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代寫回憶錄賺錢的年輕人,被AI卷哭了
辦公室不到六十米,幾個小隔間擠着十個員工,敲打鍵盤的聲音與翻譯器交錯,偶爾傳來老人特有的低沉嗓音。賀章低着頭,一邊聽一邊記錄。賀章從事的是一個小衆而時髦的工作——用AI幫老人代寫回憶錄。數據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達2.97億,超過總人口的兩成,到2050年左右,這個數字將升至4.8億。而找人代寫回憶錄,成爲了一批有閒有錢的老年人的新樂趣。這並非什麼新鮮事物。十多年前,北京就曾出現過由政府購買服務、社工志願團體爲老人撰寫回憶錄的公益項目。後來,由於代寫回憶錄逐漸走向市場化,社交平臺上涌現出了以兼職和自由職業者爲主的獨立寫手。
2019年7月11日,山東德州,一家敬老院內,李安甫老人正在撰寫回憶錄。(圖/視覺中國)
2024年,隨着銀髮經濟的持續升溫,越來越多的機構跨界涉足這一領域,包括擁有寫手資源的傳媒公司,以及捕捉到落地商機的AI機構。他們開始傳授經驗、銷售課程,將這門曾經的小衆業務,轉變爲一門正式的生意。代寫回憶錄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飛上一個看似暴利的風口。只是相比外界對回憶錄行業的跨界熱情,真正位於中心的業內人卻顯得相對冷靜。一名回憶錄寫手向新週刊吐槽,這幾個月光看到噌噌冒出來的同行,客戶卻不多一個。賀章同樣透露,儘管後臺每天收到上百條客戶諮詢信息,但真正成交的訂單卻寥寥無幾。在短短几個月內,他已經燒光了投入的數百萬資金。正如賀章等人對業績的擔憂,銀髮經濟或許是充滿想象力的藍海,但代寫回憶錄這條賽道仍是一條小溪——價格和內容的標準不清晰、市場沒有那麼普適,同時週期難把控,以至於有從業者直言:“想靠這件事很輕鬆地賺很多錢,似乎不存在一個好的商業邏輯。”代寫回憶錄,真風口還是假風口?這門生意真的賺錢嗎?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這個還在襁褓中的行業,已經站滿了人。
月入過萬的白日夢 從事回憶錄代寫十二年,朱家軒沒有見過行業這般的熱鬧。找兼職的白領、待業在家的圖書編輯、破產的廣告公司老闆,還有AI創業者……幾乎各行各業的人都在摩拳擦掌,隨時撲向這片銀髮藍海。在社交媒體上,“代寫回憶錄”已與“財富自由”劃上等號——“小縣城幫退休老年人寫了3本回憶錄,收入夠買一輛車”“靠給老人寫自傳賺了18萬,文筆不好也能做”“一年實現10萬副業不是夢……”諸如此類的文案充斥小紅書,甚至有業內人士聲稱,寫回憶錄不需要科班出身,初中畢業也能寫。種種描述下,這一行儼然成了低門檻生意。“錨定最有消費能力的老人,對文字又沒有敬畏心,覺得寫東西而已,誰都會,這事兒門檻特別低。”談到最近的熱潮,家傳編輯部聯合創始人韓馨兒反而略顯憤憤。
撰寫回憶錄正在成爲一門生意。(圖/小紅書截圖)
過去一週,韓馨兒頻繁接到了朋友轉來的一篇講述代寫回憶錄的文章,標題上“初中畢業”“月入過萬”等關鍵詞,讓她感到疑惑:“代寫回憶錄什麼時候成了門檻這麼低的事情?”這是韓馨兒開始寫回憶錄的第三年。革命歲月的地下黨父母愛情故事、20世紀爲逃離封建家庭而遠走南洋的女性、家道中落的財閥少爺故事……韓馨兒走進過幾十個老人的一生。在她看來,回憶錄寫作絕非如大多數人理解般,是爲老人撰寫“童話故事”。“華人口述史之父唐德剛在替胡適之寫口述歷史時曾提到,胡先生的口述只佔全書的50%,另外一半要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回憶錄也一樣,寫作者需要儘可能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到佐證,力求真實。”