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原子彈計劃 中國扮要角
由成都起飛，準備空襲日本本土的B-29轟炸機飛行編隊。（美國國家檔案館）
美國總統歐巴馬已經確定，將利用本月前往日本出席G7峰會的機會造訪廣島，引來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由於廣島是世界上第一個遭受到美軍原子彈攻擊的城市，歐巴馬的這趟旅程是否會淪爲「道歉外交」，是衆人關注的首要焦點。其次，除了在發表反核演說時必須要堅守美國的既有立場外，華府官員指出，歐巴馬總統還需要顧及中共與南韓的態度。
爲什麼必須要強調顧及北京的態度呢？這不僅是因爲中美兩國是二戰期間站在同一條陣線對抗日本的盟友，同時也是因爲中國在美軍以原子彈空襲廣島與長崎的過程中也扮演過一個不爲人知的重要角色。中國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於負責實施人類史上首次核子攻擊的B-29轟炸機，曾經在馬特杭行動（Operation Matterhorn）的名義下，以四川成都做爲空襲日本本土的前進基地。
在發生於1943年11月底的開羅會議上，蔣中正除了替中華民國爭取到臺灣與澎湖在戰後的迴歸外，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說服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做出將B-29轟炸機部署到中印緬戰區（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的決定。至於馬特杭行動與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到底有什麼關聯，可能還是要從軍事史學界關於此戰略部署是否成功的討論講起。
陳納德將軍認爲馬特杭行動是一場得不償失的失敗佈局。（美國空軍歷史研究中心）
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略佈局？
對馬特杭行動最大力批評者，不是別人，正是第14航空軍司令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將軍。而之所以在回憶錄中痛批此行動的原因，則來自於陳納德對此項軍事行動一開始有過高的期待。畢竟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答應將B-29佈署到中印緬戰區的原因，是應蔣中正委員長的要求提升中國軍民的抗日士氣。
當時，身兼中華民國空軍參謀長的陳納德將軍是同盟國在中國戰場上最高的空中作戰負責人，因此他認爲B-29這款遠程轟炸機的指揮權理所當然要交到自己手裡。只不過，當時的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與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德（Henry Arnold）卻另有打算。他們認爲，B-29應專注於投入對日本本土的戰略轟炸任務，而不是支援中國戰區的任務。
出於對陳納德的不信任，馬歇爾與阿諾德主張B-29超級空中堡壘式轟炸機這種戰略等級的武器不該納入陳納德的第14航空軍體系內。他們在美國陸軍航空軍的體系下設置一個全新的第20航空軍，由在華府的參謀首長聯席會（Joint Chief of Staff）直接指揮。儘管陳納德對此多次表達抗議的立場，甚至聯合蔣中正向羅斯福總統爭取B-29的指揮權，不過他的期待最終還是落空。
指揮權的問題，還不是陳納德反對B-29的唯一因素。起初，參謀首長聯席會爲了安撫陳納德，曾向他保證第20航空軍在中印緬戰場上有獨立的後勤補給系統，所以不會挪用到第14航空軍有限的駝峰補給物資。而事實上，用於執行遠程轟炸任務的B-29轟炸機對燃料與炸彈的需求，比起其他美軍型號的飛機而言本來就只會更多而不會更少，所以這個保證基本上沒有實現過。
駐防於成都，負責保護B-29轟炸機的P-47雷霆式戰鬥機。（美國空軍歷史研究中心）
爲了確保B-29轟炸機在成都的4座前進基地，即新津、邛崍、彭山與廣漢機場之安全，美軍又將以P-47雷霆式戰鬥機爲主力的第312戰鬥機派往中國戰場，納入第14航空軍的編制內。只不過，將同樣也是吃油機器的P-47派往成都的結果，就是導致第14航空軍其他單位的飛機無法得到足夠的燃料執行作戰任務。這件事情，同樣也讓陳納德在他戰後出版的回憶錄中抱怨連連。
