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中亞》：不只是絲路，拆解分歧與交織的中亞「新歷史」
近代中亞歷經反殖民、民族化、共產化與現代化等多重洗禮，成爲既分歧又交織的局面。圖爲吉爾吉斯的馬背叼羊比賽。 圖／美聯社
讀完《被遺忘的中亞：從帝國征服到當代，交織與分歧的中亞近代大歷史》，我想起2019年10月底在南哈薩克旅行的場景。路旁從草原漸漸轉變爲沙漠地景，野生駱駝時而閃現在路邊，德迪貝特說要順道帶我去品嚐駱駝奶。
德迪貝特頭戴朵帕（doppi，穆斯林配戴的無邊帽），蓄着一小撮鬍子，是位虔誠的穆斯林。50多歲的他經歷過蘇治中亞的黃金年代。那時是二戰結束、蘇式計劃經濟相對較穩定的年代，他打從心底懷念那個時代，時不時就跟我提起童年時期放學後在棉花田裡工作玩耍的往事，覺得那是每個人都有工作的美好年代。
他一邊開車，一邊向我細數獨立前後的差別。例如那時候大家都看得到醫生，現在沒有錢就看不到好醫生。講到他兒子的教育，他則提到蘇式教育的學科不是現在教育分科分很細的形式，重視文理不分科的他，認爲當時更能觸類旁通，他對兒子的學習方式感到擔憂。
此外，德迪貝特還說到一點：「那時我們要去烏茲別克很容易，我們跟烏茲別克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一樣都種棉花，一樣都信伊斯蘭教，我們也同樣繼承帖木兒時代留下的遺產。」
如果仔細看德迪貝特的臉，會發現生爲哈薩克人的他，卻有着「典型」烏茲別克臉型。他的老家在南哈薩克靠近烏茲別克的邊境地區，現在則居住在哈薩克第三大城奇姆肯特。
2015年哈薩克大選，一名男子戴着傳統朵帕帽前往投票。 圖／路透社
當時我們正在前往有「中亞麥加」之稱的艾哈邁德亞薩維陵墓的路上，該陵墓位於一座歷史悠久的絲路城鎮——突厥斯坦（Turkistan）。這個陵墓呈現帖木兒時代最早期的建築形式，堪稱帖木兒式原型建築，也就是現今烏茲別克斯坦各種陵墓、經學院的最早期樣式，而烏茲別克的這些建築羣則成爲現今人們談論起絲路時，一個必造訪的景點。
就像作者阿迪卜・哈利德（Adeeb Khalid）在第24章〈我們仍身處後蘇聯時代嗎？〉最末段所言：……蘇聯的教育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協助這些新國家走過通往主權之路。而民族的語彙——這是另一項關鍵的蘇聯遺產——提供了穩定性的來源和正當化原則。
本書最迷人之處便在於此，它拆解當代中亞民族和國界形成的過程，而且並非過往研究和一般大衆的印象：確實，如果沒有1924年蘇治時代的民族劃界，中亞五國不會是現今的樣子，但中亞人民在過程中並非處於完全被動，中亞的民族事實上是在19世紀末，就由不同的人羣慢慢想像而逐步產生的，而蘇聯政權可以說是搭上了這波劃界順風車。
▌民族的形成與中亞穆斯林的複雜社會
中亞在19世紀前幾乎是以家族系譜、出生地區及宗教來定義自身身分。隨着西方民族主義開始以各種方式傳入，中亞人對於自身身分的定義也開始產生轉變。
19世紀末，俄羅斯帝國時期的突厥斯坦總督區、布哈拉和希瓦汗國等區（涵蓋現今的南哈薩克以南），札吉德主義（Jadidism）開始盛行。一羣知識份子受西方文明吸引，鼓吹透過新伊斯蘭教育，使突厥斯坦人富強。
對札吉德主義者來說，「民族」不再是出生地或是家族，而是「共同生活在突厥斯坦的穆斯林」，是以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來界定的身分，目的是召喚穆斯林羣體的共同意識，對抗俄羅斯帝國的殖民。
不過，作者也提醒我們，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這樣的思想，受惠於帝國統治的「正統」伊斯蘭宗教學者就堅決反對改革。在沒有可汗能夠牽制的俄羅斯帝國時期，對掌握社會權力的宗教學者而言，改革所帶來的自由，即是在打破權力秩序及帶來混亂。
而突厥斯坦以北，在俄羅斯帝國正式將哈薩克草原納入領地後，大量屯墾定居的人移入草原，世代遊牧的哈薩克人認爲若要主張土地所有權，最好的方式便是讓哈薩克人學習定居思維。要團結各氏族部落的人就必須要撰寫新的歷史，脫離蒙古帝國的神話體系，並將「哈薩克人」視爲一個民族，「成爲」突厥社羣的一份子。
隨着俄羅斯爆發革命，哈薩克社羣於1917年建立阿拉什國；而突厥斯坦穆斯林羣體成立突厥斯坦臨時政府。布爾什維克黨雖是以階級解放發動革命，不過，在逐漸掌權的過程中，爲了征服中亞地區，則以民族解放爲號召，促使中亞各獨立政權再次納入蘇聯政權之下。因此，也可以說共產主義是建立在中亞民族運動的遺蹟之上——藉由容納民族主義，爲社會主義服務。
