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曆史上最變態的連環殺人案，兇手是吸血鬼化身｜文史宴
1929年2月3日夜間9時，萊茵河之濱的德國西部城市杜塞爾多夫。五十六歲的市民阿波羅尼婭·屈恩（Apollonia Kühn）在貝爾塔大街遭到不明身份的歹徒襲擊，頭部和胸部被利器刺了十八下。兇手以爲屈恩太太已死，揚長而去。但屈恩太太大難不死，恢復了知覺，逃回家中。[1]
五天後，有人在聖文岑茨教堂附近發現了九歲女童羅莎·奧林格爾（Rosa Ohlinger）的屍體。死者的太陽穴被刺了十二下，胸部被刺了十三下。兇手還在屍體上潑了汽油，企圖將其焚燬。
（九歲的羅莎·奧林格爾）
2月12日至13日深夜，五十四歲的鎖匠魯道夫·希爾（Rudolf Scheer）在街上被人刺死。次日早晨，一個認識希爾的姑娘發現了屍體，趕緊報警。杜塞爾多夫市刑警總長莫姆貝格（Momberg）親自勘察了現場。屍檢發現，希爾的後腦和脖子被刺了十二下。法醫判斷，殺死希爾的兇器和上面兩個案子一樣，是一把剪刀。
4月2日，學徒艾爾娜·潘寧（Erna Penning）遇襲。不明身份的兇手用繩子勒住她的脖子，把她拖到了十米外的田野裡。但潘寧拼命掙扎，僥倖逃脫。
次日，家庭主婦露易絲·弗拉克（Luise Flake）遭到同樣手法的襲擊，但附近可能有行人經過，歹徒受驚，弗拉克得以逃脫。
幾天後，一個名叫約翰·施道斯貝格（Johann Stausberg）的失業工人向警方認罪，說這幾起兇案都是他做的。果然，施道斯貝格被捕後，一連三個月都沒有再發生類似的案件。但是醫生髮現，施道斯貝格患有精神病，所以很難將他定罪。
7月30日，在選帝侯大道的一家下等小旅館，一名妓女被扼殺，身上的現金被搶走。負責此案的調查組認爲，這是妓女與嫖客圈子裡司空見慣的暴力犯罪，與上述的系列案件無關。
果真如此嗎？
（部分受害者的頭骨，損傷方式類似）
連環殺人案
三週後，警方就感到大失所望了，因爲發生了與之前的系列兇案極其類似的新案子。8月21日夜間，年輕女工安娜·戈爾德豪森（Anna Goldhausen）、商人海因裡希·考恩布魯姆（Heinrich Kornblum）和家庭主婦奧爾加·曼特爾（Olga Mantel）相繼遭到襲擊，都被刺成重傷。
這一晚，安娜與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了夜市，離開夜市後把女友送到家門口，然後自己回家。沒走多遠，突然有一個男人從黑暗中衝出來，向安娜撲去，用刀子戳她。安娜負傷，喊叫着跑回女友家門口。兇手追趕上去。這時屋裡恰好有人出來，搭救了安娜，兇手只得逃走。安娜的心臟險些被刺中，胃、肝和肋膜受了重傷，住了幾個月的醫院才脫離危險。
襲擊安娜之後，兇手“意猶未盡”，繼續在夜色中游蕩，遇見了奧爾加，將她刺傷。有人聽見她的呼救，但趕到時發現兇手已經離開現場。兇手隨後襲擊了同樣剛從夜市出來的考恩布魯姆，將他刺傷。但考恩布魯姆逃向夜市，兇手沒有追趕。
8月24日，十四歲的學生露易絲·蘭岑（Luise Lenzen）和五歲的女童格特魯德·哈馬赫爾（Gertrud Hamacher）從遊樂場出來之後，遇見了歹徒。歹徒讓露易絲幫忙買包香菸，將她支走，然後將格特魯德帶到一條鄉間小徑，割斷了她的喉嚨。然後他又去找露易絲，將她刺死。
次日，二十六歲的女僕格特魯德·舒爾特（Gertrud Schulte）受到一個陌生男人的邀請，一起去逛夜市。這個風度翩翩的男人殷勤地給她買了糖果和水果。沒走多遠，舒爾特表示想回家，那個男人並不糾纏，立即答應送她回家。後來男人又甜言蜜語地說服她，一起再散散步。走到萊茵河畔的草坪，兩人坐下休息，男人開始動手動腳。舒爾特拼命反抗，並高聲呼救。男人拔出匕首，刺向舒爾特的咽喉。她當即失去知覺。甦醒之後，她又呼救，兇手猛地用匕首刺她的後背，因爲用力過猛，匕首斷在了她體內。這時附近有人經過，於是兇手逃走。舒爾特被人救起，送到醫院。
9月29日，三十一歲的女僕伊達·羅伊特（Ida Reuter）被強姦後殺害。
（格特魯德·舒爾特）
甘納特出馬
