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風向》美駐華大使伯恩斯任命通過，他對中國的真實態度是什麼？（王衝）

美國參議院確認任命伯恩斯出任駐華大使。（美聯社）

核心提要：

1.伯恩斯認爲，中美關係正經歷迅捷而劇烈的變化，爲對中國在經濟、軍事領域的咄咄逼人做出反應，美對華從過去四十年的接觸政策轉變爲近幾年的正面競爭。他認爲，中俄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今後中美兩國競爭集中在經貿（貿易戰、一帶一路）、印太地區戰略軍事能力（藍海海軍、彈道導彈系統、空軍）、數位時代的軍事技術（讓亞歐盟友對華爲進行所謂的「抵制」等）和理念制度這四個關鍵領域。

2.鑑於其蘇聯專家背景和民主黨意識形態，伯恩斯對華並不友善，但職業外交官出身的他並非主戰鷹派。他認爲，中美要維持競爭與合作的平衡，在印太軍事方面要與中國高度競爭，但在氣候變化、打擊盜版、禁毒、疫情等方面要向中國尋求合作。美國要支持香港「示威者」，同時通過日韓澳盟友、拉攏印度以制衡中國。

3.中國該如何與伯恩斯打交道？要從他個人特質出發，他是通曉歷史的學者型外交官，而且具有鮮明的民主黨意識形態；而且他人脈廣泛，與賴斯、希拉蕊、布林肯均十分熟悉，也深得拜登信任。而分析其2012-2021年的推特言論，主要集中在中東和東歐事務、媒體評論、宣揚民主理念等方面，與中國的交集不多，但提名後他曾發表多項言論批評中國。總的來說，在當前中美關係有結構性矛盾下，駐華大使更多從事事務性工作，作用相比之前更爲有限。

北京時間12月17日，美國參議院批准伯恩斯（Nicholas Burns）擔任駐華大使。這位哈佛大學教授是蘇聯問題專家，爲美國國務院服務多年後進入學界。外界熟知他對中東事務、美俄關係的觀點，他的對華觀點卻鮮有提及。知己知彼，通過研究伯恩斯的個人經歷、文章、社交媒體言論，可大致勾勒出伯恩斯本人對中國的觀點和看法。

從職業外交官到哈佛教授

伯恩斯1956年生於美國紐約州布法羅，中學就讀於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17歲參加美國實地服務項目赴盧森堡短暫留學，本科就讀於波士頓學院並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專業爲歐洲史。後獲得巴黎大學學士學位，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外交學院碩士學位，研究方向爲國際經濟、美國外交和非洲問題。他學習過法語、阿拉伯語、希臘語。

在進入美國國務院之前，伯恩斯曾在A.T.國際擔任職員，這是一個爲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非營利組織。

伯恩斯在非洲和中東地區開始外交生涯。1983年至1985年，他在美國駐茅利塔尼亞諾克少大使館實習，後擔任美國駐開羅大使館副領事，並於1985年至1987年擔任美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館的政治官員，協調美國對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經濟援助。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伯恩斯在總統喬治·布希的領導下，擔任蘇聯（然後是俄羅斯）事務主任。在此期間，他參加了所有美蘇首腦會議和許多其他國際會議，並專門討論經濟援助問題、美國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係，以及與波羅的海國家的關係。

1990年到1995年，伯恩斯爲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服務。他曾是比爾·柯林頓總統的特別助理，還是俄羅斯，烏克蘭和歐亞事務的高級總監。他在白宮的主要職責，是爲總統就美國與前蘇聯十五個國家的關係的所有方面提供建議。

1995年到1997年，伯恩斯擔任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併兼任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和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的公共事務助理秘書。在擔任這一職務期間，他每天舉行有關美國外交政策問題的新聞發佈會，陪同兩位國務卿進行所有國外訪問，並協調了美國國務院所有的公共宣傳計劃。

1997年到2001年，伯恩斯是美國駐希臘大使。在擔任大使期間，美國擴大了與希臘的軍事和執法合作，加強了在巴爾幹半島的夥伴關係，增加了貿易和投資，促進了人文交流。

伯恩斯支持2003年入侵伊拉克，曾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美國常駐代表。作爲北約大使，在該聯盟致力於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全球反恐戰爭中的新任務之際，他領導了由美國國防部聯合組成的北約特派團，並接納了七名新成員。

2008年1月18日，伯恩斯宣佈退休，理由是關注家庭問題，並尋求政府以外的其他機會。當時，美國官方的一份聲明指出，伯恩斯將繼續以顧問身份擔任美國特使，以最終完成《美國-印度和平原子能合作法》。

