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園的底片收藏家，用30萬張底片復原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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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時，承載着諸多個人記憶、家族記憶和國家記憶的部分膠捲底片，慢慢被人遺棄。它們的命運不盡相同，有的被人作爲垃圾遺棄、焚燒；有的出現在二手市場；有的被人鹼洗提煉白銀……
但是，透過這些膠捲底片，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記憶。
潘家園的底片收藏家，用30萬張底片復原一個時代（來源：看客）
潘家園的底片收藏家，用30萬張底片復原一個時代（來源：看客）
膠捲底片，一個家庭記憶的信息載體
6月份，我在二手市場購買了一個冊子，藍色封面上寫着“135攝影底片冊”的字樣，老式相機和一格底片的圖片被印在字體以上。冊子裡裝滿排列整齊的膠捲底片，它們被置於泛黃的紙層中，外面覆有一層透明薄膜。
二手市場購買的底片冊
冊子中，4張底片爲一組，每頁4組，共計16張，整個冊子加起來足有上百張底片。通過後期掃描，我將這些底片轉爲數字版照片，得出溫馨的家庭照片。那些照片大抵上反映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照片，其中有一張影像，女主人公抱着像是剛百天的孩子坐在戶外板凳上，印有牡丹花的老舊牀單作爲臨時搭建的拍攝背景，後面的照片則記錄着孩子漸漸長大，一家三口在全國各地旅遊……
後來，我將一部分照片發佈在網絡上，想通過這些底片，做一個“老照片尋人啓事”的項目，幾天後，我竟找到了居住在河北邯鄲的底片失主。
二手底片中掃描出來的影像
照片的主人和我說：“把那些底片處理掉，或者扔掉！”當我問及真的不要遺失的家庭底片嗎？對方隨即答道：“不要，家裡都有照片，這些底片有什麼用！”
終止聊天后，我將發表的照片從網絡上刪除，將一部分底片放回原先的底片冊中，置於臥室的角落。
當我把這個經歷講述給底片收藏家王旭時，他不自覺地搖了搖頭，直言普通人對於底片的不重視。
因爲數碼照片的普及，如今唾手可得就能拍攝一張清晰的數字照片，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膠捲是不是已經變得過於陌生？不知何時，承載着個人記憶、家族記憶甚至國家記憶的一部分底片開始在民間流通，又會有多少家庭因爲忽略底片的價值，而將這些珍貴的記憶載體遺棄在角落。
舊物市場發現的老照片
2018年，我從山西太原購買到10多卷135底片，底片中多次出現一位大約七八歲的小姑娘。後來我將照片發佈在網絡上，2天之後，照片中的女孩在網絡上聯繫到我，她前不久剛剛生了寶寶，初爲人母，20多年過去了，想不到會在網絡上看到當年因搬家而遺失的照片，又吃驚又興奮。
後來，我將那些底片悉數奉還給失主，當時覺得底片的價值不僅是記錄，更多的是可以喚醒隱匿在人們內心深處的諸多記憶。
我接觸底片的時間不是很久，在大學時期，每週六日都會前往舊貨市場淘一些舊物，起初喜歡老照片，後來開始接觸底片，發現底片的擴展空間更大——當時因爲底片市場有限，價格更便宜些。
在舊書攤上出現底片概率比較大，它們大部分夾雜在舊書本中，或者散落於地面上。曾經我在一家舊物市場二手書攤的廢紙堆中找到過一卷底片，將底片拉開一段，舉在斜前方逆光觀察後，發現有隱匿在塑料格子上的偉人像，我果斷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買入。
廢紙堆中找到的底片影像
在宿舍，我將淘到的膠捲掃描，發現上面是河北保定電影膠片廠“革命委員會”成立的具體事件，塵封已久的歷史，透過珍貴的影像，立刻浮於眼前。
相較於王旭——真正意義上的底片收藏家，我收集的底片不值一提，而他收集的大約30多萬張膠捲底片，真實記錄着10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變遷以及個體命運。
潘家園用麻袋裝底片的時代，已經消失
