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蔣經國從「堅決反共」到「心懷統一」(吳建國)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圖／本報系資料照）

日前蔡英文總統在參加「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啓用典禮時，一反過去民進黨「逢蔣家必反」的原則，公開高度評價蔣經國對臺灣的貢獻，以「反共、革新、保臺」六字總結蔣經國的一生，以此做爲蔡總統執政後強力推動「反中親美」的政策背書，其罔顧歷史真相，只求斷章取義，以達個人政治目的的做法，有必要予以澄清說明，以正視聽。

其實，蔣經國是否真正的「反共」，在他的一生中，於不同的階段，曾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從少年時期對革命的憧憬，成爲共產黨員（1925年～1937年），到青年的認同中華文化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1937年～1948年），以至中年親歷國共內戰的烽火，目睹共產黨殘忍的鬥爭手段與政治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摧殘，以致堅決「反共」（1949年～1985年），保衛了臺灣，免於受到戰亂的影響。及至晚年（1986年～1988年），他又有了新的思維，除了推動臺灣的政治革新（諸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省市首長直接民選、解除戒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以外，他也開始重新審思兩岸關係。

特別是執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的大陸建設，得到突飛猛進的成果，使得美國《時代》雜誌在8年中（1978～1985）五度以鄧小平爲封面人物，還曾兩度（1978與1985）獲選爲年度風雲人物（Man of The Year)，在國際的各界領袖中是僅見的殊榮，讓蔣經國備感壓力。加上1986年5月3日，竟然發生臺灣中華航空公司貨機被自家機長劫持，降落在大陸廣州白雲機場事件，逼使華航公司不得不出面與大陸民航局在香港談判歸還人機的問題，打破了蔣經國親自制定與中共當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因此在決定解除戒嚴與開放臺灣人民赴大陸探親交流的突破性政策轉變之時，他在生命僅剩半年的關鍵時刻（1987年7月1日），發表素以開明作風聞名的李煥爲國民黨新任秘書長，並親自交代李煥國家要統一，勇敢的跨出了從堅決「反共」走向兩岸應該要完成「和平統一」的一大步（以上資料引用李煥先生回憶錄《追隨半世紀》）。

可惜天不假年、時不我與，蔣經國正在全力創造、改寫歷史之際，他的健康沒有給他機會以親自締造一個兩岸統一後的新局面。但是就在他過世後的4年內，國民黨內諸大老仍然秉持經國先生的遺志與遺願，在李登輝總統的主導下，分別於1990年成立了直屬總統府的「國家統一委員會」，1991年制定了《國家統一綱領》，成立了專責兩岸事務的「大陸委員會」與「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1992年通過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並經由兩岸兩會香港協商，達成所謂的「九二共識」，奠定日後兩岸得以進行事務性議題談判的政治基礎，以示遵循經國先生遺訓，確立追求國家要統一的基本國策與最高指導原則。那是臺灣積極促進兩岸統一的黃金時期，只是後來的發展出人意料，造成今日臺灣民意雖仍尊崇經國先生的政績，卻早已偏離經國先生念茲在茲的國家要統一路線。如此分裂性的民意走向，令人不解之餘，也爲臺灣未來可能面臨的兵兇戰危，徒增憂慮。

如今我們回顧這段就發生在30年前的現代史，可以清楚看到蔣經國晚年已明顯由「反共」改變爲要與中共當局「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的心路歷程。若以「蓋棺論定」來定位蔣經國，相信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同意蔣經國最後的政治立場，已非「反共」，而是兩岸的統一。

不過，綜合蔣經國一生的行事作風，倒是與共產黨所提倡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頗爲吻合。他雖擁有絕對的政治權力，卻從不爲己謀，總是心懷基層民衆的利益爲上，確實做到「不以祿私其親、不以官隨其愛」的地步。他痛恨官商勾結，對財團、財閥從不假以顏色，保持距離，潔身自愛，強調的是「享受犧牲、犧牲享受」，視名利爲無物，以「千萬人中不可有我、千萬人中不可無我」自勉勉人，認爲「有了信心，就是勝了世界」、「沒有了私慾，就是神仙」。他對幹部的考覈，以操守爲絕對不可退讓與妥協的底線，只要貪贓枉法，他就能做到六親不認、追究到底、大公無私的依法處理。他自己更以身作則，終生未爲自己與家人置產，是一個標準的「無產階級」。

以此論之，對於蔣經國的「反共」，我們必須有深入的認識與瞭解，不可簡單膚淺、以偏概全的驟下定論，乃是有識之士應有的共識。(作者爲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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