從美國國務院離職後，他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校教授外交、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際政治方面的課程。伯恩斯也擔任阿斯彭戰略小組（Aspen Strategy Group）的主任，該小組是外交政策專家論壇，在美國外交界有較大影響力。

伯恩斯還爲科恩集團工作，這是一家武器製造商的諮詢和遊說組織。同時，伯恩斯爲高盛、美國銀行、道富銀行、花旗銀行、霍尼韋爾以及許多其他公司、大學和協會的員工進行諮詢並作演講。

伯恩斯的對華認知和理念

2019年，伯恩斯作爲阿斯彭戰略小組主任，召集美國外交官、學者對中美關係做了專項的內部研究報告，併爲這份報告做序。 從這份序言，我們可以看出伯恩斯對中國的態度以及對中美關係的認知。

伯恩斯認爲，中美是兩個大國，兩國關係正在經歷迅捷而劇烈的變化。在過去四十年，美國對華奉行全面接觸政策，只是在有必要時進行競爭。但過去幾年，美國兩黨都改變了態度，從接觸戰略轉變爲正面競爭。伯恩斯認爲，其原因在於中國在經濟和軍事領域日益咄咄逼人，美國不得不有所反應。

儘管伯恩斯個人不喜歡川普，但對於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轉變他予以支持（但伯恩斯批評川普政府退出TPP是個戰略錯誤—編者注）。伯恩斯表示，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而言，中國和俄羅斯的體制已經超越恐怖主義，構成更大威脅，因此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獲得了兩黨的支持。他認爲，今後中美兩國的競爭集中在以下四個領域：

第一，經貿領域。

中美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既是最大的貿易伙伴，也在印太地區及世界範圍內爲追求經濟優勢而競爭。中美兩國於2017年開啓的貿易戰讓投資者神經緊張，讓全球市場震盪。他辯稱，川普發動貿易戰，主要是因爲美國商界對中國的不公平和非法競爭日益不滿，對中國不遵守知識產權表示憤怒。

他認爲，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野心勃勃，在包括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部分國家在內的世界諸多地區產生了影響力，美國未來也要與之展開競爭。美國的優勢在於資本市場、美元作爲全球儲備貨幣的力量以及納米科技、生物科技等諸多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第二，印太地區戰略軍事能力。

二戰後，美國在印太地區一度享有無可匹敵的優勢，然而，未來幾十年中國在該地區的軍事能力有可能取代美國的地位。中國致力於發展藍海海軍、彈道導彈系統以及強大的空軍，目標是和美國的海空軍展開較量。爲了遏制中國軍方，美國的做法是開發新一代武器系統，包括空天技術、無人機、水下項目等。伯恩斯還聲稱，中國在南海修建人工島嶼和聲索主權的行爲是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嚴重關切。

在美國，有人主張在印太地區美國應該繼續保持統治力，但也有人認爲鑑於中國軍力的發展美國無法做到持續保持優勢。後者認爲，美國應該轉向威懾，致力於保護該地區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爲此，美國必須在先進武器方面加大投資力度。

中美兩國軍隊在南海、東海近距離接觸已經成爲常態，爲了在印太地區保持和平，關鍵在於強化兩國政府間的危機管理機制，以便減少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如設立熱線，建立國防高層對話機制。

第三，數字時代中美的軍事技術競爭。

阿斯彭戰略小組曾就技術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入研究，結論是這可能是決定未來中美競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兩國都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科技的基礎上開發新一代武器技術。如果某一方勝出並獲取技術優勢，對於兩國之間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戰略平衡都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美國從國家安全角度限制對中國公司的高科技產品出口是重要舉措，但有人提出和中國全面脫鉤，無論政府官員還是商界人士，大都予以反對。

對於美國來說，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讓亞洲和歐洲盟友一道來對華爲進行所謂的「抵制」。 另外，對於矽谷而言也存在巨大風險，在數字時代，硅谷必須和美國政府合作才能在和中國的新一代軍事技術競爭中獲勝。爲此，美國要擴大在科研領域的投資力度。

第四，中美理念之爭。

伯恩斯聲稱，中國把市場經濟和威權政治結合，並向全世界推廣這一模式，而美國的理念在於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因此中美競爭在於制度之爭，體制之爭， 這和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政府時期美蘇之間的競爭如出一轍。對於香港、新疆、大陸的互聯網政策以及其他「限制人權」的行爲，美方都應該做出反應，以便限制中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爲此，美國應該啓動長期的、複雜的公共外交策略來和中國人民接觸，並在世界範圍內和中國的理念進行競爭。

