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他,這60年只不過又是一個吃人亂世!
01
用魏延舉例子。
劉備讓魏延鎮守漢中,而非張飛,這一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劉備乃至蜀漢集團的用人準則。
這些用人準則,選拔出了一批如諸葛亮所說的“侍衛之臣,忠志之士”,有着濃厚的與時代相抗爭的理想主義色彩。
首先魏延並非出身士族。
漢末之時,士族當道。
所謂士族,乃世代爲官的家族,這種家族的存在使得選拔人才的途徑逐漸演變爲世襲制。
由於多代連續爲官,他們掌控了教育資源;主導了上升通道;還操縱着社會輿論,並且霸佔大量土地,成爲勢力雄厚的豪強。
到漢末時期,士族必然崛起成爲統治階級,就像袁紹家族、荀彧家族、孔融家族、楊彪家族那樣。
一個勢力若想根基穩固,就需仰仗士族,任用士族之人,並且將資源傾向於士族,默認士族特權,甚至使其制度化,這樣才能獲得士族的擁護。
然而,在劉備的用人原則裡,士族並無特殊待遇。
蜀漢旗下的四大將軍以及與他們合傳的趙雲,統統不是出自士族。諸葛亮雖算士族,但只是寒門之士,並非豪門大戶,未能將家族影響力不斷擴張。
龐統的情況與諸葛亮大體相似。
02
在這一點上,曹劉二人的立場是相同的。
曹操殺孔融、邊讓,放逐禰衡,這些舉動都表明他堅定地要與士族展開鬥爭。
更爲關鍵的是,曹操所秉持的用人準則——“唯纔是舉”,在當時可謂家喻戶曉。
以現代人的視角來看,“唯纔是舉”似乎是一種理所當然、再普通不過的理念。
但在漢末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唯纔是舉”無疑是對士族利益的一種嚴重衝擊。
士族所追求的是對仕途的壟斷,期望本家族能夠世世代代都有官職可做。
而“唯纔是舉”這一理念一旦推行,就意味着不論出身貴賤,任何人只要具備才能,都有機會進入統治階層。
如此一來,士族原本獨享的“蛋糕”就會變小,他們的特權也將不復存在。
所以,在當時的士族看來,“唯纔是舉”簡直是一種離經叛道、倒行逆施的做法。
正因爲如此,曹操一去世,曹丕便迅速與士族達成妥協。
士族擁護曹丕登上皇位,曹丕則推行由士族代表陳羣設計的九品中正制。
這一制度實際上是將士族對仕途的實際壟斷合法化、制度化、公開化了。
其實,這也無需故作清高,在那個時代就是士族的天下,他們掌控着大部分資源和權力,只要不覬覦皇位,其他方面都可讓步。
曹魏政權也因此從原本較爲倚重寒族的政權轉變爲豪門士族佔主導的政權,最終被一個根正苗紅的大士族所取代。
03
在這一點上,蜀漢可以說堅持得更加徹底。
劉備的繼任者諸葛亮,治理蜀國最亮眼的就是他執法嚴明。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而揮淚斬馬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自己最親近的人犯了錯我都殺,你們犯錯我會放過嗎?誰都別想着有特權。
這樣一搞,蜀漢的百姓能不愛他嗎?大士族能不恨他嗎?
這種堅持源於劉備,承於諸葛,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是在與時代對抗。
我們可以在蜀漢君臣的身上,找到很多更貼近人性本身,更遠離其所處時代的價值觀,使得現代人很容易對遠在1800年前的這羣人,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04
其次,魏延不是益州人。
漢末,中國的所有重心都在北方,蜀漢和東吳是妥妥的地方政權。
作爲地方政權,就要面對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政策要不要向本地人傾斜?尤其是,要不要對本土士族傾斜?
站在本地人的角度來看,這是我們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你用我們的地方做基本盤,我們卻得不到半點特權,甚至還被排擠,還想我們支持你?做夢。
而站在外來政權的角度來看,如果我的政策向本地人傾斜,那麼久而久之,這個政權就會變成一個本土政權,還是個本土地方政權,那我還有北伐中原的能量嗎?