短短半年時間裡發生了這麼多起兇案，尤其是受害者中還有小孩子，這在杜塞爾多夫掀起了軒然大波。人心惶惶，女性不敢單獨外出，母親不敢離開孩子哪怕片刻。治安警察和刑警放下了其他一切工作，全部注意力都用來尋找兇手。警方懸賞1萬馬克給提供有價值線索的人。報紙和電臺密切關注每一個新的進展，並經常批評警察的無能。共產黨認爲警方不作爲，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來攻擊警方和政府。比如《紅旗報》發表文章說，這些兇案顯示了“資產階級政府對無產階級民衆的安全多麼漠不關心”。但實際上，受害者並非全都屬於無產階級。[2]這些兇案還引起了國際關注，英國懸疑小說作家埃德加·華萊士表示願意協助杜塞爾多夫警方。[3]在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之下，杜塞爾多夫警方不得不向柏林求援。柏林派出了名偵探甘納特。
9月30日，甘納特來到杜塞爾多夫。他帶來的團隊裡個個都是精挑細選的得力干將，包括多個領域的專家，比如研究精神病人犯罪的以及專攻性犯罪的專家。整個調查組除了領導之外，光是探員就有五十人。杜塞爾多夫警方和地方檢察官也予以全力配合。這可以說是魏瑪共和國最優秀的一支刑事調查團隊。
彷彿是爲了向甘納特示威，兇手很快就再次行兇。10月11日，二十二歲的伊麗莎白·德勒依爾（Elisabeth Dörrier）遇襲。次日她被人發現時還活着，但頭部受了重傷，昏迷不醒，在醫院接受了三十六小時的搶救之後死亡。屍檢發現，她的頭骨被敲碎了，碎片嵌入了大腦。
到目前爲止，十個月內有十四人遇襲，其中七人死亡，死者中有三個未成年人。這極有可能是連環殺人案，兇手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警方沒有向媒體披露很多重要的細節，比如兇手慣用剪刀，喜歡襲擊小女孩等。公衆既然對這些情況兩眼一抹黑，就很難相應地提高警惕，也就很難把懷疑聚焦到一個人身上。警方一時間束手無策，只能收集羣衆提供的線索。這樣的線索有超過1萬條之多。
兇手可以說是猖狂至極，居然在9月底寫信給警察局，但是這封信不知怎麼的遺失了，警方在破案之後才知道有這封信。10月14日，警察局收到了兇手的第二封信，其中描述了一個藏屍地點：“在帕本戴勒殺了人，在沒有長野草的地方，放了一塊石頭做標記，屍體埋在地下1.5米處。”
但是，正與千頭萬緒纏鬥的警方對這條線索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只是派了幾名制服警察去核實，結果沒有發現屍體。
兇手也許在嘲笑警方的無能，並陶醉於自己的勝利。他於11月8日又寫了一封信給警察局，說自己殺了一個五歲兒童，將屍體藏在“漢尼爾-盧艾格的牆邊”。不過，警方還沒有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一名警察於11月9日上午在漢尼爾-盧艾格工廠的牆邊發現了11月7日被報告失蹤的女童格特魯德·阿爾伯曼（Gertrud Albermann）的屍體。然後警方收到了上面那封信，發現裡面再次強調了帕本戴勒的謀殺。
警方這才重視起來，在信裡描述的地點找到了幾天前失蹤的女僕瑪麗亞·哈恩（Maria Hahn）的屍體。她的頭部、脖子和胸部被刺了二十下。當地一名農民在藏屍地點之上犁了地，並且發現了死者的手提包，但沒有覺得異常，所以也沒有報警。如果不是兇手自己提醒的話，不知道什麼時候警方纔會發現哈恩的屍體。
（兇手寫給警方的一封信裡給出了藏屍地點）
甘納特瞭解了上述一系列案件的情況之後，命令將所有可能出自同一個兇手之手的案件整合起來，向辦案的所有探員分享全部資料，並發動了德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搜索行動。全國的所有警察機關、司法機關、海關與邊防、檢察院、監獄、科研院所、福利機構、精神病醫院，都得到了要求配合的通報。
但幾個月過去了，警方仍然一無所獲。雖然（在警方看來）沒有發生新的兇案，但兇手其實並沒有閒着。有好幾個潛在的受害者只是因爲運氣好，躲過了悲慘的命運。比如女僕瑪麗亞·維特豪普特（Maria Witthaupt）被兇手誘騙去散步時，碰巧遇上了兇手的妻子，她以爲丈夫在搞外遇，上去扇了丈夫一個耳光。兇手悻悻地丟下兩個女人，自己離開了。
投遞錯誤的信
案子的轉機是從一封投遞錯誤的信開始的。也就是說，純粹的偶然讓這個連環殺人案真相大白。
1930年5月初，鄉下姑娘瑪麗亞·布特利斯（Maria Butlies）來到杜塞爾多夫找工作。我們不知道她當時有沒有聽說杜塞爾多夫的連環殺人案。她在職業介紹所認識了另一個姑娘，兩人約好於5月14日在火車站見面，但是布特利斯被放了鴿子。
