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臺灣的危機在文官不敢言

工商社論》

《說苑》記載，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

說苑此篇記載西元前六世紀，春秋時代晉平公和大臣叔向的對話，由上述對話可知，當時晉國不太平，莊稼收成不好，又遇上疫情，還有北方狄人攻擊的威脅，可謂四面楚歌。面對君王如此提問，一般人應該會就如何恢復生產，解決疫情，加強國防分別提出看法纔是，然而叔向卻認爲這三者不足爲憂，國家的最大危機是在於臣子們不願言、不敢言。

非常巧合，西元前六世紀晉國遇到的三件事，此刻我們全遇到了，他們是收成不好，經濟困難，今天我們通膨還未結束，經濟下行風險又升高，國發會主委龔明鑫日前已表示9月景氣可能會由綠燈轉爲黃藍燈。其次，當時晉國遇到疫情，如今我們也有疫情，近來雖和緩一些，國境也已解封，惟疫情的威脅仍是揮之不去，如影隨行。

更巧的是，晉國當時面臨戰爭風險，如今臺灣面對兩岸戰雲密佈，役期延長已箭在弦上，爲人父母者正爲此憂心不已。同樣面對這三大威脅，臺灣社會憂心忡忡，近日股市大跌不正是反映這個憂心嗎？然而，如果叔向看到今天的臺灣，想必他也會說，今天台灣最大的威脅不在於通膨和衰退、疫情或戰爭，而在於文官們畏罪不敢言，若文官們直諫敢言，那些經濟、國防、疫情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舉個例子，2000年以前，我國中央政府債務餘額不過1.3兆，佔前三年平均GDP不過15.7％，但當年主計長韋端卻已提示政府已面臨財政困難，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更示警這不只是財政困難，而是財政危機，雙方爲此還在報紙上論戰。相較於當年，今天我們中央政府債務已升至5.7兆，佔前三年平均GDP也達30.0％，債務壓力更上層樓，卻未見內閣、文官有所警告，反而常聽到政府大員說我們有多少歲計賸餘，稅收又如何超徵，財政收支又創二十年首度平衡等等，全是好消息，殊不知近幾年特別預算一編再編，舉債規模年甚一年，若2000年之前的情況已算財政困難、財政危機，今天難道沒有財政困難、財政危機？爲何不見閣員、文官站出來給政府提個醒？

再舉個例子，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初，對於核四是否續建，當年除了由經濟部長林信義召開13場「核四再評估會議」，讓各界暢所欲言，文官也可以就自己的專業去評述核電、再生能源的優勢與困境，資訊充份公開以讓社會理性對話。然而，近年有關能源問題，幾已成一言堂，文官還能如二十年前一樣依專業暢所欲言嗎？而這個不敢言的官場文化，若任其繼續發展下去，必讓執政者愈來愈偏聽，如此對國家豈是好事？

在執政者日趨強勢下，昔日得以暢所欲言的文官文化變得愈來愈沉默，如同叔向所言，「畏罪而不敢言」者愈來愈多，這裡的畏罪倒不是一定會被降罪，而是同儕如此，我何必與人不同的一種內化心理傾向，久而久之，附和者日多，講真話者日少。例如，去年通膨早已山雨欲來，但所有官員都以通膨要具備全面性、顯著性及持續性三條件纔算，深怕說出通膨二字犯了忌諱。相反的，近期總體數據成長率明明已趨緩，統計部門卻經常強調總體數據（指數、金額）創新高、次高，好像前景一片大好，事實上，總體數據本是遞增的時間數列，創新高只是本然，何須強調？該關切的是成長率纔是，此一基本常識，發言的文官豈會不知？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如今我國官場已如叔向所言：「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臺灣如今面臨衰退、疫情及戰爭的威脅，這些威脅是看得到的，看得到的不可怕，因爲看得到便會想辦法去因應，相反的，沉默的文官文化日甚一日，這個威脅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更可怕，因爲沒有人在意。試想，當文官們凡事遵循上意，不敢逆麟直言，執政者固然快意於一時，但由於偏聽日甚，自然難以宏觀全局，長期必陷入不可自拔的牢籠，如叔向所言：「此誠患之大者也。」

我們認爲，相較於衰退、疫情及戰爭，「畏罪而不敢言」的文官文化是更大的威脅，只有尊重文官們的專業，給予文官們發言的自由空間，臺灣經濟社會才能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認清方向，行穩致遠，開創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