王旭的工作室位於北京大興區一個僻靜角落，由3間獨立的屋子組成，分別作爲作品陳列區、暗房製作區和藏品區。
作品區地板上堆積着10多個鋁製文件箱，裡面盛放着不久前放大出來的大幅影像作品。幾臺安裝在三腳架上的大畫幅相機格外引人注意，相機一側擺放着多幅大尺寸影像，其中杜修賢的攝影作品《周恩來與毛澤東的最後一次握手》尺寸最大，兩側分別林立着多幅民國女性影像。
屋子一側的牆壁上掛着多幅裝裱好的中畫幅民間影像，位於茶桌正後面的牆壁上懸掛着一張周潤發贈予的黑白靜物影像。另一側擺放着一臺狄維亞放大機，底板上豎立着成排的文件夾，裡面盛放着歸類好的各種底片。
王旭工作室歸類好的底片
周圍堆放着兩個塑料置物箱，裡面裝着剛剛收來，還未來得及整理的二手物品，除了底片，還有一部分相關的文字資料，譬如文件、日記本等。
一般，底片到達王旭手裡後，他會藉助觀片器挑選感興趣的底片，然後在暗房藉助傳統銀鹽工藝，將挑選出來的底片通過顯影、定影、水洗、晾乾、壓平等步驟放大出來，形成正片影像。
擺放在桌子上的幾幅題材爲內蒙古那達慕大會的影像作品剛剛製作完成，“銀鹽作品的那種黑白灰是無與倫比的，‘灰’過度的讓人舒服”，王旭拿着其中一張作品慢慢講來。
歸類好的一系列作品會被寫上編號，套上無酸袋，裝進定製好的文件箱中永久收藏。
拋去“底片收藏家”的稱謂，他更像是一位資深暗房師。除了工作，王旭大部分時間會鑽進暗房中放大甄別出來的經典影像。
王旭展示收藏的底片
一幅好的黑白膠片攝影作品離不開前期的拍攝和後期的暗房製作，後續的暗房放大甚至更重要一些。藉助觀片鏡觀察底片，後期在影像的放大過程中涉及到影像的局部加光、減光，選擇合適的光圈和曝光時間，這些操作會影響影像的整體格調和氛圍，是暗房師傅需要具備的技能。
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過程是一個揚棄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隨着國內135膠片相機逐步替代120相機，一部分120底片作爲過時的物品開始被人遺棄。到2000年以後，數碼相機的興起替代了膠片相機，國內暗房存量不斷下降，大部分底片隨之退出歷史舞臺，民間開始出現大批底片被遺棄的現象。
負片和正片對比
普通人的認知中，利用數碼相機拍攝後打印出來的照片更爲直觀。所以，掃描底片、放大底片的影像機構不斷減少，大部分底片已淪爲“無用”，自然被人當作垃圾處理掉。早年一部分被遺棄的膠片，或被當作塑料賤賣，或被人大批量回收，流入工廠，提煉白銀。
2009年，法國人托馬斯·蘇文在北京垃圾場回收了多達100萬張廢棄的底片，形成《北京銀礦》項目，這些底片真實記錄了膠片歲月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著名街頭攝影師薇薇安·邁爾的珍貴底片同樣被人在拍賣會上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拍到，結果掃描出來的影像驚豔世人。
文件夾中保存着衆多珍貴底片
“某種程度上，一些珍貴底片很大機率都是從垃圾堆中發現到的！”談到這裡 ，王旭特意強調這個細節很關鍵、有意思。“像比較珍貴的照片，當你認爲稀有的時候，別人也會認爲價值大，相反底片倒是不太會引起大部分人的關注”，所以在淘選底片過程中，反倒往往能看到比較珍貴的歷史影像。
早年影像類屬於收藏偏門，玩家較少，一部分影像會通過廢品分類等渠道流入二手市場，在北京主要集中在潘家園市場和大柳樹市場。很多影像甚至直接用編織袋、麻袋盛放，“在潘家園二樓走廊，通道上堆放着成堆的老照片和底片，1毛甚至5分就能買到一張！如果一大堆全要的話，可能就幾百塊錢，非常便宜”。
王旭展示收藏的民國珍貴照片
早期，照片在二手市場更多，後來因爲常年在潘家園淘選底片的緣故，市場上才慢慢開始有商家收集老底片，專門提供給王旭。
因爲“競爭對手”少，王旭前期收藏底片時價格比較低廉，如今舊底片已經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關注，部分商家也意識到底片的潛在價值，價格隨之水漲船高。“現在一有畫報社、報社或私人攝影師的底片流出來，馬上就被搶光了”。
從拍賣市場購得的鄧麗君底片