這時她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騷擾。危急時刻，另一名男子出現，自稱公職人員，“英雄救美”，趕走了那個流氓。布特利斯十分感激，放下了戒備，向對方講述自己身無分文，孤身一人在這座大城市，連落腳的地方也沒有。樂於助人的“公職人員”立刻熱情地表示，可以讓她到他家暫住一晚，再做計議。
在甜言蜜語之下，布特利斯跟着到了他家。沒想到進屋之後，該男子也開始糾纏她。她激烈地反抗，於是男子禮貌地答應把她送去政府的救濟站過夜。經過一處森林時，他企圖將她扼死，但不知爲什麼又放棄了，把她帶到一處電車站，放她走了。
布特利斯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她把自己的遭遇寫在一封信裡，寄給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沒想到這封信投遞錯了，收到信的人感到事關重大，於是將信交給了警方。
警方從布特利斯的描述中認識到，那名男子正是他們要找的連環殺人狂。兩名警察陪着布特利斯，讓她去指認兇手的住處。費了一番周折，布特利斯找到了邁特曼大街71號。但是進了房子之後，她又吃不準了。於是兩名警察先行告辭，約好了請她再到警察局一趟。但是與警察分別之後，布特利斯又拿定了主意，邁特曼大街71號確實就是那一晚她被兇手帶去的地方！
布特利斯的膽子不小，在沒有警察陪同的情況下獨自回到邁特曼大街71號。在那裡，她遇見了住戶之一維默爾小姐，與其攀談起來，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兩個姑娘正在談話，這時一名男子走出家門，去院子裡的水龍頭處打水，然後回到自己屋裡。布特利斯看了看那個男人，但沒有認出他來。維默爾小姐問，剛纔打水的男人是不是就是那一晚的歹徒。布特利斯說不確定。但是維默爾小姐注意到，那名男子又匆匆地出門了。布特利斯仍然說：“不是他！”但維默爾小姐起了疑心，在一張紙條上寫下了那名男子的姓名，遞給布特利斯。紙上寫着：“彼得·屈滕。” 布特利斯把紙條交給警方，說邁特曼大街71號的確是歹徒的住處，但她不確定屈滕就是歹徒。
次日，5月23日，警察來到邁特曼大街71號，發現屈滕家房門緊鎖。警察找到了屈滕的妻子工作的咖啡館，聯繫到了她，瞭解了屈滕失業並且外出的情況，向他發出了傳票。後來警方高層有人批評了這種策略，認爲這等於是向屈滕發警報，讓他逃跑。
與此同時，警察找到了另一名倖存的受害者、已經康復的格特魯德·舒爾特，給她看了屈滕的照片。她明確表示：這就是襲擊她的兇手！
現在警方有了人證（雖然只是舒爾特案件的人證），於是立刻緝拿屈滕，控制了他的住所，守株待兔，逮捕了屈滕太太。屈滕太太招供，屈滕之前回到住處，從妻子那裡得知自己受到警方傳訊，與妻子發生了爭吵；爭吵時他激動地說：“都是我乾的！” 接着他向妻子和盤托出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妻子大受震動，建議如果萬不得已可以一同自殺。[4]屈滕不肯自殺，決定離開杜塞爾多夫，暫避風頭，並約定與妻子於次日在一座教堂見面。
5月24日，警方在屈滕夫婦約定的地點逮捕了屈滕。他沒有攜帶武器，也沒有反抗，並且在當天就坦然招供了多起罪行。他甚至還“惋惜”地表示：“我恰恰在這個關頭被捕，真是遺憾！真正了不起的事情還在後面呢！我原打算每天殺兩個人！”[5]
（彼得•屈滕，1931年警方拍攝的照片）
（彼得•屈滕的另外一組照片）
（屈滕夫婦的住所）
吸血鬼
那麼，屈滕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是如何變成連環殺人狂的呢？
屈滕於1883年出生在科隆一個子女衆多的貧困工人家庭，父親酗酒且經常毆打妻兒，對女兒還有性侵行爲，所以屈滕從小就生活在暴力和不正常性關係的環境裡。據說，他五歲時目睹捕捉流浪犬的人溺死兩隻小狗，從中感受到快感，從此對殺戮產生了興趣。他八歲時，有一次父親對母親大打出手，小屈滕離家出走，靠小偷小摸流浪了三週，後被警察發現並送回家中。後來在受審時，屈滕自稱八歲時就在一條河裡溺死了兩名玩伴。[6]我們不知道這是吹噓還是實情。
