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看臺灣》臺灣的選舉思維

（圖／本報系資料照）

近來臺灣政治議程最重要的事件，莫過於即將舉行的「九合一選舉」，臺灣各個地方縣市與直轄市的行政首長將面臨一次重組與洗牌，而各黨候選人競相造勢拜票，空戰陸戰此起彼伏，以求得在選舉中儘可能收取選票紅利。

臺灣「民主化轉型」後，舉行了大大小小、難以計量的選舉，大到「總統」，小到「里長」，無一不是藉由選票多數賦予的合法性背書，職位、治權乃至政權的轉移均由選票多寡定於一尊。一方面來，解決了治權乃至政權規範、穩定、有序與和平的轉移與移交之政治繼承問題；另一方面，也建立治權乃至政權的合法性從「中國代表性」向「民主授權性」的轉換之政治法統問題。這是蔣經國一代爲臺灣留下的最珍貴之遺產。

然而此種轉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激變性、急驟式、摧枯拉朽般的速度在臺灣全方位展開與推廣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當局爲了解決自身當時面臨的政治繼承問題與政治法統問題潰爛崩壞之局面的權變之計，工具性地向民選機制開放政權與政治領域以給自身的政治存在延壽益年。這帶來的一是，從1996年至2000年僅僅4年時間完成政權黨際轉移的暴風驟雨式的民主轉型；二則是，不合時宜之民主環境會未經整合或訓練之選民羣體的之先天缺陷。

民主是一個奢侈品，作爲文明的方向與人性的本質，訴求一種較高水準的准入門檻，民主需要安全的民主環境與合格的選民羣體。唯有在一個安全的民主環境中，選舉議程的討論才能聚焦於治理議題而非政治議題，社會成員也方能基於起碼的安全環境彙總累計一種基礎性的願景或共識，在此框架內作出攸關政策議程的理性選擇，而具備此基礎共識與理性能力的選民，纔是合格選民。

臺灣的民主化，未曾先於政權開放加以解決安全問題與選民問題。迄今爲止，臺灣未曾與大陸達成任何和平協議或和平承諾，整個民主環境的運作是外在脆弱的，戰爭永遠是潛在的可能性，民主在可能性上隨時成爲一場夢魘。安全環境的脆弱，造致臺灣內部缺乏一種基礎性的願景共識，來彌合選民羣體的意見分歧，使得政治議程而非治理議程是選舉的首要因素，統獨議題喧囂塵上、揮之不去。而安全環境的脆弱，又是淵源於臺灣內部缺乏一種基礎性的認同共識，錨定於《中華民國憲法》上維繫兩岸的和平與安全。

當缺乏起碼的安全環境與合格的選民羣體時，會一個善於選舉、鼓勵民粹、熱衷激進的政黨之出現，社會的撕裂、議程的失焦、黨派的惡鬥、選舉的惡性就會出現，整個選舉會走向失能：撕裂的社會中，是無法「的解決合法的」解決政治繼承問題，也無法「合法」的解決政治法統問題，因爲此時有相當一部分羣體是「未被代表」的，其與執政黨缺乏起碼的基礎性共識一致。更有甚者，這個政黨會扭曲臺灣內部的認同共識或願景共識，以不合格的選民多數，依據合法的選舉程式迴應安全問題，最終合法與民主的選擇戰爭的集體自殺。

選舉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相反，在實行選舉之前反而需要解決一些問題，即民主環境與合格選民問題。在沒有解決選舉的前提問題時，導入選舉機制，會造致選舉競爭的極化、惡性化、零和化與泛政治化，遂釀成一種迷思：即選舉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選舉思維」，乃至於面對兩岸問題、生存問題時，以「選舉思維」一以貫之，不是嚴肅謹慎，而是激情任性地加以對待，最終造成自我選擇了自殺，只是苦了那些頭腦清醒而又未能被「代表」的其他選民。

「選舉思維」造成的另一種迷思是：「我」時時刻刻是「選民」的身分，「我」可以自由的「選擇」任何方案，從而樹立起高高的「主體性」，一切操之於「我」。一旦以此種思維面對兩岸關係，那麼「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都是臺灣人可以自主的「選擇」，但哪裡又會有這樣的「自由」。

「九合一」雖重要，但臺灣負責任的各個政黨更應將長遠着眼於民主化轉型的「補課」，妥善的解決安全問題，妥帖的彌合認同問題與願景問題，在兩岸關係上少一些「選民」的任性，多一分「公民」的沉穩。（李林傑/四川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