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35 斷然採取冒險挽救錦江的緊急措施
整頓兩店
代理人的貪污
我回到了上海,就想創辦瓷器廠,將盈利所得幫助革命工作。由於生病和整頓兩店業務無暇他顧,籌劃一陣未成。
病中,兩店職工不斷地來探望,含淚慰問。並彙報了別後數年的兩店情況。他們大家你語我言地告訴我:“敵僞時期老店(當時餐館先開,故稱老店,茶室稱新店)生意依然興旺。每天客滿、賺錢不少。就是張先生對腐務事不管,每天到店拿了鈔票就走。他在福開森路(上海路名)買洋房、汽車、討德國老婆、買金剛鑽,在虹橋路(上海西區地名)買了地皮(購土地),店裡進貨常常零買。
董先生,你辛苦經營的兩店,現在內部搞得不成樣子了。張先生還以爲董先生在馬尼拉戰爭中已遭難、不再回來了。他還想把兩店盤出(出售)。我們大家忍耐着,照樣認真做不讓營業垮下去,等董先生回來。”
營業部人劉青雲、存貨庫人劉雙泉說着流淚了。另外幾位,很難過地說。“董先生呀!你如再不回來,他一定會轉賣的。”
又有幾位說:“那也沒有這麼容易、我們不是死人。董先生,你吩咐劉先生(劉伯吾)好好經營管理,他又軟弱,不過問。大家在背後乾着急、”
我聽了職工們的這番敘述,非常感激!開始調查,得悉張某以爲我在馬尼拉已成炮灰,於是便胡作非爲起來,暴露了他原來的貪婪面目:囤積居奇、貪污、蓋洋房、買汽車、娶德國老婆揮霍無度。把兩店盈利刮光,弄得店裡外強中乾,銀行存款不多,沒有存貨,全靠現買現賣。並且,還虐待職工,甚至想將兩店盤出去。職工所報事實確實如此。
我病癒後,即到店問事。兩店四年多的賬目難以算得清楚。當時戰爭尚未結束,上海還在敵僞勢力控制之下,張某的老婆是德國人,我有所顧慮。因而,對於張某的處理,只好適可而止。結果,張某把上海虹橋路的四畝地皮作賠償。雖然,這地價的數目與所貪污、吞沒款子比較起來是差距太大,但我處境不同,只好就此和他結算及解除了他的職務。這塊地皮,後來以四根金條廉價賣給田淑君,聊以貼補當時錦江拮据的財務開支。錦江經過一番整頓,逐漸恢復了元氣。
五子登科·房東的麻煩
抗日戰爭是國共合作拯救國家危亡,前方將土英勇奮戰,流血犧牲,分秒不停地還擊日本侵略軍,而後方國民黨有些軍政人物,卻喪盡良心大搞貪污、投機倒把,大發其國難財。日本侵略軍被打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隨着抗日戰爭的勝利,國民黨接收大員翩然而至,天上飛下,地底鑽出,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一起飛揚拔扈,各顯神通,互相爭奪。演出所謂“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票子(鈔票)、條子(金條)、女子的奇聞。一時上海市面也隨之顯現畸形繁榮。
房子頂費猛漲,酒菜業盛極一時。房東們也趁此大敲竹槓,如南京路“新雅”、“老大房”等,都各被敲詐了好多條子。錦江兩店當時生意也特別興隆,錦江老店房東孫梅堂,此時聘請做過法院院長的美國法學博士盧興源律師出面,向錦江敲竹槓。
訴訟結果,這位博士竟沒有把當時的民法條文弄清楚,一下子就輸了。可是他們還是心不死,另行上訴,加了一條理由,說錦江私自搭蓋房後天橋,使建築物有倒塌的危險。我們後來出示了法工董局的許可證,他們纔不得不罷休,官司總算打贏了。這案子是劉良主持的。
其次,茶室廚房的擴充部分,原是屬於鄰居法國人的產權。法國房東也和我們起了糾紛。我與他商談幾次之後,他們纔算作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茶室房子也在這時候出了問題。房東是“中華職業教育社”,該社不顧錦江職工的職業和生活,寫信來要收回房子,逼得厲害,經多次交涉,其負責人仍然態度強硬,架子十足。說什麼抗戰復員歸來,要收回房屋做辦公之用。這封信口氣很大,既搬弄民法條文,又口口聲聲以勝利者自居,說他們在房屋問題上有優先權。
我迫不得已,請律師劉良回了他們一封信:“敵僞時期,你們並未停止工作,是僞政府管理下的文化團體,根本談不上覆員不復員。在戰爭時期,儘管茶室生意清淡,卻從不欠租。目前房荒,頂費又大,遷移店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尚希原諒。”
