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蘇北情結，怎麼來的
江蘇淮安。（圖/視覺中國）
近兩年來，以滬語爲主的海派影視作品不斷涌現，最有代表性的是《愛情神話》和《繁花》。這兩部影視作品的熱播，也引起了網上關於片中上海話是否正宗的爭論。《繁花》裡的角色“玲子”，她的上海話有不少人聽出來帶有蘇北口音，還有人質疑劇中教人做幹炒牛河的主廚怎麼也一副蘇北口音——“找蘇北籍粵菜總廚是最離譜的部分，八九十年代哪有三四十歲蘇北人當粵菜總廚？就算是，蘇北人拼刀功做文思豆腐纔對。”《愛情神話》裡的城管一口蘇北話讓大家記憶深刻，飾演城管的錢小昆，同時也是影片的滬語指導。對於片中爲什麼要用蘇北話，他解釋道：“在上海的戲曲節目裡，大家對蘇北話有一種既親切又調侃的味道，而老一輩上海人對蘇北人有一種不言自明的感情。大家在上海會聽到各種各樣不同的口音，飾演小皮匠的寧理是北京人，但他其實說的是一口蘇普，就是蘇北普通話。”
寧理飾演的小皮匠，普通話當中帶着蘇北口音。（圖/《愛情神話》）
“蘇北人”在上海確實是長盛不衰的老梗，上海人的“不言自明”來得很長情。在過去上海的滑稽戲裡頭，蘇北人就是常見的被娛樂的主角。而近年來上海本土的脫口秀和短視頻中，蘇北話更是繞不開的熱梗。上海脫口秀演員門腔就在《喜劇之王單口季》上調侃自己有一半的蘇北人血統，從小爲了不被歧視，被父親教育要隱藏自己的蘇北身份但總會露出馬腳，還模仿女友小程的蘇北話，稱其自帶氣定神閒的鬆弛感。
門腔在脫口秀節目當中調侃自帶蘇北血統。（圖/《喜劇之王單口季》）
都說上海人有自己的“滬幣”，那“蘇北人”也是一張全滬通行、流傳於散裝江蘇的喜劇人面具，正撓中了上海人的腳板心。蘇北人在上海，爲什麼還是千年不變的老梗？
“蘇北人”究竟是哪裡人？
蘇北人具體指的是哪裡人？這可能是一個宇宙級的難題，因爲這話題你在江蘇不同地方問，都可能得到五花八門的答案。
如果你問一個上海土著，他可能會說蘇北就是蘇州河以北；如果問一個蘇州人，他也可能會指着長江以北說“剛波寧”（江北人），馬上將它與蘇州、無錫和常州劃清界限；但碰上揚州人和南通人，他們可不樂意被叫“蘇北人”，稱比他們更北的纔是蘇北。網上有人將徐州、宿遷、連雲港、鹽城和淮安稱爲“蘇北五虎”，但偏偏在最傳統的上海滑稽戲裡頭，你會聽到操着揚州或南通口音的“蘇北人”，而蘇北第一人民醫院就坐落在揚州廣陵區。蘇北人的面目如此模糊不堪，以至於時常以段子的形式被調侃。
《歡樂頌》裡應勤的處女情結引起網友熱議。（圖/《歡樂頌》）
當我們嘗試釐清蘇北的地理概念時，時常會覺得界限不明。地處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和吳文化的交界處的江蘇，以“散裝”著稱，在網上有關江蘇鄙視鏈的調侃當中，蘇北向來處在底端甚至毫無存在感，被劃入了鄰省山東、安徽等地區的稱呼。“蘇北人”成了蘇南地區傳統婚戀觀當中的雷區，似乎也成了潛意識裡的地域“污點”。美國曆史學者韓起瀾於2000年出版了《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書，從地理、方言、習俗、文化等角度，闡述作爲族羣的蘇北人是如何在近現代上海的社會歷史情景當中被反覆建構和延續。時隔20年，本書簡體字版再版。
《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
[美]韓起瀾 著，盧明華 譯
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4-10書中開頭，韓起瀾談到自己差點放棄了這個項目，因爲她工作好幾年之後才意識到，根本不存在關於“蘇北”或“蘇北人”的明確定義，她理解的“蘇北”一詞更像一個複合名詞——“既是現實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實際的類別，又是社會建構的類別。”自19世紀晚期以來，蘇北人在上海意味着窮人，他們大多數居住在這座城市周邊的貧民窟，多半是因洪水、饑荒或家鄉戰爭而逃難的難民，在上海從事着最不賺錢的底層職業。蘇北人讓韓起瀾聯想起非洲裔、墨西哥裔和亞裔等美國少數族羣的經歷。但不同的是，蘇北人並不完全以原籍界定，它是一種族羣構建形成的相對概念，而不是天然概念。蘇北人不是在蘇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爲蘇北人，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並不存在。也就是說，當我們聚焦蘇北人，其實也是從上海歷史的進程去理解他們的類別和經歷。如此，才能理解對於蘇北人的偏見是如何被書寫的。在上海作家的寫作經歷當中，似乎能瞥見他們“以蘇北作爲方法”的書寫。《繁花》當中的小毛一家，代表了蘇北移民的故事。當時，那些難民爲了逃避戰亂躲進滬西“大自鳴鐘”附近，也就是蘇州河沿岸的腹地，樓下揚州剃頭老師傅的調侃總能勾起他們對蘇北鄉音的回憶——“乖乖隆地東，韭菜炒大蔥”。
