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投資李雙霞：突破氣候約束不可能三角，綠色投資需要具備跨區域、跨國界視野|ESG洞見

近年來，氣候變化給人類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挑戰。氣候投融資作爲綠色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背景與全球及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需求緊密相連。隨着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日益嚴峻，全球各國都設定了碳中和目標。

在此背景下，當前氣候投融資存在哪些挑戰，又伴隨着哪些機遇？氣候投融資在推動實現我國“雙碳”目標中起到哪些作用？ 在進行氣候投融資時，投資機構通常會採取哪些方式？會考慮哪些衡量指標或評估標準？

近日，針對上述話題，明德投資創始人李雙霞爲本站財經ESG獨家撰文。

明德投資由國際知名基金管理公司Schroders Capital亞洲團隊發起設立，聚焦能源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的技術/工程突破，在新能源產業鏈中形成了具備深度和廣度的投資組合體系，在氫能、鈣鈦礦、儲能、 虛擬電廠、電池、電控等細分領域形成了產業生態。

李雙霞女士爲明德投資創始管理合夥人，擁有16年直投和母基金管理經驗，歷任Adveq（現Schroders Capital）中國投資業務負責人及全球直投團隊成員，自創立明德投資以來聯合創立或主導投資了包括安泰復材（德國航天碳纖維結構件供應商）、蘭興新能源(英國氫能解決方案供應商)、天域航通（大型無人機、載人通航企業）、德高化成（顯示芯片封裝材料和工藝）、至微新能源（高性能微米硅碳負極材料）等硬科技公司。

出品|本站財經ESG

作者|李雙霞

關於氣候投融資的起源，可追溯到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訂，此後，全球對氣候變化的關注逐漸增加。1997年《京都議定書》和2015年《巴黎協定》的簽署，進一步推動了全球氣候行動，也爲氣候投融資提供了政策基礎。

其中，《巴黎協定》尤爲關鍵，它確立了全球溫控目標，即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革命前水平升幅控制在1.5℃以內。在此背景下，我國積極響應號召，2016年發佈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開始正式構建綠色金融體系。

2020年，我國更是提出了“3060”雙碳目標，即“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同年，生態環境部等五部門發佈了《關於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明確了氣候投融資的總體要求、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等方面。

突破氣候目標約束下的“不可能三角”

氣候投融資產生的前提是氣候異常，溫室氣體的排放導致全球發生了各種極端天氣現象和環境問題，其根源是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資源利用方式與發展速度之間的失衡失序，所產生的“外部性”由全人類共同承擔。

氣候投融資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經濟學。通常我們只看年度排放總量，但卻忽略了累計排放量，實際上在中國公佈雙碳目標前夕，截至2019年歐盟和美國的累計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已經分別爲2800多億噸和4100多億噸，均高於中國的2200億噸。歐美碳達峰的時間也遠早於中國，分別在上個世紀和本世紀初就已經實現了碳達峰，即使歐美碳中和的時間表定在2050年，中國定在2060年，留給中國從達峰到中和的時間只有30年，遠遠短於歐美。

因此，更明確的時間表意味着更爲剛性的氣候約束，處於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不可避免會受到一定抑制，需要在經濟增長和氣候生態、產業升級和綠色溢價、當下利益和未來利益雙重目標下實現平衡發展，難度係數更高。

根據發達國家以往的發展路徑，要同時實現上述目標是不可能的。中國企業經過二十來年的不懈努力，通過快速的技術迭代和降本，在全球範圍內基本上實現了以光伏、風電爲主的綠色能源價格與化石能源平價或低於化石能源，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破除了不可能三角，這是中國企業爲遏制氣候變化、全球綠色能源轉型做出的史詩級貢獻。

深挖西部資源稟賦優勢實現產業升級

氣候投融資的蓬勃發展，促進了一批低碳、節能、減排、清潔能源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市場。以國內外的實踐來看，加快了技術創新和應用，比如氫能作爲替代化石能源的清潔能源，從航天航空領域走向廣闊的民用和大工業領域，再如通過碳市場、碳信用機制的建立加速了生物柴油、綠色航煤等綠色燃料技術的進步和應用。

