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別了，何偉（餘亮）
美國記者兼紀實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香港東網）
美國人正在從世界的很多地方撤離，比如美軍從阿富汗，比如何偉從成都。當年美國人出征全世界的不光是軍隊、資本，還有很多傳教士、新聞記者和文藝青年。
當代「中國通」何偉是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於一部分人肯定是。就像前一陣子鄭州暴雨洪水之後，被羣衆圍住質疑的德國偏見記者，卻被前南方系記者們稱爲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何偉還是做了不少事情，在中國四川生活了差不多20年，當教師，寫了好幾部關於中國的紀實作品。今年離開中國，是因爲在四川大學的崗位到期了沒有續約。他非常失落。外媒還在討論說，是中國人把他趕走了。而何偉的美國同胞歐戴爾，僅僅因爲中國人友善提醒她戴口罩就大發雷霆，在推特上猛烈批評中國人專制、暴力、愚昧，不識擡舉，竟敢迫害她。歐戴爾仍然在四川大學任教，沒有人驅逐她。
何偉的幾本書前些年特別火，尤其在小資圈。《江城》和《尋路中國》，就像當時西方民主女神劉瑜的《民主的細節》一樣火。時過境遷，今天不太有人願意去看了，大家都知道了西方民主到底是什麼東西。但是在那個時代能紅有它的原因，值得告別一下。
何偉是名校文科生，來中國的時候29歲，沒做過什麼工作。他來中國的時機非常好，1990年代中國正處在起飛前的時刻，很多事情就要被改變，很多舊的景觀還沒有人記錄。就像被三峽大壩水位淹沒在下面的城市一樣，美國人開始要重新發現中國，而中國人正處在鉅變的思想駁雜狀態中，何偉有了縱橫斡旋的資格。
何偉的父親一直對中國有興趣，何偉自己也想來中國，就通過和平隊來教書。和平隊是一個有美國政府背景的NGO組織，訓練大學生到其他國家服務，傳播所謂美國文明與和平。
他描寫剛來四川小城涪陵和學校的經歷：比如中國同事們對他的那種異常的歡迎，讓他覺得很諷刺，覺得庸俗。有個學校領導穿越操場過來和他握手的景象，被他仔細描寫和諷刺。
今天很多中國人開始對外國人在中國受到的特殊優待感到憤怒，而過去這些優待是發自肺腑的，以至於自己都不覺得。何偉倒是有自知之明，他說：「在這個外國人僅僅因爲他們身爲外國人而頻頻在電視上拋頭露面的國度裡，學生們在教室裡擠成一堆，津津有味地觀看着。」
那些年中國人對外國人的見識和期待，都被何偉認真記下來了。「這也許是所有細節中最奇怪的一點，因爲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學生們早就從書本上了解到，外國人的眼睛都是藍色的。」人們總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作者本人也是。
何偉比較關心普通人，他觀察自己的學生，理解他們的想法，這很好，但是他的視角里又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嘲諷、批判，總覺得這些人落後、被洗腦。
他說這些鄉下人被外界忽視了。這裡有顯著的內外之分——他自覺地代表外界，就像至今老有中國人說自己沒有和國際接軌，默認別人纔是國際，自己就不是國際的重要部分，而不會說美國中西部的鄉下人被我們這些外界的中國人忽視了。
關於來到學校第一天的記憶，他就嘲諷了一次學生拉練行動。8個學生一路步行到了延安，中間走到西安的時候就沒錢了，後來靠別人的支援纔到達延安。何偉說：「爲了紀念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遠行一千英里，來到延安，卻以破產告終，這種特別的紀念方式讓我驚訝萬分。」這段話會讓不少讀者覺得深刻，開始反思，認同這是政治作秀。
但就是敘事，本也可以換一個敘事方式：一羣不屬於後浪的窮孩子，排除艱難萬險來到延安，身無分文，卻是一種難得的體驗，超越了富貴者的旅行生活。就像沒什麼錢的何偉到全世界窮遊。