韓馨兒將這個過程形容爲“找拼圖”。從100年前的同學錄上找到家鄉線索,在檔案館中挖掘出祖輩照片,自20個G的黑白影像中拼湊出老人的留洋經歷……韓馨兒記錄下的故事往往跨越半個世紀,常常面向逝者尋求答案。“正如傅斯年所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我們研究一個家傳人物的特性,而不是外界想象的,回憶錄只是一種聽和記的關係。”
韓馨兒在採訪一位傳主。(圖/受訪者供圖)
“以爲回憶錄能賺錢就撲上來,肯定會吃虧。真正懂回憶錄的人,都知道這裡面的門道兒有多深。”編導專業出身的朱家軒,自2015年開始爲老人代寫回憶錄。這樣一位行業老炮兒,卻被當下的人潮洶涌弄得哭笑不得。“大衆對回憶錄存在誤解。這絕對不是暴富的好法子——甚至在現階段都談不上是一門好生意。”代寫回憶錄的優勢在於高客單價,每本報價通常都在3萬—10萬之間,這也是自媒體上宣稱作者能月入2萬的原因。“但跟風而至的人往往碰着一鼻子灰,因爲他們看不見摸不着的隱性成本。”朱家軒說。代寫回憶錄是一個既耗時又費力的過程,尋找客戶、採訪、寫作、排版、成品書籍設計,甚至申請書號,每一環節都需要大量人力和時間的投入。朱家軒向新週刊透露,他編寫一本精品回憶錄通常需要六個月到一年時間。爲追求真實體感,還得沿着老人前半生的足跡,重訪對方的故鄉、工作單位等地。而當中產生的出差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往往需要寫手與傳主方協調解決。除此之外,回憶錄還是高度個性化、定製化的產品。看似有錢有閒的老人可不好“糊弄”,要求也是千奇百怪,小到模仿金庸風格作著,大到家族歷史斷層的考究,都需要反覆敲定和修改。時間一長,還會碰到半路跑單的情況。“別看一本書大幾萬,很可能均攤下來,部分正職寫手的月入一萬還做不到。”
靈感忽現,停下車就開始動筆寫作。(圖/受訪者供圖)
正因爲門檻高、投入產出不成正比,多年來,這個行當並沒有走出切實可行的商業化模式。2015年,朱家軒在老家山東聊城創立傳家傳記公司,嘗試探索商業模式、標準化寫作,但直到現在,光靠代寫回憶錄仍難以撐起公司的生存。“這行痛點很多。內容、價格標準一直不清晰,也沒有跑出龍頭。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這批寫回憶錄根本談不上生意,就是情懷。”
千元AI流水線 對於代寫回憶錄在今年的爆火,韓馨兒將由頭指向了AI。過去一年裡,數家AI公司上門找韓馨兒合作,大多聲稱只要一鍵自動化成書。“AI的介入給到業內業外一種錯覺——或許可以用技術手段以打造流水線的方式,降低迴憶錄准入門檻和成本。這讓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涌向這個新風口。”賀章正是這批“趕風口”的人之一。3年前,賀章辭去了70萬年薪的國企“鐵飯碗”,在輾轉一家投資公司後,決定下海創業。他將目標錨定在人人可觸達的第四次工業革命——AI賽道。至於這個宏大敘事怎麼和回憶錄扯上關聯,賀章坦言“當時大家急於爲大模型找到應用場景,回憶錄是個不錯的落地選擇”。賀章團隊推出的AI+回憶錄App工具號稱“一鍵生成上萬文字,15天完成200頁書冊”,還能自動寫採訪大綱、在線自動語音採訪,老人只要對着App講述故事錄入即可。根據他介紹,項目自6月啓動後,目前已經面向了幾千位老人。且相比市面上3萬元的均價,用AI代寫的回憶錄要便宜得多,7999元就能給一位老人出版一本書。
老年回憶錄寫作能否用AI取代。(圖/受訪者供圖)