在一些原本我國就具備生產製造優勢的領域，氣候投融資更加速了這些產業的規模化，同時亦加速了能源結構調整。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裝機量和發電量快速增長，可再生能源相對於煤電平價提速，越過平價臨界點之後，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可再生能源份額的繼續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部地區在清潔能源上游資源和應用場景上具備資源稟賦優勢，大量企業特別是能源領域大型企業開始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清潔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由此帶來的產業鏈上下游配套企業的逐步聚集。從這個意義上講，氣候投融資加快了我國西部地區產業升級。

在以上過程中，無論是作爲風險資本，還是作爲債權性質的資金，氣候投融資資本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下而上佈局“綠色”投資

對於如明德投資這類的投資機構而言，綠色、清潔、低碳，無疑是首先要考慮的；其次是技術相對成本，即便當前仍然存在一定“綠色溢價”，但需在可預見的未來具備大幅度降低成本的空間。

另一個重要的標準是規模化潛力，規模化是降低成本最快的路徑，如果一項技術路線非常先進，但產業鏈上某個環節長期被卡脖子，或者無法形成完備的產業鏈配套，就很難形成大規模量產的商品。

同時，我們尤爲偏好技術和研發出身的團隊，創業者具有清晰的迭代思路和超強的執行能力，在市場開拓和管理方面即使存在一些短板，也可以由投資人來一定程度上補齊。

在實際操作中，能源投資需置於全產業鏈視角和全球能源供需格局背景下考量。其中一個挑戰在於，供給端和應用場景在地理跨度上比較大，傳統的投資策略主要聚焦於項目端（供給端），但卻易忽視下游市場、應用場景等方面，進而對技術的理解就無法深入。我們更多是從下游逆向尋找市場所需的技術，這也就要求對應用場景理解足夠深入，比如在西部或者中東市場，需要長期紮根，融入當地產業，才能夠真正瞭解當地需要什麼技術和產品，幫助被投企業實現更快增長。

其次，能源轉型領域涉及的產業鏈非常長。其中一個關鍵材料的替換，可能會導致其他性能受影響，牽一髮而動全身，必須系統性地理解產品迭代的邏輯，放到未來全球貿易體系中去理解，逆向推導技術路徑的選擇，纔可能在當下去做合理的佈局。

綠色投融資需要具備全球格局

據我們觀察，國外在氣候投資方面和國內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差異：

首先，相較國內市場，國外的氣候投融資主題非常明確，尤其在歐洲，氣候和能源主題的基金融資相對容易，投資人對這一領域的投資方向認可度和認知度要遠高於國內。

其次，國外氣候投融資市場層次更加多元、產品和工具更加豐富，一些氣候基金、綠色基金，對於早期技術的容忍度也更高。

第三，國外碳市場和碳稅等機制的影響權重更大，一些比較前沿的技術，比如直接空氣捕集、生物質航空燃料等，從目前的成本來看還欠缺經濟性，但是考慮了碳市場或碳稅的影響之後，商業邏輯可以一定程度自洽。

第四，從資金投向看，歐美市場更加偏好軟件類項目，國內更加偏好硬件和生產製造，背後的原因包括商業模式、盈利性等，但我們也逐漸看到軟硬件融合的趨勢在國內外滲透，歐洲的一些產業資本也開始關心能源安全和獨立，希望在本土打造更加規模化的製造業體系，中國的企業和投資機構則希望找到更多高附加值的領域，打破“內卷”格局。

展望未來，資金跨境流動將是一個重要趨勢，跨境基金和跨境項目會增加，這是由清潔能源自身的資源分佈特點決定的，氣候領域的投資機構必須具備國際格局才能夠形成競爭力。

新的氣候投融資產品和服務也將不斷涌現，比如生物多樣性債券、基於碳資產碳信用的創新型金融產品等、跨境資本市場聯通機制等，都將給氣候投融資的規模化和國際化帶來新的投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