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對華研究會由冷轉熱嗎？

本報駐澳大利亞特約記者 達 喬 本報記者 唐 亞

編者的話：中澳關係重回正軌，但近年來，研究中國問題的澳大利亞智庫聲音逐漸減弱的現象依舊存在，這引發了澳國內有識之士的擔憂。今年4月，以研究中國問題爲主的澳大利亞重要智庫“中國事務”因無法獲得足夠的政府資助以及受長期輿論打壓而關閉。有澳媒表示，其他一些中國研究機構的命運也岌岌可危，就連反華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目前也面臨可能失去政府長期資助的困境。有澳媒發出感慨，在未來某個關鍵時刻，澳大利亞去哪裡尋找真正瞭解中國的專家呢？與此同時，中國的澳大利亞研究正在蓬勃發展，相關智庫及機構有近40家，遍佈中國各地。爲何中澳兩國研究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隨着中澳關係的回暖，澳對華研究能否有明顯改觀？就這些話題，《環球時報》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澳失去一個可提供政策建議的寶貴智庫”

對澳大利亞來說，“中國還重要嗎？”曾在“中國事務”智庫擔任助理的喬瑟琳·切日前在澳大利亞新聞評論網站“珍珠與刺激”發表評論文章，直言“中國事務”成爲澳政府壓制中國話題的“犧牲品”。喬瑟琳·切寫道：“‘中國事務’沒有了，這是個悲劇。在澳中關係的關鍵時刻，澳大利亞失去一個可以提供政策建議的寶貴智庫。”

喬瑟琳·切在文章中介紹說，“中國事務”負責人琳達·雅各布森是一名芬蘭裔澳大利亞人，曾在中國工作20餘年，包括在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任職，曾擔任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東亞項目主任，她於2014年成立“中國事務”，該智庫的資金支持來自澳政府和力拓、普華永道等企業。文章說，雅各布森曾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闡釋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性，並提出“與中國的關係需要接觸、理解、品味其中的細微差別和複雜性”。

當ASPI負責人巴希妄加評論“中國事務”的研究成果“質量參差不齊”，而且“很少達到向高級決策者提供的標準”時，喬瑟琳·切迴應說，“中國事務”關閉的真正原因可能在於一批類似艾倫·金格爾在內的澳傑出外交政策分析家對莫里森政府反華言論的嚴厲批評。同時，“中國事務”曾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多次組織前往中國的考察團，並與中國官員交流互動，這些舉動被當時的莫里森政府認爲增加了“培育長期不當影響的可能性”。

對於“中國事務”的現狀，墨爾本大學副校長兼“中國事務”董事會成員邁克爾·韋斯利表示，“中國事務”成爲此前澳對華政策的受害者，“該政策完全阻斷有關澳中關係的所有對話”。

澳學者兼自由記者瑪格麗特·西蒙7月初在《月刊》撰文稱，“中國事務”先是被取消政府資助，而後其來自私營部門的募捐免稅資格也被撤銷，該機構還遭到來自新聞媒體的“特別調查”。西蒙表示，爲調查“中國事務”消亡的原因，她進行了大量調查，有十幾個採訪對象“要麼無法透露姓名，要麼不願透露姓名”，有幾個消息源提到“間諜、外國干涉和安全威脅”，但這些“威脅”就像是“煙霧柱，不斷變形、消失，再重新形成”。

《悉尼先驅晨報》前記者哈米什·麥克唐納稱，因雅各布森致力於中國研究，遭到澳媒長達4年的“圍捕”，“中國事務”宣佈關閉後，雅各布森離開已經居住10年的澳大利亞，回到芬蘭。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20多年建立起“反華”學術堡壘名聲的ASPI也因“中國研究”而面臨政府資助大幅縮水的窘境。《澳金融評論報》日前報道稱，澳政府在7月底收到“戰略政策資金外部審查”的最終報告，可能會導致ASPI失去從澳國防部獲得的400萬澳元（1澳元約合4.7元人民幣）年度資助。

據報道，該審查由澳大利亞前外交和貿易部門負責人、現昆士蘭大學校長彼得·瓦爾蓋斯領導，目前澳政府尚未決定是否公開報告中的建議。有內部人士表示，400萬澳元對澳政府預算來說“連一個四捨五入的誤差值”都算不上，但對智庫來說，這種連續而穩定的年度資助至關重要。

“澳大利亞目前以中國爲重點的智庫屈指可數”

與澳大利亞各類智庫交流密切的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澳涉華智庫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高校自設智庫，其中有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高校智庫，如悉尼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墨爾本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等，也有智庫以亞洲研究院一類的冠名，但其研究重點爲中國，如樂卓博大學的亞洲研究院，此類智庫得到高校經費支持，研究成員來自全校各院系，擁有跨學科研究的優勢條件；第二類是掛靠在高校下的智庫機構，大多由政府機構、企業或個人出資建立，往往針對性強，投入充分，成果轉化渠道明確，但具有穩定性不夠的特點，一旦投資方發生變化，就會面臨生存危機，“中國事務”便是其中的代表；第三類是以獨立名義設立的綜合性智庫，中國問題研究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領域，資金來源有個人，也有企業或政府機構，以號稱“獨立智庫”的ASPI爲例，其金主包括澳、美國防部以及雷神、洛克希德·馬丁等國際軍火商等。

“坦率地說，澳大利亞目前以中國爲重點的智庫屈指可數。”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詹姆斯·勞倫森（中文名羅震）日前在接受《環球時報》特約記者採訪時表示，澳大利亞國內目前可用於支持中國問題研究的資源非常有限，這一現狀背後的原因很複雜，顯然不利於澳大利亞更好地瞭解中國。