蜀漢和東吳都是外來政權。
蜀漢的基本盤是益州,高層則是劉備從北方,從荊州帶過來的老班底。
東吳的基本盤是江東,高層則是孫策帶過來的淮泗將領。
然而兩國可謂背道而馳。
孫權走的是一條徹底的本土化路線,把自己的政權和江東士族牢牢地捆在一起。
比如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
這樣做的好處是,東吳政權十分的穩固,一旦有外敵入侵,本土士族將會衝在第一線,因爲這是他們的地盤。
而壞處就是,他們對於天下的興趣並不大,所以東吳的對外戰爭可謂極其拉胯。
蜀漢集團恰恰相反,堅持不以益州人爲主。
益州兩個門戶,東邊的荊州,坐鎮的是從北方帶來的關羽。
北邊的漢中,坐鎮的是從荊州帶來的魏延。
諸葛亮也忠實地繼承了這一原則。
他身邊的近人,馬謖,楊儀,他的接班人,費禕,蔣琬,姜維,通通不是益州人。
這樣的壞處就是蜀漢集團內部矛盾重重,本地人的反抗從未停止。
最後勸降劉禪的譙周就是本土士族的代表。
而好處就是,蜀漢這個政權,從未喪失過進取心。
奪取益州之後,是得漢中,進攻襄樊;託孤白帝之後,是平南中,連年北伐。
用天下的人才,是爲了得天下。
興復漢室不是政治口號,而是劉備塑造的意識形態。
偏安一隅,是蜀漢從來都不能接受的。
很多人不理解北伐,爲什麼差這麼多卻不停地主動進攻?
因爲人才班底會老,外來的,也會慢慢地變成本地的,久而久之,蜀漢也會走上東吳的老路,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本土化政權。
05
蜀漢這個政權,是爆炸式增長的。
建安十三年,劉備還在荊州被曹操攆着跑,建安十六年,已經開始入蜀了。
這樣的擴張速度,對人才的供給是個巨大的考驗。,者說,這是對一把手的眼光和姿態巨大考驗。
劉備當初可以向一個小自己二十歲的年輕人請教今後的路該怎麼走,如今就可以把一個毫無背景的將領放到封疆大吏的位置。
而從結果來看,劉備認可魏延,不認可馬謖,看人的眼光之毒辣,可見一斑。
破格提拔所要面對的壓力自不必多說,放到劉備身上反而不是最大的亮點了。
劉備用人,包括繼承他政治路線的諸葛亮用人,是擁有極強的對抗時代的理想化味道的。
本應該傾向於士族,但他沒有。
本應該傾向於本地人,他也沒有。
本應該按資排輩,他還是沒有。
頂着時代的壓力,只要你有本事,只要你也認可興復漢室,你就放心來,我更不會猜忌,動不動就殺人。
所以,諸葛亮那句話的意思是說,各位“侍衛之臣,忠志之士”,各位非士族,非益州的人才們,如果不是先主,你們大概率沒法出人頭地,不是你們能力不行,是時代的限制。
06
實際上,劉備這個人的理想化色彩,還不僅在於他的用人準則。
在官比匪惡,人人屠城的時代,襄陽的老闆姓卻自願跟着劉備走。
歷史告訴我們,劉軍閥確實不一樣。
在上下相疑,信任危機的時代,劉備卻對跟隨他一起起於微末的兩個白衣,恩猶父子,幾十年來,沒有對命運的妥協,沒有被利益的腐蝕,未變。
君不見,荀令君與曹丞相分道揚鑣,陸遜出將入相死於非命。
君不見,田豐準確地預言了未來,卻死於主公的面子。
當然,理想化,意味着現實強大的阻力,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在士族階級接管中國政權的時代,如果蜀漢不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妥協,是絕無存活的可能的。
但,這又怎麼樣呢?
是非成敗轉頭空。
當時間的尺度拉到兩千年,成敗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從故紙堆中看到了怎樣的人性光輝。
這些光輝,將天空照得亮如白晝,不論古今。
如果沒有劉備,三國只不過又是一個吃人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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