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稷爲貴」迴歸「民爲貴」
（圖／新華社）
小時候老師教我們，立場觀點方法至關重要，立場不對，全盤皆錯。站在勞苦大衆的立場上，有錢階級一無是處；若認爲有錢階級也創造財富，就是站錯立場，就要被打倒。這種荒謬的邏輯已經被歷史所拋棄，但如果將階級立場改成「民爲貴」還是「社稷爲貴」兩種價值觀，則價值觀一錯也全盤都錯，原來的邏輯仍可再度復活。
若以「民爲貴」，則公民有言論寫作發表和出版自由，方方寫什麼，怎麼寫，哪裡出版，這是憲法賦予她的權力，與旁人無關。誰都可以不喜歡她的文章，但誰也不能詆譭、攻擊和禁止她。且，民吃飯的重要性壓倒一切，所以不可抵制薩德、日貨、聖誕和美貨，更不該阻止人家商店工廠開門，因爲這麼做的結果是外資撤走，民工作丟失，飯碗被砸。再，民也只能實話實說，實話直說，不能虛矯僞飾，見風使舵，否則就會受到來自市場報復，搞生產的破產，搞科研的失敗，搞醫學的疫情氾濫。又，民只求有生之年的平安幸福，他們關注民的權力的尊重和伸張，期望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天下太平。
若以「社稷爲貴」，方方暴露了國的陰暗面，這是給敵對勢力「遞刀」，出賣社稷，此與秦儈何異，做個跪像，也不算太離譜。再，只要有人犯我的國，雖遠必誅，所以遊行示威抵制，戰狼嗷嗷，非把人家搞得灰頭土腦決不罷休。即便砸了飯碗，又有何罕哉，民之飯碗焉能與國之戰略相比？且，說話行事頭戴測風標，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奉旨說話，無視事實真相，反正可躲在講政治、守紀律的幕布後，把損失代價甩給國家。又，爲秦皇漢武的開疆拓土鼓譟叫好，嚮往「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卻無視給人類造成的災難和不幸。
不同立場的對話，就像雞對鴨講，聽不懂，說不通。因爲各自的推演都沒有明顯的破綻，但前提卻截然不同，所以要拷問前提是否合理。如果社稷是神聖的，人爲社稷而存在，那麼犧牲個人爲社稷，天經地義，任何不符合社稷利益的言行都要受到譴責制裁。但如果國只是實現人的自由的工具，國爲人而存在，國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爲保護和伸張民的權力，所以國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能要求民爲之犧牲奉獻。
何爲貴的判斷應該是淺顯的， 但是，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已經積澱了太多國的神聖感，這就遮蔽「民爲貴」的理性思考。
譬如很多人都把「藏富於民」作爲治國的最高理念，卻沒有理解此話的背景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所以「富」是皇帝的，放在百姓這裡，叫「藏富於民」。卻不知道當今之世，「富」本來就是百姓的，國家應該「還富於民」。雖然是一字之差，卻穿越時空幾千年。「藏富於民」是皇帝的恩典，皇帝隨時可以收回；「還富於民」是公民不可讓渡的權力，國只能保護，而不容侵犯。站在「國爲貴」的立場上，沒法進行「還富於民」的推演，不管他的智商有多高。站在「民爲貴」的立場上，不僅推演順理成章，甚至不需要太高的智商。
以「社稷爲貴」的思考相當複雜迂迴地在低層次上繞來繞去；而以「民爲貴」的思考才能直接明確地在高層次上避免問題的發生。譬如，我們曾經用很大的力氣證明，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資本自由流動，以及價格自發波動的經濟意義，至今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否則，哪會有什麼供給側過熱，經濟結構扭曲的問題。但如果在「民爲貴」的立場上思考，這些自由都是天賦民的不可讓渡的權力，則消耗我們很多腦力的經濟問題在倫理的層次上得到解決，根本不會在經濟層面中表現出來，然後社會可以把精力用去認知和解決更高層次的問題。若站在「社稷爲貴」的立場上，我們只能逡巡徘徊應對低層次的問題，不僅難以有更高層次的突破，甚至智商也被「零落成泥碾作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