他寫教學生活，讓每個學生都取了英文名字，通過名字他做了很多分析，爲什麼要取這樣的名字。他領着學生讀莎士比亞，讀《貝奧武夫》，讓學生飾演這個戲劇。他記錄這些學生演戲劇的樣子，這是對個人的一種關懷，學生當然會喜歡。
他喜歡自己的窮學生格瑞斯寫的文章，因爲格瑞斯把《貝奧武夫》裡的反面形象怪獸格蘭代爾表述成了正面的無產階級，把國王和武士看作壓迫者。他認爲這纔是真實的階級情感，而不是學校裡的馬克思主義教授的一個模子的觀點。
他說：「好幾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給我上過課，他們大多是終身教授、出身上流、薪水豐厚。他們發表了許多評論——通常跟本體、金錢和交易有關——但卻缺乏格瑞斯那種一針見血的眼光，看出格倫德爾身爲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潛力。」
我覺得這裡沒錯，學院左派確實需要勇敢地問自己，是不是真實地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還是隻是披上了這層皮而已。但何偉一直說自己搞不懂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也懶得去搞懂，他自己也是一個在思想上不努力的人。他看出學校教育的矛盾——學生在學校學習正統思想，但是學校外面市場經濟思想大流行，他認爲很諷刺。但這就是唯物主義發生的方式——永遠以一種矛盾衝突的方式展開。
他認爲中國人對美國的介紹不全面，只談到宗教中所謂的邪教方面，沒有談慈善的活動。其實慈善那些東西在中國已經被膜拜太多，今天已經有了反思，比如慈善的教士重要還是共產黨大規模下鄉全民扶貧重要？何偉覺得沒有問題的西方事物，今天看都有問題。
何偉對中國事物的觀察是這樣的：
他說，「那麼多年，中國人處心積慮而又勤勤懇懇地摧毀了他們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何偉一會兒說中國人毀滅傳統，但一會兒又說中國人落後無法進入先進文化，太傳統保守了。你也會看到中國公知常見的批判話語，何偉都會。
當年吹噓何偉的媒體都說他比中國人還理解中國。但是他完全不能理解香港迴歸變成了中國人「每個人個人的自豪」，他認爲這是政治強加於個人。
他不理解中國的少數民族關係。他用感恩節視角來看待西藏，看待民族，認爲長城很僞善。我們的宣傳確實有刻板一面，比如讓一羣少數民族裝扮的人在長城上跳舞。但是更加刻板且缺少歷史感的何偉說：「你們的中國修築了那城牆，爲了把你們給擋在外面。」
他居然類比印第安人和新疆人，不經意地表明自己和新疆人有某種種族聯繫。他希望看到西藏新疆保持落後面貌，不被經濟建設干擾，這樣才能擁有自由。這樣的論調，我們馬上會想到安吉麗娜·朱莉在伊拉克廢墟上說的話。
當然他也會談到中國歷史。他嘲諷大禹治水是一種政治控制慾的表現。他在新疆旅行的時候會說：「吐魯番太熱了，連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溫度。」何偉同學，別忘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甚至控制住了新冠病毒呢！從大禹治水到抗擊新冠疫情，這是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意願，而何偉的小聰明只能符合小資的見識和矯情。
何偉反覆表達對毛主席的不滿，找到機會就要批評。想想，一個美國人不遠千里跑到中國來表達對中國人民領袖的不滿，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但是這很符合90年代的中國公知氛圍。
他走進一箇中國人家中，他看到一個嬰兒嘴裡念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說：「我不知道什麼促使他說這個：在他家的客廳裡，有一張毛澤東的畫像，也許他想到了那個。他還沒到兩歲，腦子卻已經混雜了許多的東西。」30歲的何偉腦子裡混雜了更多的東西。
