述,他所在的手機賣場,近7成檔口都是中國人在經營,不大的一塊地,隨處可以聽見普通話。
最近一兩年,賣場客流量並沒有太大起色,隨隨便便就能賣上百手機的日子,肉眼可見地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暗流涌動的爭鋒。
比如,明明大家約好了不降價,但他發現同行們還是會偷偷給客人打折,他也被迫加入其中,利潤越做越薄,從最開始每臺手機能掙差不多150-200元,跌到只有100元利潤。
甚至在對話之前,他剛剛賠本賣出了一臺售後手機。
這是因爲翻新機問題特別多,他的保修期只有1周,但每天依然有一籮筐的機子需要維修,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在售後上。
修也修不好的,只能虧本甩掉,因爲運回國內的運費太高,都是一錘子買賣。
凱元非常後悔自己沒早點來非洲,雖然現在生活無憂,但日子越過越沒滋味,似乎也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因此,對於最近來諮詢非洲創業的朋友,他都會奉上一句忠告:要麼趁早來,要麼別來。
安琪也有同感。她在非洲待了三年又三年,一直不是很想走,但最近開始動起了回國的念頭。
她的工作依然很輕鬆,但近兩年明顯感覺公司沒有初來時的如日中天了。
再過幾年,等國內十幾套房子的貸款還得差不多,她就提前退休,回國養 老。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