父親於1897年因爲性侵女兒而入獄後[7]，屈滕在小小年紀就開始闖蕩世界。他在工廠當學徒時遭受過體罰，後來隔三差五地因爲盜竊、入室搶劫、人身傷害、縱火、性騷擾、性侵犯和虐待動物等罪行而坐牢。他還曾與一名年紀比他大許多的女子同居，與她有性虐待的關係。他後來娶了一位曾經持槍殺人的女子，對有這樣的妻子非常自豪。這位屈滕太太曾是妓女，有個男人說要娶她，但食言了，於是她對他開了槍。屈滕似乎能夠理解妻子的這種行爲，曾評論道：“我和妻子的關係總是很好。我愛她，不是因爲肉慾，而是因爲我欣賞她的美好人格。”[8]
（屈滕犯下多起縱火案時物證火柴）
根據屈滕的招供，1913年5月25日，他入室盜竊時殺死了正在睡覺的九歲小女孩克里斯蒂娜·克萊因（Christine Klein）。這是第一起可以明確歸到屈滕名下的謀殺案。次日，屈滕還回到案發地點附近，聽聚在客棧裡的人們談論這起兇案。屈滕無意中在現場丟下了一張繡有他的姓名首字母PK的手帕。這成爲重要的證據。因爲受害者的父親叫彼得·克萊因，姓名首字母也是PK，所以小女孩的父親成了嫌疑人。等到證明他無罪之後，嫌疑又轉移到他的兄弟奧托·克萊因身上，因爲有人看見一個男人離開克萊因家，穿着與奧托類似的衣服，並且克萊因兄弟之間有金錢糾紛。奧托被捕，但因爲證據不足而被釋放。[9]在克里斯蒂娜·克萊因案件當中，住在案發現場附近、前科累累的屈滕始終沒有受到警方懷疑。
（九歲的克里斯蒂娜·克萊因）
在此之後，屈滕一發不可收拾，對暴力和殺人“樂此不疲”，因爲這能給他帶來極大的刺激和快感。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想從中得到一種虐待狂的快感。果然如此。”他想要的是看見血，至於受害者是否死亡並不重要，也許這就是有些受害者能夠死裡逃生的原因。有一次他割斷了受害者的主動脈之後，血如泉涌，他就趴上去吸血，獲取一種類似於性快感的愉悅。[10]如果沒有人血，動物的血似乎也能給他滿足。他有一次殺死了一隻天鵝，喝它的血[11]。因此媒體稱他爲“杜塞爾多夫吸血鬼”。
殺人得手之後，他喜歡在次日回到現場，混到看熱鬧的人羣中，觀察人們的反應，享受自己的“成功”。他甚至會與調查案件的警察聊天，卻從來沒有被懷疑過。屈滕告訴法庭指派的精神病醫生，目睹案發之後羣衆的激動和憤怒，能夠給他一種強烈的性興奮，甚至讓他射精。[12]
上面列舉的只是證據確鑿的案例，實際上遭受屈滕襲擊的人肯定更多，死於屈滕之手的人也可能更多。
屈滕的外貌讓人很難想象他是個恐怖的殺人狂。根據旁聽庭審的記者的描述，屈滕的“圓臉膚色紅潤，幾乎沒有一絲皺紋……雖然四十七歲了，但可以很容易讓人相信他只有三十七歲”，“鬍鬚剃得乾乾淨淨……頭髮塗了髮油……在當下的艱難時代很多人都買不起髮油，而他似乎不缺。因此，從外表看，他是個紳士”。另一位記者說，屈滕“在一羣小資產階級當中絕不會顯眼”[13]。屈滕彬彬有禮，有親和力，而且愛打扮，衣冠楚楚，所以他經常搭訕陌生女子，比較容易贏得信任。他看上去是個人畜無害的普通人。
彼得•屈滕的另外一組照片
在警方收集到的上萬條線索當中，至少有3條線索指向屈滕，比如屈滕的獄友指出他有類似的暴力行爲，但倖存的受害者沒有從屈滕的照片上認出他，而且屈滕的鄰居也都認爲他是個老好人，所以警方沒有在這條路線上繼續追蹤下去。屈滕的前科極多，一共坐過二十二年的牢[14]，警方卻一直沒有懷疑到他，這也令人費解。
屈滕的妻子因爲“出賣”了丈夫而極其愧疚，精神崩潰，被送進精神病院。後來她與丈夫離婚，改名換姓，搬到萊比錫居住。
最後屈滕的九項謀殺罪、兩項強姦罪、一項強姦未遂、七項謀殺未遂罪名成立，被判處死刑另加十五年監禁。當然了，其實也只能執行一次死刑而已。
（屈滕在法庭上）
1931年7月1日是屈滕臨刑前的最後一夜。他給受害者家屬和獄長一共寫了十四封信，每一封信的最後一句話都是：“我會用我的血贖罪。我會在天堂爲您祈禱。”他居然還相信自己會上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在屈滕被判死刑的三週之後，1931年5月，德國上映了弗裡茨·朗執導的電影《M》。這是歷史上最早的有聲電影之一，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今天已經名垂青史，成爲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大導演弗裡茨·朗）