除了在二手舊物市場淘選底片，近年來，也有一部分珍貴底片出現在了拍賣市場。國內影像拍賣市場起步較晚，正處於發展階段。
縱觀國內影像收藏市場10多年的發展歷程，2006年著名攝影師解海龍的《大眼睛》以30.8萬元的價格成交；2011年民國著名演員、歌手周璇的舊照以220萬元的成交。這些影像都是以老照片的形式出現，作爲影像的“小分支”，底片的拍賣只佔據很小一部分。
“照片多、底片少”的現象存在已久，一方面受制於底片的存世量很少，加上人們對於底片價值的認知不足，底片的受歡迎程度遠遠沒有達到老照片的水平。王旭介紹說，“目前國內的底片價值和價格並不完全對等，之前在拍賣市場一部分底片最終的成交價格就是起拍價”，至於紀實攝影和當代影像藝術市場，在國內依舊不溫不火。
談話中，他特意講述去年在拍賣會上以2萬元的價格拿下的一組反映國共內戰時期內蒙古赤峰的大幅底片。該組影像共包含90多張4×5底片，涉及到赤峰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還包括一部分軍事題材影像，其中有美國大兵在中國騎毛驢、國共調停談判等場面，“後期在暗房，將這些底片放大到24寸，相當震撼！”
透過底片，洞見一個時代的真實
在潘家園購買的珍貴影像
早年，在潘家園淘貨的經歷中，一張反映北京郊區的底片引起王旭的注意。經過掃描、放大，影像中共有12位人，每個人神態不一，5位洋人騎着毛驢和馬匹在一座石牌坊前合影，照片中還包括中國百姓和傭人。
如今，底片反映的環境發生鉅變
後來經過初步考證，發現底片中的石牌坊上面刻有“永鎮皇圗”字樣，該建築現存於北京門頭溝區，建於明萬曆六年（1758年）。石牌坊正西方向爲盧潭古道，通往潭柘寺。據瞭解該條古道爲“御道”，爲古時候皇家進香的道路。如今時過境遷，石牌坊仍有保留，“周邊環境面目全非，成了大工地，松樹還保留一棵！”
有關影像反映的具體人物和事件，仍有待考證。
林澤蒼的底片
前不久王旭從潘家園一位賣家手中意外購買了攝影師林澤蒼的一批底片，200多張底片被放置在一個佈滿鏽跡的長方體鐵盒中，題材主要涉及到靜物拍攝和風景影像。關於這些底片是如何流到二手市場，往前並不能追溯。
作爲民國時期上海攝影界的領軍人物，林澤蒼拍攝了1932年上海淞滬抗戰，這些照片被刊載於衆多中外媒體，揭露了日寇暴行。
王旭放大出來的反映淞滬抗戰的大幅影像
在暗房放大底片的過程中，王旭意外發現印有“銀行倉庫”的底片，倉庫屋頂濃煙滾滾，他隨即放大了一張16x16英寸的照片，一張反映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歷史影像在藥水中漸漸顯影，浮出歷史的水面。
後來，他在這批底片中發現了多張有關1932年上海淞滬抗戰的底片，其中上海國華銀行倉庫和華南煤球廠沿河而立，建築後面冒起滾滾濃煙，直至後來國華銀行倉庫被戰火點燃，樓頂冒起熊熊大火和濃煙，對岸的一部分人則站在樓頂圍觀戰爭現場。
除此之外，王旭還收藏了一部分著名戰地攝影師王小亭的攝影作品。可能現在的公衆對王小亭不太熟悉，但相信人們對他的這張新聞攝影作品印象深刻——其在1937年8月28日淞滬會戰中拍攝下“日軍空襲下的上海南站兒童”的照片，被刊登在美國《生活》雜誌上。
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站，戰火下的“中國娃娃”。
這張中國娃娃在戰爭廢墟中哭泣的場面至少被全世界1．36億人看到，這直接引起國際反響，爲中國抗戰贏得了輿論支持。因爲這張照片，王小亭被日軍懸賞10萬元通緝，後來輾轉至香港。
王旭收藏的這部分影像作品中，除了宏觀、壯烈的戰爭場面外，還有一部分戰爭受害者的照片，其中我看到過幾張因戰爭死去的兒童照片，場面十分悲慘、淒涼。
王旭收藏的日軍侵華照片
他將有關日軍侵華的底片和照片按地域分類，目前已經形成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等系列。交談之中，他多次強調這是侵略者在中國犯下暴行的證據，特意拿出一張日本軍人站在寫有“第拾慰安所”建築前面的留影，“日本一直不願意承認慰安婦的事實，這就是有力的證據！”
藏品之中，還有一部分關於開國大典的珍貴影像，他特意拿着一張新中國成立當天，周恩來總理同中蘇友協會長宋慶齡、副會長劉少奇前往北京前門火車站迎接蘇聯文學家藝術家代表團的照片。其中蘇聯代表團團長是蘇聯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等40多位藝術家及高級幹部。
