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軍號號譜的故事
這本特殊的文物，收藏在福建省寧化縣革命紀念館內。這是一本1932年印製的《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
內頁曲譜均採用五線譜，收集了紅軍生活、訓練、作戰及部隊番號、職務、首長代號等曲譜340多首。
軍號，好比號令部隊的指揮密碼。無論是作戰、行軍還是日常管理，司號員只要吹奏號譜，部隊的千軍萬馬都能變得井然有序。
戰爭年代，軍隊日常生活、訓練、作戰，基本都要靠號音指揮，從首長到新兵都必須熟記軍號號譜。新兵入伍後，要進行背誦號譜的訓練，什麼是衝鋒號？什麼是集合號？什麼是防空號？什麼號是在叫連長……上百個號譜必須背得滾瓜爛熟。很難想象一個戰士如果連起牀、熄燈、吃飯和集合號都分不清，將是何等情形。
老紅軍張生榮回憶說，小小軍號，學問可大着，一本厚厚的號譜本子，看完都要花好長時間。幾百種號譜，全要記得熟熟的。“那時沒有電話，幾個連分散在好幾個山頭上。前進、後退，左拐、右行，全靠號來指揮。吹錯了，可是要死人的。”
在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全軍司號員培訓班的課堂上，音樂老師劉保國正向學員們介紹紅軍時期少共國際師號譜的奧秘。劉保國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一段紅軍號譜的內容。
“你們能想象的到嗎？司號員只需吹出紅軍號譜上的這段旋律，就可以讓少共國際師政委跑步到紅一方面軍司令部來？”
老師邊講述，邊吹奏。
紅軍創建初期，部隊沿用的是舊軍隊的號譜。由於號譜相同，敵我雙方常常發生誤會。1930年冬，第一次反“圍剿”鬥爭勝利後，中國工農紅軍總部着手編寫自己的號譜。1931年秋，紅軍總部正式頒發了新號譜。同年11月29日，中革軍委發佈《關於司號問題的通令》，要求紅軍各軍團、各軍的指揮員和司號員熟悉和掌握統一的號譜，以便全軍統一號令行動。
換用新號譜後，紅軍可根據敵人的號音掌握他們在戰場上的新動向，而敵人對紅軍的行動卻摸不着頭腦，軍事主動權便經常掌握在紅軍手裡。
吹軍號，既然可以用來識別友軍，那麼也可以用來迷惑敵軍。軍史上留下了不少軍號退敵的傳奇戰例。
軍號退敵的一個重要戰例發生在“飛奪瀘定橋”的行動中。
中革軍委於1935年5月26日命令紅一軍團及主力在兩天半內向瀘定橋急進。紅一軍團將奪取瀘定橋的任務交給了王開湘、楊成武領導的紅4團。紅4團遂沿着大渡河西岸向瀘定橋一路飛奔，邊走邊打。沿途山路陡峭崎嶇，危機四伏。
在紅軍向瀘定橋奔襲的同時，國民黨川軍派出兩個旅在大渡河東岸向瀘定橋增援。雙方隔河並行賽跑。入夜，雙方都打着火把奔跑。川軍發現了對岸的火龍，於是，隔江向對岸吹軍號進行聯絡。楊成武聽到對方的號音，趕緊叫司號兵聯絡。恰巧幾天前打一仗時，紅4團繳獲了敵人的號譜，司號員便用敵人的號譜回答敵人，說是自己人，是向瀘定橋增援的部隊，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虜也吊起嗓子大聲作答。川軍一聽是自己人，警惕性大大降低，隔江並排跑了一陣，他們跑累了，便吹號宿營休息。紅4團抓住時機，加速前進，先於敵人趕到了瀘定橋西。
紅軍之所以能在大渡河畔絕處逢生，沒有成爲“石達開第二”，除了有中革軍委的正確領導和紅軍頑強的戰鬥精神外，也得益於紅軍將士巧妙利用軍號退敵，爲飛奪瀘定橋贏得了時間。
中央紅軍全部渡過大渡河後，來到天全附近。一天，紅軍總司令朱德帶着幾個參謀到一支部隊檢查工作。當他們接近紫金鎮時，被國民黨川軍第71團發現。200多名川軍緊追朱德一行，雙方距離最近時僅200多米，情況萬分危急。這時，從山上突然傳來了川軍的軍號聲，軍號告訴他們追擊的是自己人。川軍士兵聽到號聲，立即停止追擊，掉頭歸隊。就這樣，紅軍又一次利用軍號巧妙躲過了敵人的追擊。
考慮到軍號在提振軍心士氣方面的獨特作用，爲強化號令意識、傳承紅色基因、推進部隊正規化建設，2018年10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恢復播放作息號，2019年8月1日，全軍正式施行新的司號制度。恢復司號制度，更重要的是強化聞令而動、聽令而行的戰鬥作風，發揚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戰鬥精神。
按新的司號制度規定，原有的109種號譜精簡優化爲作息類號譜11個，行動類號譜5個，儀式類號譜5個。
（作者系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