札吉德主義召喚突厥斯坦土地上的穆斯林羣體共同意識，對抗俄羅斯帝國的殖民。圖爲哈薩克民衆在宰牲節聚衆禮拜。 圖／路透社
有趣的是，促使蘇聯在1924年畫下國界的政策，並非是擔心中亞團結一致而必須分而治之，反而是「中亞過分分裂異質，難以有效統治。」
突厥斯坦（此時是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部充滿異質性，雖同爲「突厥斯坦人」，但遊牧民族和定居居民時有紛爭。此時「烏茲別克人」逐漸誕生，原意是「將帖木兒家族逐出河中地區的遊牧突厥人」，在這個時代下，逐漸變成突厥斯坦內的「定居突厥人」，取代「突厥斯坦人」。弔詭的是，曾經在歷史上被認爲是異族的帖木兒，在這個新想像出來的民族裡，成了定居民族英雄，因爲他「讓中亞遊牧遺產和伊斯蘭文化緊密結合」。
同時，土庫曼人和吉爾吉斯人也在各方知識份子的奔波想像下誕生，甚至出現土庫曼和吉爾吉斯語的語言書面版本，以此界定其與他者的不同；而塔吉克則成爲劃界之下殘餘民族類別中說波斯語的「民族」。
於是在1924年這波劃界操作下，突厥斯坦被逐漸分成土庫曼、烏茲別克和塔吉克（1929年從烏茲別克分離出）。1936年後，吉爾吉斯也從哈薩克分離出來，成爲了現今獨立中亞五國的前身。
不過，本書所指涉的「中亞」，並不單指現今的中亞五國，作者將現今的中國新疆也包含進去。
在蘇聯逐步掌權後，並沒有打算征服中國新疆地區，爲了維持共產革命解放的一貫理念，協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同時，也一邊扶持國民黨，支持「中國的民族從外族手中解放」帶來的共同利益。
不過，維吾爾民族則是從蘇治突厥斯坦萌芽的。維吾爾人認爲他們並非遊牧民族，也不是使用中文的東干回民，而是住在阿勒提沙爾（Altishahr）地區的穆斯林，想像自身是回鶻遊牧民的後代。這樣的劃界後來在1930年代的新疆開始流行，因此，可以說現今「中亞」，一直都是在東西突厥地區、蘇聯中國互相影響之下形成的。
正如作者在序言寫道：中亞人之間互相爭執的頻率，和他們與俄國或中國人爭執的頻率不相上下。而這樣的爭執依然延續到獨立後的中亞，民族想像並不會停止，而劃界工程依然持續。
土耳其中部一處維吾爾族聚落，牆面地圖上藍色的「東突厥斯坦」即爲中國新疆自治區領域。 圖／美聯社
▌民族化國家下的劃界與衝突
1991年蘇聯解體，獨立後的中亞國家延續蘇聯時期自由旅行和開放邊界的做法，巴士照常載着都曾是蘇聯人的人民通往國界的另一頭，人民時常到不同國家工作、探親、做生意，跟邊界對面的人通婚依然是常態。
不過，這樣的場景在1999年前後開始產生轉變。對於住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交界的費爾干納山谷的人來說尤其明顯，原本連結三個國家的橋樑被摧毀、巴士停駛、簽證制度逐漸生效、海關檢查漸趨嚴格、鐵絲網逐漸被架起，邊界儼然清晰可見。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地理政治與社會學系教授Nick Megoran在他的著作《中亞民族主義：烏茲別克–吉爾吉斯邊界傳記》（Nat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A Biography of the Uzbekistan-Kyrgyzstan Boundary，暫譯）中提到，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邊境的緊張局勢不只與蘇聯時期就畫下的邊界遺緒有關，也不僅僅是國家之間自然資源和完整領土的競奪，他認爲邊界的成形是後蘇聯時代下，中亞地緣政治爭奪話語權的關鍵場域，也就是國家之間和國內權力鬥爭下的產物。
以烏茲別克來說，雖然在蘇聯時代，帖木兒就已經成爲烏茲別克民族的根基人物，但不同民族的人民依然是蘇聯共同體之下的蘇聯人，因此時常禁止大肆宣揚和想像帖木兒作爲民族英雄的事蹟。獨立後的烏茲別克領導人卡立莫夫（Islom Karimov）大力推行去蘇聯化，帖木兒的雕像取代馬克思或列寧雕像，政府在全國各地花費大筆經費修復帖木兒時代留下的歷史建築，甚至建造新的帖木兒建築。
雖然卡立莫夫時常強調烏茲別克民族要擺脫前蘇聯的陰影，但他的統治手法基本上和蘇聯政權如出一轍，嚴格管控軍方、媒體，並利用官媒強調鄰國吉爾吉斯的貧窮落後和危險形象，將自身形塑成帶領國家走向安定繁榮的強人。
烏茲別克強人總統卡立莫夫2015年接見造訪的美國國務卿凱瑞。卡立莫夫已於2016年9月逝世。 圖／美聯社