伯恩斯不是主戰派

鑑於伯恩斯的蘇聯專家背景和民主黨意識形態，他對華並不友善，但職業外交官出身的伯恩斯，也並非主戰的鷹派，對中國的看法，他存在疑慮。

首先，中國能給美國帶來多大威脅？這是伯恩斯不確定的第一個問題。他一方面認爲中國在印太地區實力增強，美國應該有所反應，把中國的擴張予以推回，予以遏制；另一方面，他也認爲中國從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中受益，不必把中國當做敵人。

其次，美國對華的競爭與合作如何保持平衡？這是伯恩斯不確定的第二個問題。伯恩斯認爲，一方面，美國需要在貿易和印太地區軍事方面和中國高度競爭；另一方面，美國和中國在氣候變化、打擊盜版、禁毒、疫情等方面也需要合作。

對於中美關係，伯恩斯的觀點是，必須競爭時和中國競爭，有必要合作時進行合作。他提出，美國需要謹記，不要誇大中國的力量，也不要低估中國的弱點。 伯恩斯如此表述，是基於他對美蘇冷戰時期蘇聯的理解。他認爲，當下中國對美國有大戰略，而美國對中國只有態度，沒有戰略，美國需要像20世紀60年代一樣，形成從白宮到各部委的整體對華戰略。

伯恩斯認爲，美國必須和中國人民接觸，應該支持香港「示威者」。軍事領域，美國不僅享有巨大優勢，還有諸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這樣的盟友，諸如新西蘭、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這樣的安全夥伴。近年，印度和美國的關係也逐漸接近，可以制衡中國。與之相比，中國則缺乏強有力的盟友體系。

伯恩斯認爲，中美競爭的關鍵在於信心。只要美國保持國家自信，就可以成功應對中國的挑戰，保持在世界的領導地位。他表示，世界上有兩種體系。一種是憑藉超強的軍事實力來恐嚇其他國家，另一種是憑藉經濟技術、民主法治、移民、大學和開放社會贏得支持。後者也是美國不可忽視的優勢，外交就是要把這種實力加以妥善利用。只要美國人民保持信心，就能在未來幾十年與中國的競爭中不僅維持和平，還可以成功應對挑戰。

該如何和伯恩斯打交道？

從伯恩斯的履歷和文章，可獲知他的三個特點。

第一，學者型外交官，對外交事務熟悉，對於歷史也有充分的認知，對冷戰、蘇聯尤其瞭解；第二，具有鮮明的民主黨意識形態。從美國的外交傳統看，共和黨人更注重實際利益，民主黨人更注重價值觀，伯恩斯具有鮮明的民主黨特質；第三，人脈廣泛，和賴斯、希拉蕊、布林肯均十分熟悉，也深得拜登信任。伯恩斯是民主黨的支持者，是拜登2020年總統大選的外交政策顧問，還是希拉里2016年總統大選的非正式顧問。

從伯恩斯多年的言論看，他一方面擅長衝突解決、政策制定，是外交的堅決擁護者，堅信美國應該通過外交和大戰略處理國際事務；另一方面，他對社會主義國家也一直「憎惡」。

在伊朗問題上，他主張美國「應該爲與伊朗談判付出巨大努力」，伯恩斯曾經支持伊拉克戰爭，但後來他稱其爲「相當嚴重的失誤」。

伯恩斯說，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舉報人愛德華·斯諾登是叛徒：「他去過中國和俄羅斯。這就是爲什麼我不喜歡斯諾登。」

我們研究了伯恩斯2012年12月1日到2021年8月的推特發言和轉發，發現他的言論集中在三個領域：

第一，中東和東歐事務。比如說，對於柏林牆倒塌週年紀念、俄羅斯反對派下毒等事件，他極爲關注，他還積極和中東各國的各國大使、前大使互動。

第二，他爲媒體撰寫評論，爲電視臺做特約主持，內容涉及中國並不多，但被提名爲大使後，在個人社交媒體發表或轉發了有關臺灣的評論。他聲稱，中國大陸關於臺灣的單方面行爲是高度危險的；他還說，「戰狼外交」在中國國內可能有效，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用。

第三，他善於抓住機會宣揚民主理念。作爲波士頓塞爾提克的球迷，他曾經和塞爾提克的土耳其球員坎特合影，發推特時，他還特意讚揚坎特反對埃爾多安獨裁統治的勇氣。

對於來華擔任大使，他認爲「這是困難而複雜的挑戰」，對於中方而言，也面臨如何與之打交道的問題，當然，中美關係競爭與合作並存，有結構性矛盾，駐華大使在其中，更多是事務性工作，作用和以前相比，更加有限。（作者爲浙江外國語學院美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本文來源鳳凰網《風向》，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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