當他到達大渡河，他從石達開談到毛澤東的長征，直接說毛缺乏有效治理國家的眼光和經驗。何偉真是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他的認識水平確實已經達到中國文青公知的標準，僅僅因爲他是美國白人，就受到那麼多的重視。
他幾乎沒談到西方對中國的侵略歷史，只談新中國的「災難」，可以說，這位號稱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中國通」，處處在談政治，但談得不明不白，所以西方人看了他的書，也不會增加對中國歷史的理解。
他一筆帶過抗日戰爭和內戰（解放戰爭），把這些都看成暴力，和龍應臺一個套路——把國共雙方都看做暴力，要批判一切暴力，卻從來不談壓迫從何而來，不談某些暴力的合法性。就像身軀龐大的胖虎在欺負大雄時候會說，「啊，他們兩人在打架，他們都很暴力，好討厭啊。」
《江城》裡處處是這種「好討厭啊」的心態，他討厭「愚民」們對政治的態度，對公共事務的態度，對排隊的態度。他永遠帶着嘲諷，比如嘲諷寺廟裡信衆的吵架，嘲諷兩地女人互相的貶低，嘲諷找他熱情搭訕的中國人。中國人的友好或者倒貼無一例外都被他嘲諷。
文藝青年的清高是這樣的：
《江城》主旨就是在講被壓抑的人性，只不過更聰明一點，說中美兩國都在尋找失去的人性，美國人也失去了詩歌的能力，失去了像他這種文藝青年纔有的能力。他一方面批評社會主義政治建構，一方面批評美國的解構主義，好像這樣就平衡了，不是專門在針對中國。
何偉走上街頭描寫涪陵的棒棒軍，描寫當地的噪音。和他的美國朋友乘坐的士，從學校到碼頭，他的朋友因爲在華爾街工作而有數字意識，一路記錄司機穿越城市所撳的喇叭數。十五分鐘的車程，司機撳了566次按鈕。每分鐘37次。但只有寫實，沒法共情。
他也寫烏江上船舶的汽笛聲。
今年815紀念抗戰勝利的時候，我看到一位90歲老人劉興詩寫的文章，寫抗戰勝利那一天烏江上的船隻汽笛長鳴，想起當年在民衆逃難隊伍中，看到兩歲小姑娘被家人不得不拋棄，滿臉泥和淚。這就是汽笛聲里美國人無法共情的經驗，美國精英沒有和我們相似的被壓迫被奴役的苦難革命歷史經驗。但中國人恐怕也遺忘了很多。
西方秩序現在還在發揮作用，一個外國人寫中國，就成了重新定義中國，讓一批中國人奉若圭臬。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美國文藝青年，雖有熱情，見識有限。如果我們一個文藝青年跑到美國寫了一大堆美國的書，美國人會那麼重視你對他們的評判嗎？幾乎不可能。但我們更需要重新去描寫美國，描寫中國，重新定義世界。
何偉經常在紐約客這類美國高端媒體寫文章，之前寫中國怎麼抗擊新冠疫情，有點意思。至少他沒有像一般美國人那麼閉塞，大部分美國人在地圖上找不到朝鮮或者阿富汗在哪裡。相對BBC記者之類，何偉看上去相對友善。但恰恰因爲他友善，他那種不由自主流露出的對中國的偏見，就更值得注意。不經意的偏見纔是中美之間相互理解的巨大屏障。
何偉在紐約客寫中國疫情，比很多美國人客觀。不過他忍不住自己的小聰明，他寫「在整個學期，中美之間的緊張態勢讓我們之間的交流蒙上一層陰影。在第三週，一位中國官員在推特上聲稱可能是美國軍隊把病毒帶到了武漢；在第四周，川普開始使用『中國病毒』這個詞。」這個筆法小花招顯得是中國人先拿病毒作爲宣傳攻擊美國人的，完全無視當中國早期疲於抗擊疫情時候，是西方媒體和政客先攻擊病毒來自中國，中國需要負責。或許這是紐約客編輯的要求，畢竟那是一份足夠風騷足夠狡猾的刊物。
我們需要對何偉正式地歡送。今天的美國缺少像斯諾、韓丁、索爾滋伯裡那樣的「中國通」作家，只有何偉這樣的文藝青年。我們要的也不是一味批評美國人，更需要理解這一切爲什麼會發生，爲什麼「普確信」的美國文藝青年甚至三和大神在中國這麼有市場？我們能吸取什麼樣的教訓？至少，從何偉這裡，我們學會如何正常看待外國人。（作者爲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助理）
（本文來源觀察者網，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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