不同於烏茲別克和其他中亞獨立國家幾乎都是蘇聯時代各共和國的第一書記當上總統，吉爾吉斯選擇了工程師兼共和國科學院院長阿卡耶夫（Askar Akayev）擔任總統，在國內政治與經濟上也相對採民主開放的形式，並有多個政黨，新聞自由度也是中亞國家中最高的。
有趣的是，吉爾吉斯是以世界最長的史詩——《瑪納斯》（Manas）作爲獨立後的政治願景。各大城市的街道、建築都以瑪納斯來命名，甚至連首都機場都命名瑪納斯。
Nick Megoran的研究指出，瑪納斯的核心精神是：吉爾吉斯人作爲遊牧民族的後代，追求的是「協調」和「統一」。訪談當時將英雄瑪納斯選作國家代表精神的政治人物時，對方說：「瑪納斯在傳說中不是吉爾吉斯人中最強的人，他也不是最好的戰士，……他也不是最聰明的人，但他讓所有人團結在一起。」
政治家在選舉、災難之後呼籲團結很正常，但團結這個詞在吉爾吉斯主義中，卻有着更爲特殊的含意，它代表的是在沙皇時代、共產主義時代之前，一個遊牧爲主體的部落之間的精神意義，並且強調的是吉爾吉斯國內所有民族的團結與和諧，不只是吉爾吉斯民族，包含國內的其他少數民族，例如烏茲別克民族。他稱這種獨特的意識型態爲「後遊牧政治想像」。
然而，當一個自稱「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的組織在1999年從塔吉克穿越吉爾吉斯邊界，企圖進入烏茲別克推翻烏茲別克政府，而引爆邊境衝突。費爾幹那山谷一直以來都有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但這次事件讓這些問題再次浮上臺面，烏茲別克政府甚至派兵轟炸吉爾吉斯境內的村莊。
吉爾吉斯反對黨大力抨擊阿卡耶夫黨派對於民族和諧塑造的假象，以及國家邊防上的不作爲，許多媒體開始將少數民族，特別是烏茲別克民族，塑造成危險分子，而邊境衝突越演越烈，民族間的問題依然難以解決，邊界越來越明顯。這之後更是成爲讓阿卡耶夫在2005年的鬱金香革命後下臺的其中一個原因。
吉爾吉斯與烏茲別克因民族問題偶有衝突。圖爲烏國士兵戍守兩國邊境。 圖／路透社
▌不該被遺忘的中亞「新歷史」
回到《被遺忘的中亞》，作者認爲，中亞很常被理解爲絲路或是大競逐的場域，雖然兩者的概念都沒錯，但這隻涵蓋歷史的一小部分。此書的論點爲：帝國征服將中亞推入歷史的新時代，當征服行動標誌着與過去的斷裂，導致在理解新時代時，過去變得較爲次要且無用。這也是這本書聚焦在十八世紀以後的中亞，並將英文書名命名爲《Central Asia: A New History from the Imperial Conquests to the Present》之原因。
雖然中亞是現代性實驗與蘇聯發展的展示櫃，但如果要理解獨立後的中亞國家，蘇聯之前的帝國遺緒和文化依然重要，它沒有消失，並且又在獨立後被找了回來，連同蘇聯時代的民族發展被一同挪用，以不同的形式再論述，成就現今持續紛爭與劃界的中亞。
作者甚至在本書結語中寫道：中亞的歷史平凡得令人沮喪。但正是在經歷殖民、革命、反殖民、共產化、現代化、民族化的進程中，這份隨處可見的平凡，都再次折射出現代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也再次向我們展示民族與國界是不同行動者互動產生，帝國政權和身處其中的人民會共同創造「民族共同體」。
2024年5月8日歐亞經濟聯盟最高委員會，與會者包含古巴、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白羅斯、土庫曼、亞美尼亞、俄羅斯與烏茲別克領導人。 圖／歐新社
阿迪卜．哈利德與著作書封。 圖／Amazon、時報出版
《被遺忘的中亞：從帝國征服到當代，交織與分歧的中亞近代大歷史》
作者： 阿迪卜・哈利德
譯者：黃楷君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4/2/20
內容簡介：《被遺忘的中亞》涵蓋十八世紀中葉至今全面的中亞史，阿迪卜・哈利德說明帝國征服如何讓中亞人捲入商品和思想的全球性交流，並加深與更廣闊世界的連結。他探討了大清和沙俄如何處理民族異質狀態，並比較蘇聯和中共企圖管理民族和文化差異的方法。他強調中亞的「俄羅斯」和「中國」區塊關係深厚，持續至今，並說明新疆儘管和當代中國關係緊張又傷痕累累，爲何仍是中亞整體的一部分。這部重要的歷史鉅作聚焦在地球上最多元且文化活躍的區域，經歷了現代的所有潮流——中亞既不該被遺忘，更不該與世隔絕。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