勞倫森說，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是澳大學研究人員的主要資金來源，該機構歷來支持中國研究。然而，在ARC最新發布的“發現計劃”研究項目中，獲批的421個研究項目沒有一個是關於中國問題的。

勞倫森表示，這一情況反映的現實並非ARC或澳政府阻止中國問題研究，而是澳學者、研究機構和同行評審小組（一段時間以來 ）均沒有優先考慮以中國爲重點的研究項目。與此同時，工商業等行業資金對中國問題研究的支持力度也在明顯下降。澳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很難向董事會推銷支持此類研究的好處，因爲這不太可能給公司帶來直接的和短期的回報。

勞倫森說，有幾個研究中心和智庫廣泛地關注亞洲，但不專門關注中國，而大多數澳高校內的中國中心主要是學校和院系學者建立的“虛擬中心”，不是進行研究的獨立實體。勞倫森負責的澳中關係研究院是情況較好的一個。他說，悉尼科技大學對澳中關係研究院的研究提供大力支持，去年還爲後者提供了130萬澳元的資助。

不過，勞倫森坦言，隨着過去10年來，澳大利亞國內圍繞中國的公開辯論變得更加激烈，他也承受着不小的壓力。比如，一些澳同行指責勞倫森是“叛徒”，認爲他的觀點過於“同情”北京。勞倫森認爲，中國問題研究在澳大利亞已經變得嚴重兩極化，他本人在工作中收到過法律威脅，甚至是死亡威脅。對此，勞倫森無奈地說：“這不是任何人在開始研究人員職業生涯時所期望的。”

當談到澳大利亞高校是否會加強中國問題研究力度時，勞倫森稱自己持悲觀態度。他認爲，除非澳大利亞政府爲此設立專門資金，否則很難有更多大學加入到中國問題的研究隊伍中來，至少目前沒有證據看到這一趨勢的出現，“儘管澳中兩國的政治關係趨於穩定，但長期發展軌跡仍存在不確定性，這一現狀不利於鼓勵年輕一代學者將中國研究作爲他們事業發展的重點”。

“中國的澳大利亞研究具有原生動力”

陳弘說，澳大利亞的涉華研究一度呈現積極景象。本世紀初，澳大利亞開始加大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的研究，開展所謂“知亞”“知華”行動，包括增加高校亞洲研究課程、增加亞洲語言教學投入、推出向亞洲國家派送留學生的“新科倫坡計劃”等，各類智庫也紛紛成立或加強亞洲研究和中國研究。到了2017年底，澳政府通過“反外國干涉法”，強行要求高校和研究院智庫上報同外國（主要是中國）的合作項目情況，由澳情報機構進行審查，一旦認定有“外國干涉”嫌疑，就被要求終止。陳弘表示：“這導致大多數涉華學者噤若寒蟬，他們不願意迎合反華勢力說假話、污衊中國，同時也經受着反華勢力的高壓。但還是有一些學者充當起反華行動的幫兇，爲虎作倀。”

與澳大利亞的對華研究遭到干預的情況相反，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研究始終穩步發展。即便在中澳關係遭受嚴重挫折的情況下，中國的澳大利亞研究幾乎沒有減少，唯一的負面影響是來自澳方的反華政策和行爲。陳弘說，中國的澳大利亞研究是一個國別研究的學術領域，自身就具有存在和發展的原生動力。

據陳弘介紹，中國的澳大利亞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當時主要圍繞澳大利亞文學開展教學、研究和翻譯。進入21世紀後，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研究領域開始拓展到政治、經濟、外交、安全、社會、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換言之，中國的澳大利亞研究有學術研究和教學的原生土壤，而非出於政治或政策意圖。“在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出於政府和政治勢力對華戰略的政治現實動機，中國研究直接服務於對華政策的形成、發展、落實和調整。”陳宏說：“隨着中澳關係回暖，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環境和氛圍會有所改善，但從整體大環境來看，對華負面思維仍把持着澳學術輿論場。”

“中國對澳大利亞的重要性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那麼，中國對澳大利亞來說還重要嗎？勞倫森表示，像他一樣有幸建立了專注於中國問題和澳中關係職業生涯的學者一直在積極地、直言不諱地呼籲人們更深入地瞭解中國對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的重要性。無論人們對北京和澳中關係持積極或消極的看法，現實是中國對澳大利亞及該地區的重要性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因此，爲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機會並降低風險，對中國深刻的理解至關重要”。

陳弘則表示，中國和澳大利亞是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澳大利亞中國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澳民間也十分看重中澳關係。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援引澳中關係研究院6月發佈的民調稱，61%的澳大利亞受訪者認爲，澳大利亞應繼續努力與中國建立緊密的聯繫和紐帶，並保持牢固的關係；還有62%的人表示他們看到了澳中保持良好關係的益處。有64%的澳大利亞人對澳中關係表示擔憂，不過與2021年74%以及2022年73%的歷史高位相比已有明顯下降。

在與中國學者以及智庫的合作方面，勞倫森表示，中國廣泛存在的澳大利亞研究網絡爲支持澳中對話和理解作出了巨大貢獻。他一直認爲澳大利亞“非常幸運”，能夠看到一批對澳大利亞充滿激情的中國學者，更重要的是，還有一羣對澳大利亞感興趣並且才華橫溢的中國學生。勞倫森強調：“在澳大利亞和中國，我們長期以來都在慶祝過去取得的成就，但這項寶貴工作繼續下去的可行路徑尚未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