這封信去後,雙方僵持了一個時期,後經羅叔章同志出面調解,我看在調解人的情面上,同意給房東一筆款子,和在同街上另租頂幾間房子交換使用(共花錢多少,確數不記得了),並重訂租契,爲期十年。這樣茶室纔算免於遷移,職工才免於失業。可是,經整頓剛剛恢復元氣的錦江,因此事,又一次受到經濟上的打擊,資本週轉又欠裕如了。
茶室房東要收回房子的事發生當時,曾引起許多友人爲我抱不平。我除政治上的敵人外,對任何人素不願採取任何手段對待。何況這文化團體的一些負責人是進步人士。我雖然在困難中支出了一大筆款子,但卻換得了十年租賃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只好以阿Q的精神而自慰。
經營錦江的漫長歲月中,在法律上的糾紛全靠劉良律師義務地熱誠幫助,這是我應該深深感激不忘。至於羅叔章同志當時對於這件事的大力幫助、調解,我亦深爲感謝!這些事情,皆爲舊社會造成的歷史。
交易所的滋味
由於上面二事,造成了地下印刷廠經費的困難。使我後來在經濟上,不得已產生了妄想,投入上海大陸商場交易所(此處是總交易所的分所)的股票市場賭博,弄得輸錢負債。事後我很懊悔。股票交易所本來就是大魚吃小魚,黑吃黑的地方,明知故犯。怎麼能在這危險的地方來賭運氣呢?真是膽大而糊塗到極點。只好以吃一塹長一智,自我安慰。
人們創辦股票交易所的目的,本來是爲了資本的流通,發展工商業。但不少投機人物,卻利用股票行情的漲落,買進賣出,賺取中間的差額利潤。在一般不知內幕的人們看來,這是個能使人在轉手之間發財的地方,致使交易所每天都是人們涌進、涌出,人聲鼎沸……。
殊不知其中黑幕重重,佈滿了吃人的陷阱。一些達官巨賈利用他們的特殊社會地位,和掌握的金融、軍、政內幕消息的人,勾結起來,弄虛作假,操縱行情。有時明拋股票,操縱價格下跌,使人們怕再跌盲目地快快拋售,大人物則暗中收購;不久,他們又使價格上漲,遂就撈進很多;有時又故意大肆買進,造成價格上漲!
人們因看漲,又盲目地高價收入。殊不知,大人物是明收暗拋,不久價格又下跌了。於是許多人在一夜之間破產、跳樓、投江,造成種種人間慘劇!
錦江險遭金元券的吞沒
抗戰勝利後,在1946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致使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在這次內戰中,據說國民黨政府的軍費支出高達全部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赤字驚人。只好增發鈔票度日。
在1946年12月,“法幣”發行額是三萬八千億元,比抗戰勝利時膨脹了約八倍。“法幣”如此濫發情況下,物價以大米爲例:同年6月15日,上海大米批發價,每擔一千一百萬元,較1936年每擔十元,上漲了一百一十萬倍。
到1948年5月,上漲了六十六倍。抗戰八年,一般物價平均上漲一萬倍。物價上漲已如脫繮之馬無法控制了。國民黨政府經濟已面臨破產邊緣。同時,共產黨軍隊節節勝利,國民黨政府眼見大勢去矣,遂在遷往臺灣的前夕,即在1948年8月19日,政府公佈廢除“法幣”,言以有充分金銀準備的“金元券”代之。
於是“法幣”信用破產,大家搶購實物。“法幣”三百萬元兌換“金元券”一元。赤金十兩兌換“金元券”二千元。美金一元換“金元券”四元。政府還下令凡持有金、銀、美鈔而不拿去銀行兌換“金元券”者,槍斃;店鋪、廠家存貨超過兩個月者,輕者嚴懲,重者槍斃。
此外,還用種種恐嚇手段,說什麼他們有自動指金針儀器,金子藏在哪裡,針就會指向哪裡。當時,人人心驚膽戰,上海社會立時被籠罩在恐怖氣氛下,人民怨聲載道,傾家蕩產,慘遭禍害的不知多少人。
銀行每天按照佈告故意規定的六十個號碼,有門路者則可由銀行內部兌換。記得當時那張中央銀行兌換金元券截止8月底爲止的佈告出來後,氣氛更加緊張了。
8月30日那天,地下黨聯繫人田雲樵同志來家告知,有些金子、美金(詳數記不得了)要兌換很難擠兌,規定限期只有兩天了。指示我設法兌換。我也着急,日期逼人。
我愁思之後,就去向“中國銀行”內部說情,某經理(姓名忘了)說:“董先生,兌換銀行每天只規定六十號碼,今天我們的號數全換掉了。”
說後,拿起電話向中央銀行問後告訴我:“中央銀行說今天沒有號了。明天給你留個號,你早點來,明天是最後一天了。”
次日,我爲要國璋女增加見識受教育,特地帶她同去看看。換掉出來的時候,看見一位約七十歲的老翁,手裡託着約五六寸長,三四寸厚的一隻金元寶,向櫃檯上人員說:“這是我祖上三代遺留下來的。”我們看了聽了,不禁一陣心酸。
我回國後,錦江經過一番整頓,元氣恢復,創辦印刷廠、進出口公司等等,正在需要繼續抽出資金資助地下工作,又逢金元券的危機。
