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最不會的是說「人」話

位於安徽省績溪縣上莊村的胡適故居。(新華社資料照片)

我們現在爲文學革命的緣故,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改變。至於這文學革命裡頭應當有的思想是什麼思想,〈人的文學〉中早已說得正確而又透徹,現在無須抄寫了。

然而白話文學內心的命運卻很有問題。白話文學的內心應當是,人生的深切而又着明的表現,向上生活的興奮劑。(近來看見《新青年》五卷一號裡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學〉。我真佩服到極點了。我所謂白話文學內心就以他所說的人道主義爲本)。這真難辦到!

學英文弄八股無二致

第一層,我們的祖先差不多對於人生都沒有透徹的見解,會說什麼「聖賢」話,「大人」話,「小人」話,「求容」話,「驕人」話,「妖精」話,「渾沌」話,「仙佛俠鬼」話,最不會的是說「人」話,因爲他們最不懂得的是「人」,最不要求的是人生的向上。

第二層,我們所居的社會,又是這般大家醉生夢死,少數人也難得覺悟。受那樣惡濁歷史的壓迫,被這樣惡濁空氣的包圍,想把向上的生活當作文學的本旨─「去開闢人荒」─真是「難於上青天」的事。老實說,一千年來中國人的思想,總算經過無數的變化了,然而脾胃的本質依然如故。

唐朝詩賦是時尚的,他們就拚命弄詩賦;宋朝制藝是時尚的,他們就拚命弄制藝;明清八股是時尚的,他們就拚命弄八股,現在英文是時尚的,他們就拚命弄英文。現在的學生學英文,和當年的童生學八股,其心理乃毫無二致。

他們對於文學的觀念只有兩層:一層是用來滿足他的肉慾,一層是用來發揮他的肉慾。由前一層,纔有非奴隸而似奴隸,非囚犯而似囚犯的獻諛文,科場文,由後一層,纔有非妓女而似妓女,非孌童而似孌童的感慨文。所以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做題目去作八股,和用「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做題目去作八股,是一種性情的兩面,其脾胃乃毫無二致。

他們正在那裡經營獵取名利的妙用,研究乘興遣懷的韻事,你偏引着他們去開闢成敗禍福未可知的「人荒」,他們如何情願呢?苟不至於革面洗心的地步,必超不過「高頭講章白話文」的境界。然則白話文學內心的成功,頗有點不可期了。

必須包含三種質素

但是把白話文學分做內外兩面,也是不通的辦法。所謂真白話文學,必須包含三種質素:第一,用白話做材料;第二,有精工的技術;第三,有公正的主義。三者缺一不可。

美術派的主張,早經失敗了,現代文學上的正宗是爲人生的緣故的文學。譬之於人物:人物所由成是兩面的:一,才具;二,德行。加特林、拿破崙、葉赫那拉氏、袁世凱未嘗無才具,然而總不能說他是人,人物更不必論了。易卜生是近代戲劇的革命家,一半由於他革戲劇的藝術,一半由於他革人生的觀念(參看Bernard Shaw’s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俄國在近代文學界中放了個大異彩,一半由於他的藝術,一半由於他的主義。

所謂世界的文學出產品者,何嘗不是用一種特殊的語言寫出的呢?但是經過各國翻譯之後,藝術上的作用,喪失了十之六七了,依然據有第一等的位置,只爲他有不朽主義的緣故。我們爲什麼愛讀〈孔雀東南飛〉呢?因爲他對於人生做了個可怕的描寫。爲什麼愛讀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呢?因爲他也對於人生做了個可怕的描寫。爲什麼重視王粲的〈七哀詩〉而輕視王粲的〈登樓賦〉呢?因爲〈七哀詩〉是悲憫人生的,〈登樓賦〉便不相干了。林紓揣度現在主張白話的人必以爲「《水滸》、《紅樓夢》不可思議」,真是妄以小人之心度人的話:我們固不能說《紅樓夢》、《水滸》不是文學,然亦不成其爲真有價值的文學,固不能不承認《紅樓夢》、《水滸》的藝術,然亦斷斷乎不能不否認他們的主旨。

藝術而外無可取,就是我們應當排斥的文學。平情而論,中國人用白話做文已經好幾百年了,然而所出產的都是二三等以下的事物,這都由於沒有真主義的緣故。現在大家所談的文學革命,當然不專就藝術一方面而論─若是就藝術一方面而論,原不必費此神力─當然更要注重主義一方面。

文學革命第一聲砲放去,其中就有一種聲浪說道:「滅信仰造信仰,滅道德造道德,滅生活造生活。所以據我看來,胡適之先生的易卜生主義,周啓孟先生的〈人的文學〉和〈文學革命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是文學革命的宣言書。我現在看到許多不長進的白話─如我所作的─真是不能樂觀;如此辦下去。勢必有「駢文主義的白話」、「八股主義的白話」,白話的墓誌銘、神道碑。我們須得認清楚白話文學的材料和主義不能相離,去創造內外相稱,靈魂和體殼一貫的真白話文學!

所以我們現在爲文學革命的緣故,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改變。至於這文學革命裡頭應當有的思想是什麼思想,〈人的文學〉中早已說得正確而又透徹,現在無須抄寫了。

但是單說思想革命,似乎不如說心理改換包括些,因爲思想之外,還有感情、思想的革命之外,還有感情的發展。合感情與思想,文學的內心纔有所憑託,所以泛稱心理改換,較爲普遍了(思想原有廣狹兩層意思。狹意的就是心理學上所謂「思想」,廣義的就是心理的總稱。〈思想革命〉一篇裡所謂思想,當然不是狹意的。我現在不是格外立異,是爲說明的方便起見,分別講去,免大家誤會)。(原載《新潮》第一卷第五號,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