低價又高效,似乎在AI的加持下,困擾回憶錄從業者的痛點不存在了。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AI從業者很容易將回憶錄的製作過程想象爲‘語音轉文字’——讓老人口述,將錄音交給AI大模型進行整理、編譯。”不久前,韓馨兒剛剛受一家AI獨角獸企業邀請,討論用AI工具做輕量回憶錄的可行性,但最終的結論是“完全不行,AI目前最多用來做校對”。“不適用”的爭議集中在採訪環節,“從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以前的,AI提供不出一個字的問題”;被動錄入也有問題,這代老人普遍有方言口音,國內最頂尖的科大訊飛都做不到100%準確翻譯;成品寫作上,AI時常出現“低情商”,比如在老人講述溫飽的悲慘童年時,不合時宜插入一段“陽光明媚”的環境描寫。
AI尚不能完美適用於採訪環節。(圖/pexels)
就連賀章也承認,如果完全交由AI的寫作,回憶錄經常處於無法交付的情況。“自動化是個坑,在各個環節,依舊需要寫手線上採訪介入,把控質量。”說到底,回憶錄本質上還是一門面對面的生意、陪伴性消費。一方面,採訪者要現場揣摩老人的心理和表情,關注那些藏在話語外的情緒。另一方面,老人選擇代寫的初衷,本身也懷了一份希望有人陪他、紓解的心思,這是“代寫”能夠提供的情緒價值。
代寫老人回憶錄,本質是提供一種情緒價值。(圖/視覺中國)
儘管AI代寫回憶錄技術的成熟度有待商榷,但這並不妨礙入局者藉此商機掘金。一位AI從業者在兩個月前開放了回憶錄的培訓課程和寫作系統,批量製造小鎮回憶錄寫手,報名費5萬/人。而在短短兩週內,就先後有6個人報名,包括前媒體人、大學生、印刷膠水生意人……“無論你是高中還是大學畢業,按操作流程來,靠着我們自研的AI系統,都能產出80分水平的回憶錄。最快一個月一本書,一年接十單,在小縣城直接就能躺平。”該從業者如此說道。至於這套系統的原理,以及跟直接使用通用大模型有何區別,對方只是淡淡一笑,“這涉及我們的商業機密”。對於這批AI闖入者,朱家軒又愛又恨。“不可否認,AI確實降低了一部分寫作門檻。”作爲行業發展見證者,朱家軒希望更多人進來,讓小衆的行業被看到。但如今的局面並不如他想象中美好,不斷涌進的人,讓本就狹小的賽道更加擁擠和無序。
回憶錄賽道的寫手越來越多。(圖/視覺中國)
過去幾個月,朱家軒被問得最多的是“一萬字作品的收費是多少”“別人收幾千一本,爲什麼你能收十幾萬”。朱家軒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去解釋。更令他擔憂的是,良莠不齊的市場環境,有可能勸退本就稀缺的客戶資源。韓馨兒有個老年客戶嘗試用 AI 寫回憶錄。剛開始老人對“新玩具”很上癮,每天都對着語音機器人憶往昔。但過了一個月再問,對方連忙擺手,甚至對寫回憶錄這件事已經興致全無。“明明是一個小衆的賽道,爲什麼要把它搞死呢?”朱家軒不解。
等待一個“iPhone時刻” 回憶錄行業正面臨標準混亂的難題,代寫一本回憶錄的價格一路下行,一萬就能寫一本,甚至有小白爲了拓客宣稱“免費代寫”。交稿時間也在縮短,AI技術的應用讓成書時間從三四個月縮短到個把月。爲了節約成本,大多數寫作者將面對面的採訪搬到了線上。賀章對此卻不以爲意,“你始終得相信一句話,性價比”。相比攪渾水的入局者,這批從業者對於把蛋糕做大,顯然更急切。嘗試用AI代寫回憶錄的半年後,一個殘酷的現實正擺在他面前——大多數的中國老人,似乎對回憶錄沒有那麼買賬。眼下,市場情緒高漲,但“內部靜悄悄”。賀章的團隊已與深圳幾個大型養老社區合作,覆蓋了約八九萬老年人,但轉換率卻不到萬分之一。這顯然承載不了團隊商業化的目標,“回憶錄任誰都能說出來一塊大蛋糕,但誰又能熬到那個時候呢?”