當時政府的法令規定:店鋪、廠家只允許有兩個月的存貨。我從政治、經濟上去估計金元券的壽命,認爲最多不過三五個月。金元券貶值、崩潰後,通貨必然膨脹,則搶購的局面必不可免,屆時廠家、店鋪實力不足者,不知會倒閉多少。想到錦江的前途,想到地下工作需錢,職工今後的生活,國外孩子們的教育費用等等,寢食難安,錦江處於如此險境,不能不動腦筋。
當時,我的辦法是:借進金元券囤積貨物,一俟金元券貶值、崩潰,我再將存貨賣出少許,就夠還清欠債。
這樣決定後,就斷然採取冒險挽救錦江的緊急措施;到處拉借友人換來的金元券,冒險囤貨,但又怕別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將買進足夠一年用的存貨存放別處。又偷偷地在半夜裡做好兩套賬目,以防萬一稅務局查賬。
記得,有天晚上,我覺察到賬目某處尚有漏洞,翻身起牀穿衣,再開車到店和會計李先生倆再次修改。我當時橫了心,也顧不得這許多了,死活成敗在此一舉。
說來好笑,一切準備妥當後,我遂在1948年9月12日乘飛機到北平遊玩。臨行,吩咐助手胡芋如,若在9月底金元券有變動,即拍電告我。於是我就靜待其變。
就在這時候,東北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巨大規模的遼瀋戰役,首先解放了錦州,接着勢如破竹地解放了東北全境。到9月25日,接到錦江胡芋如來的電報。
當我返回上海時,上海市面亂哄哄。金元券失敗後,又開始什麼銀元買賣。開始有賣銀元販子。銀元分大、小頭,所謂大頭者便是袁世凱像、小頭是孫中山先生像,售價不同。搞得人心惶惶,而當局還到處抓捕銀元販子。
有天,我由家出外,到亞爾培路、霞飛路(現陝西南路、淮海路)口,見一個銀元販子跪在十字路中心,據路人說捱了巡警的打……。
唉!誰之罪?!買賣銀元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倍加猖獗,直到1949年10月,上海證券交易所被打擊之後,才收斂的。
至於金元券到1948年底,四百六十元買大米一擔,不久又漲到一萬元買一擔了。總之,金元券出世僅幾個月,就此壽終正寢。
這是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去臺灣前的最後一次向人民演的一場好戲留念!
今天海內外同胞們殷切地希望國共能第三次合作,從而統一祖國!而我今天卻敘述這些事情,也許有人會聽着不順耳而感到不快,但這已成歷史。歷史是無法否認的、無法磨滅的。
由於我煞費一番苦心,兩店總算是沒有在這一驚濤駭浪中遭受沒頂之禍。這是錦江從創辦以來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風險。
所謂“應變費”
其實,國民黨政府在從大陸退去臺灣時,向其下屬們發了大批應變費,對象不是根據地位官職、交情,而是根據對其本人喜歡不喜歡,需要不需要而決定。
拿應變費的人,就拼命搶購金條,有的“中委”買進上百條;有的買進十幾條;有的卻連路資都拿不出。同樣“中委”,卻肥瘦不齊,近水樓臺者,總能多撈些。
當時,社會上特別混亂。記得從南京逃上海轉廣東的人,想在旅館開房間,沒有門路,沒有大量的錢,就沒法落腳,只好去和茶房、有交情的朋友設法。因爲旅館全部客滿,很難找到空房,旅館每層樓的茶房便趁火打劫,自己先吃進幾間房,然後暗中高價出租,趁機發財。
說到這裡我還想起一件事:“金元券”時期,我冒險爲錦江兩店採取了緊急措施。同時,有家承包錦江洗滌活計的“徐林記”洗衣作。可憐的一家老、小連職工二十多人,眼看受到“金元券”的災難,快要停業關門。當時我把拆來的頭寸(就是錢)轉借一小部分給該店主持人囤積些肥皂、煤炭等。因此,當“金元券”崩潰,通貨膨脹,物價上升的時候,該洗衣店總算和錦江一樣未曾倒閉。
因而徐林記得以培養幾個兒女成長爲技術員。有的入黨,做了國家幹部。他們都遵守父親臨終遺囑——不要忘記董先生的恩情。每逢年、節日總是帶些禮物來看我。迄今,常有信來問好。不像有的人,我對待的恩情勝過徐家百倍,反而要整我、害我。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就有如此的差別。徐林記主人及其兒女能體會到這種雖屬綿薄之情,亦如泰山之重。這是由於他們的出身貧苦,雙親教養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