參謀首長聯席會同樣也向陳納德保證，當中國戰場局勢陷入危機的時候，他可以透過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將軍向參謀首長聯席會申請B-29支援第14航空軍的作戰任務。然而，當日軍於1944年春天對中國戰區發起大陸打通作戰，嚴重威脅到國民政府大後方地區的安全時，滿腦子想着反攻緬甸的史迪威卻多次拒絕爲陳納德呼叫B-29。
更讓陳納德感到火大的，則是他手下的500架戰鬥機中，只能調出150架用於支援在河南、湖南與廣西戰場上正面與日軍交鋒的國軍健兒。另外150架則必須用於支援中國遠征軍反攻緬甸，最後200架戰鬥機則必須留在後方保衛B-29轟炸機。其中，吃油最兇的P-47戰鬥機，還被硬性規定不能投入於支援B-29以外的任務。
撇開支援中國戰場的局勢不說，駐紮於印度，以成都爲前進基地的B-29轟炸機雖然能夠飛臨日本本土目標的上空，但是卻頂多只能夠飛到九州，無法對更重要的本州實施戰略轟炸。在這樣的情況下，B-29存在的唯一作用似乎只是侵佔了中國戰區本來就已經極爲有限的資源而已，所以看在陳納德眼裡這完全是得不償失的安排。
到了1945年初，無論是陳納德、蔣中正還是第20航空軍司令李梅（Curtis Lemay）都期盼B-29早點離開中國戰場。而他們的願望，也伴隨着駐防於中印緬戰區的第20轟炸機司令部於1945年3月調往馬里亞納羣島，展開對日本本州的戰略轟炸而實現。陳納德對於B-29的批判，影響了許多研究戰時中美關係的軍方與民間學者。
比方說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在他的成名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中，就對馬特杭行動持嚴厲的批判態度。直到目前爲止，美國的史學界主流也都認爲將B-29轟炸機部署到中國戰場可能是個錯誤的決定。然而，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對此卻有完全不一樣的看法。
B-29被派往中國，是爲了日後以原子彈空襲日本本土做準備。（美國國家檔案館）
爲擊敗日本打下基礎的軍事行動
藉由對美國、日本與中國三方面檔案史料的詳細研究，來自大陸的研究者卻有完全不同於陳納德與鄒讜的看法。成都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研究所副研究胡越英，就在他的研究中指出，馬特杭行動在二戰期間被美軍視爲除了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外最重要的戰略佈局。事實上，馬特杭行動直接影響到了後來美軍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計劃。
由於當B-29轟炸機出場時，馬里亞納羣島尚屬日軍的控制範圍之內，美軍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夠先以中國做爲空襲日本本土的前進基地。胡越英認爲，將B-29部署到四川，雖然沒有辦法對更有價值的目標，也就是日本本州發動戰略空襲，但是卻也讓第20航空軍的飛行人員與超級空中堡壘取得了難得的實戰經驗。
他指出，馬特杭行動實際上是一次大規模的戰地試飛行動，是美國原子彈投放武器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投入的經費比耗資20多億美金的曼哈頓計劃還要多，高達了30億美元。透過馬特杭行動取得的實戰經驗，後來也成功的爲李梅將軍指揮的509混合大隊運用，先後在廣島與長崎投下了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子彈。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胡越英認爲馬特杭行動對盟軍在二戰中取得的勝利有決定性的作用。研究B-29駐華歷史的成都電視臺記者李肖偉，則認爲第20航空軍將士們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在中國戰場上超額完成了美軍賦予他們的任務。包括陳納德在內，許多人認爲B-29是受限於物資取得的缺乏而關閉了在中印緬戰區的基地。
提起B-29轟炸機，抗戰時擔任政工的陶士君表示這款飛機對中國的幫助太大了。（許劍虹攝）