《M》的故事背景是柏林，故事大致是這樣的：一個小女孩遭受性侵後被殘忍地殺害。隨後陸續發生類似案件，顯然是一個連環殺人狂所爲。柏林（像現實中的杜塞爾多夫一樣）陷入恐慌，警察大舉出動，頻繁搜查酒吧、旅館等場所。因爲到處都是警察，柏林黑幫的“正常”運作和“生意”被擾亂了；有個幫會分子和其他父母一樣，爲自己的小女兒的安全擔心。於是黑幫決定自己去搜捕這個連環殺人狂。於是警察的搜捕和黑幫的搜捕平行地進行，最終黑幫在一個盲眼乞丐的幫助下追蹤到了兇手。黑幫舉行了“模擬審判”，其中檢察官、法官、律師和陪審團當然都是黑幫成員。律師的辯護非常精彩，但最後法庭還是判處兇手死刑。黑幫分子們衝上去要“行刑”的時候，警察也趕到了，將兇手逮捕，送去真正的法庭。[15]
電影中深得黑幫尊重的警探卡爾·羅曼（Karl Lohmann）的原型正是甘納特。[16]羅曼甚至也被稱爲“胖羅曼”。電影還介紹了警方的一些工作方法，比如比對指紋、突擊搜查、大範圍排查等，甚至還提到了通靈術破案的可能性。
《M》的劇本其實是在屈滕案發之前就寫好的，參考的不是屈滕案件，而是可能參考了卡爾·格羅斯曼、卡爾·登克和弗裡茨·哈爾曼等案件。電影中實際上提到了格羅斯曼和哈爾曼，影片開始時兒童唱的歌也顯然參考了關於哈爾曼的歌謠[17]。但因爲這部電影在屈滕案件引起轟動的同時上映，所以很多人誤以爲它的原型就是“杜塞爾多夫吸血鬼”。
[1] 本章主要參考了Wehner, Bernd: Dem Täter auf der Spur.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minalpolizei. Lübbe, Bergisch Gladbach 1983. S.138-152。
[2] Evans, Richard J.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Penguin, 1997, p. 609.
[3] Ibid., p. 591.
[4] 貝內克，馬克。《謀殺手段 : 用刑偵科學破解致命罪案》，李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36頁。
[5] Evans, Richard J.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Penguin, 1997, p. 591.
[6] Ibid., p. 594.
[7] Ibid., p. 598.
[8] 貝內克，馬克。《謀殺手段 : 用刑偵科學破解致命罪案》，李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44-145頁。
[9] 同上，第130-131頁。
[10] Evans, Richard J.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Penguin, 1997, p. 595.
[11] Ibid., p. 595.
[12] Tatar, Maria. Lustmord: Sexual Murder in Weimar Germ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6.
[13] Evans, Richard J.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Penguin, 1997, pp. 593-4.
[14] Ibid., p. 594.
[15] Evans, Richard J.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Penguin, 1997, p. 596.
[16] Stürickow, Regina: Kommissar Gennat ermittelt: Die Erfindung der Mordinspektion. Elsengold Verlag, 2016. S. 6-7.
[17] 這首歌謠參見本書第五章第五節“漢諾威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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