受客觀環境和條件的限制，蘇聯民間代表團和朝鮮人民代表團，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斯巴諾成爲開國大典上僅有的外國人。
小人物的影像，更能打動人
從攝影術傳入到中國，到現在100多年的時間裡，影像完美介入到中國近現代史，在王旭的衆多影像中，必不可少的是對大事件的記錄。
山西忻州珍貴玻璃底片
王旭覺得除了影像的宏大敘事外，一部分記錄普通人生活的底片更能抓住人心。他從山西忻州地區購買的大約300張玻璃底片，大部分反映了該地區的人們的生活圖景。
比如結婚當日的全家福，一家人整整齊齊的站在寫有“皆大歡喜”的背景前留影；1934年當地天主教信徒和主教合影留念，後面背景上“歡迎主教”“萬衆敬仰”“聖教棟樑”等字樣清晰可見，影像右側可以看到有兩位年輕男子透過花盆間的縫隙面對鏡頭微笑，頗有些“搶鏡頭”的趣味。
山西忻州珍貴影像
此外還有一家人在臨時搭建的背景前面拍攝全家福，畫面中央的桌子上特意擺放着精緻的座鐘擺件和瓷器；還有3位男子坐在戶外，身穿嶄新上衣，地上擺放着茶壺和茶杯，似戶外郊遊般。
在衆多底片中，“李家大隊第四屆運動會”更爲熱鬧有趣。很難想象幾十年前，一個農村會舉行如此規模的體育盛會。
李家大隊運動會
開幕儀式上，4位兒童手持五星紅旗進場，後面隊伍依次排開入場，相當有儀式感。比賽包括游泳、長跑、競走、鉛球、跳遠等體育項目，男女老少熱情參加。
通過觀察底片內容發現，衆人在操場圍觀，在跑步比賽中，年輕男子甚至光着腳在泥土地上競技。在網絡上檢索“李家大隊”，會出現多個地區的村名，王旭覺得這部分底片反映的是東北地區的農村盛會，至於底片背後的故事，仍有待考證。
“看底片上留存的特定小三角，這證明是哈蘇相機拍的，幾十年前用哈蘇拍照，了不得！”針對有關東北地區農村結婚影像的底片，王旭說。
東北婚禮影像
這部分底片數量比較多，完美再現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地區婚禮場景。其中涉及到婚禮的前期準備，如裝飾新房，準備婚禮喜宴；婚禮過程中，新郎新娘互戴紅花，親朋好友集聚一堂，認親、鞠躬、敬酒、點菸、獲得紅包；後期新娘“回門”等過程。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結婚過程中，一羣孩子因爲不能進入新房，趴在貼着“囍”字的窗戶前望向屋內。
中國女性是王旭收藏的又一個系列，用他的話說“女性的穿着打扮是時代變化的風向標，而男性的變化相對不太明顯。”
周璇照片
他比較喜歡民國女性照片，在工作室一側擺放着多張該時期的女性照片，他覺得那時候的影像拍攝極富藝術性，用光和佈景很專業，就連裝裱和相框的選用都非常考究。他特意強調民國著名歌手周璇的照片和七八十年代鄧麗君的影像“影調太美”。
鄧麗君影像
在女性系列中，清末女性的手工上色照片相當驚豔；民國時期影像精緻典雅，旗袍讓女性變得更有韻味；新中國成立之後女性照片更多表現爲統一，質樸、大方、簡素；直到改革開放後，女性變得更加自信，服飾穿搭日漸成爲人們展示個性的方式之一，一部分女性開始燙頭、染髮、身着短裙、喇叭褲，社會變得更加開放。
中國女性系列影像
伴隨着收藏的底片越來越多，疑問也越來越多，諸多“有待考證”成爲王旭面對的難題之一，底片不僅具有影像價值，其背後的歷史文獻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同樣不容忽視。
伴隨底片收藏，還出現了一大部分文字資料，像日記本，文件等，它們和30多萬底片同樣需要時間整理，而探究其背後的故事和更多的歷史細節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王旭表示未來希望能夠和高校、博物館合作，藉助大家的力量解讀底片背後的故事。
文 韓家川 | 編輯 鄭海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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