首先，對於B-29爲何撤出中國，李肖偉就與陳納德及鄒讜等人有着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他指出：「美軍計劃中，只是將成都作爲早期航空基地，而並非最後攻擊日本航空基地，適時關閉成都基地，這一點早就在計劃之中，而非一些學者所以爲，美軍是因爲油彈運量不足才被迫關閉成都基地。這不是被迫關閉，而是按計劃關閉。」
其次，李肖偉指出：「B-29還完成了其它兩項任務，一是轟炸臺灣支援麥克亞瑟和尼米茲，另一個任務是轟炸曼谷與仰光等地，確保了B-29印度基地的自身安全。如果不轟炸這兩個目標，那麼一旦英軍在英帕爾戰役（The Battle of Imphal）中失敗，日本人就直搗美軍印度基地了。而印度基地一旦被毀，就沒有了駝峰航線、14航空軍，第20航空隊在中國的任務就徹底完蛋。」
許多人認爲，B-29對九州的轟炸毫無價值，李肖偉同樣也對此做出了反駁。他強調：「有學者說B-29對八幡的轟炸是失敗的，據我的瞭解B-29轟炸八幡分別發生於1944年的6月15日、8月20日與1945年8月8日。也就是說，至第二次轟炸八幡後，直到次年8月，美軍再也沒有轟炸過八幡，這說明美軍從中國起飛轟炸八幡是有效的。」
至於陳納德抱怨B-29的存在分散了第14航空軍的戰力，讓他無法支援在中國戰場上的國軍一事，李肖偉也表示並不全然是那麼回事。因爲在史迪威被調離中國戰場後，新任的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就回應了陳納德的請求，成功向參謀首長聯席會爭取到以B-29轟炸機空襲日軍位於武漢的軍用倉庫。
因此，李肖偉認爲B-29的存在對於中國戰場上的局勢也不能講是毫無益處的。除了打擊日本的軍事效益外，也千萬不要忘掉當年蔣中正爭取羅斯福總統派遣B-29轟炸機到成都的目的是爲了提升中國軍民的抗日士氣。那麼，第20航空軍有沒有達到這個政治目標呢？關於這個問題，可能還是要靠當年的中國軍人來回答。
現年98歲，居住於臺北市南港區的陶士君先生，在抗戰期間於湯恩伯將軍指揮的31集團軍的中國國民黨特別黨部內擔任政工，從事總務與宣傳工作。1944年6月5日，第31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河南葉縣落入日軍手中。隨湯恩伯將軍轉進西峽口的陶士君，出於自告奮勇回到淪陷區，加入由第31集團軍高級參謀高俠軒將軍指揮的游擊隊。
奉高俠軒的命令，陶士君回到自己已經淪陷的故鄉寶豐縣，負責策反一支由王定南指揮，名爲河南人民自衛軍的親日民團武裝。時任河南省人民自衛軍第3縱隊司令的李智文，恰巧又是高俠軒將軍的老部下，所以陶士君可以透過這層關係混入該隊伍擔任參謀長。懷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進入第3縱隊的陶士君，常常只要一逮到機會，就遊說李智文起義重歸國軍的懷抱。
然而，當時日軍在華北戰場上的攻勢看似十分順利，李智文也因爲無法確認到底是重慶的蔣中正，還是南京的汪精衛會成爲戰爭的勝利者而一再敷衍陶士君的建議。直到大概是8月20日那天，空襲八幡的B-29轟炸機以大機羣編隊飛過寶豐縣上空，引起了李智文的注意，馬上詢問陶士君這些大飛機有什麼特別的來頭。
見到機會來了，陶士君便向李智文介紹B-29轟炸機空襲日本本土的情況。由於當時任何一箇中國軍人，都沒有看到過那麼巨大，而且又那麼多的飛機出現在自己的面前，且由B-29發動機傳出的巨大聲響實在是太令人震撼，讓身處汪精衛陣營的李智文感到相當恐懼，打從心底裡相信日本會輸給擁有如此龐大工業生產能力的美國。
在從陶士君口中得到早日歸順中央可以不被當漢奸處置的保證後，李智文做出了起義的決定。很快的，李智文結合了河南省人民自衛軍第1縱隊司令盧克山在一次軍事會議上制服了司令官王定南，並且將部隊指揮權交給了陶士君。陶士君隨即將這支擁有15,000兵員的武裝開往高俠軒將軍的根據地，出色的完成了任務。
提到B-29轟炸機，陶士君表示這款飛機對中國的幫助非常巨大，不僅強化了國軍官兵與老百姓抗戰必勝的信念，同時也挫敗了日軍與汪精衛政權支持者的士氣。假若當天沒有B-29轟炸機的適時出現，他相信自己還要花更多時間才能說服李智文做出起義的決定。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馬特杭行動確實是達到了其提升中國人抗敵士氣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