現階段真正有意願寫回憶錄的老人,並沒有那麼多。(圖/視覺中國)
這艘藍海上的孤舟依舊前途未知——後臺每天都有上百條客詢消息,但真正的成交單量只有寥寥數本。賀章投入的幾百萬,短短几個月就已經燒光。朱家軒同樣感知到了這一點。“同行多了一倍不止,但客戶依舊沒增加多少。”在他看來,回憶錄長期存在的痛點,是目標羣體和受衆過於小衆,而這很大程度源於價格帶問題。過去,回憶錄的價格動輒數萬甚至十幾萬,高昂的決策成本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韓馨兒曾在採訪一位老人時,遭到對方兒媳的阻攔,上來就喊着“我們要生活口糧,不要精神食糧”。“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個‘iPhone時刻’,讓回憶錄能真正意義上轉變爲一門藍海生意。”一位回憶錄從業者向新週刊說道。目前,業內中位數價格已經降至約4、5萬元/本,他預計,當這個數字達到1萬時,市場將出現十倍的增長。他用AI寫作收窄成本後,把收費定在1萬多,得到了一個相對喜人的信號:客戶羣出現了更多的普通人,包括卡車司機、鄉下農民。
人手一本老年回憶錄的時代快到了嗎?(圖/視覺中國)
爲了進一步打開市場,賀章決定再把門檻往下降降,推出了售價999元的回憶錄。砍去不必要的包裝盒、頁數,書皮摸起來粗糙、印刷的圖片模糊,整體更像一本小冊子。但賀章不在意,“走低客單價、大流量的路線”,他的目標很清晰“把價格打到底,人手一本回憶錄,就像日常購物,形成一種潮流”。對此,韓馨兒則認爲,相比一味打價格戰,關鍵在於讓人看到回憶錄本身的價值。在市場科普教育的初期,大部分老人面對回憶錄時總有一個疑問:“那不是名人才會寫的東西嗎?”在大衆眼裡,著書立傳的往往是企業家、退休幹部等社會的高精尖人羣,普通人總有一種不配得感。“老人內心普遍是需要被看見的,回憶錄本身是一種精神的治癒和延續。”韓馨兒說,國內的心理醫生有時會建議,患有創傷記憶或抑鬱傾向的老人撰寫或閱讀傳記,作爲一種心理治療手段,有助於他們理解自己的生命軌跡。
撰寫回憶錄被當成治療老人創傷記憶的手段。(圖/視覺中國)
“時代怎麼影響他的,大多數老人一輩子都沒有想清楚。”而透過一本回憶錄,老人更能清晰看懂自己來時的路。在過去幾年裡,通過代寫回憶錄,韓馨兒見證了不少傳主和家人、時代之間更深的連接:身處地球兩端的姑媽和侄女,半個多世紀沒見面,因爲回憶錄又重新聚到一起。在一起向上海檔案館捐贈了包括家傳、家族在內的史料後,有位長輩趕緊掏出手機加微信,說“不能再走散了”。兒子記恨了已故父親一輩子,只因父親草草輕生,獨留母子孤苦無依。直到數十年後,看到記載着父親當年經歷的苦難的回憶錄,兒子才真正感受到時代的悲涼和無奈,選擇與父親、與自我和解。經歷了無數人到暮年的釋懷,韓馨兒看見老年人渴求,以及自己這份工作的價值。“任誰都會老去,讓無數普通人的過去得以被看見、被理解、被尊重,纔是一本回憶錄真正的意義所在。”(應受訪者要求,賀章爲化名)編輯 DR 校對 遇見 運營 鹿子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