電影《三毛學生意》中，主角三毛就是個來自蘇北農村的少年。（圖/《三毛學生意》）
韓起瀾也好奇，曾經在清代中期被認爲是高雅雋永象徵的蘇北文化，爲何在19世紀晚期逐漸被視爲邊緣文化。這種變化在方言的演變地位上就一目瞭然，上海方言由移民講的各種方言混合，蘇北移民既是先導，人數也衆多，但源於吳語的蘇州方言和寧波方言的影響蓋過了蘇北方言。蘇北方言漸漸被看成粗俗、鄉巴佬的代表。人們對女性魅力的認可也是衡量流行審美觀的一個尺度。儘管清代揚州也有“美女搖籃”的美譽，但在上海，蘇州女子纔是最符合美女定義的，“總是穿着比較雅緻的藍色、黑色或灰色服裝”的江南女子纔是流行標準，而非“喜歡穿紅紅綠綠的絲綢衣服、繡花鞋、粉紅或紅色長襪和其他色彩鮮豔的衣着”的江北婦女。
揚州201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爲“世界美食之都”，揚州早茶和夜市是一大特色。（圖/圖蟲創意）
飲食文化也是一大表現。在上海，除了揚州點心和揚州菜之外，其他蘇北地區的特色幾乎見不到。即便如此，揚州和鎮江烹飪在上海的存在感也較低，《上海春秋》評估揚州、鎮江食譜更爲直率：“一度在江南江北家喻戶曉，但其烹飪方法保守，逐漸被人們看不上眼。”
誰在定義“蘇北人”？ 圍繞蘇北的定義依舊雲裡霧裡，就連人類學家費孝通也曾說“作爲一個地區概念，‘蘇北’的定義並不是很明確”。那麼，究竟誰能定義蘇北人？倘若以南北地理面貌、語言、文化生活而論都難以清晰界定，正如韓起瀾所說，“在上海的環境當中，江南和蘇北都被簡單化了，都被當作象徵來用。”
江蘇南通的園林風景，很有江南水鄉韻味。（圖/視覺中國）
唯一能找尋源頭的或許在於懸殊的經濟。“蘇北”似乎成了“江南”的反面，隱喻着貧窮和偏僻。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清代，大運河上的航運樞紐揚州曾是令馬可·波羅驚歎之地，堪比威尼斯，一度被視爲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之一。只是，在19世紀，上海發展成商業中心的同時，江蘇北部的繁榮和聲譽才逐漸式微。正如費孝通所說，大運河、黃河與由兩河分流而成的分支水道，一度形成了運河網，才讓揚州和蘇北其他城市有了交通和商業中心的重要位置。19世紀中葉，大運河被海運所取代，逐漸失勢，政府不再注意維護和修繕水渠堤壩，從而使蘇北各地容易受到空前頻繁的洪水災害。且1853年黃河改道，泥沙淤積和舊黃河大堤建造，間接導致了淮河與蘇北的一系列河流不再互通，蘇北大部分地區也就成了被輪番而來的洪水、饑荒、貧窮困擾的一帶。與此同時，江南靠着長江、大運河和海運，以及優越的地理氣候條件，逐步擴大了商業化發展。迥異程度如此之高，由此分化形成了江蘇移民的格局。隨着19世紀江南商業和工業經濟的拓展，淪爲自然災害受害者的蘇北羣體大量南遷，“蘇北人”這一標籤才逐漸顯現。
江蘇淮安，河道夕陽映紅。（圖/視覺中國）
韓起瀾在《蘇北人在上海》裡深度分析了蘇北人和江南人在爭奪上海文化的領域中，如何逐漸淪爲江南人類別的從屬地位。“相信蘇北是一個地方和蘇北人是存在的這種信念，也許很可能是定居上海的江南人帶來的。但是在上海，建構蘇北人這個類別的過程加劇了，並有了全新的含義。”在蘇南，蘇北人和江南人作爲本地人和客民的關係是不容置疑的。但在上海，同爲移民羣體的江南人和蘇北人便形成了一種爭奪關係。“蘇北”是“江南”的對立面，是江南人在上海進行自我界定時用的一面鏡子。當江南人羣體自詡爲上海精英文化代表，構建和強化自我身份和文化認同時，名聲不佳的蘇北也就被貼上了“難民產地”標籤。這種標籤不僅是以中國精英集團的標準來衡量，外國對上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統治也以其他方式影響了蘇北人這一類別的建構。擁有通商口岸地位的上海，從19世紀中期直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解體，外國投資構築了上海的勞動力市場。外國控制的租界當局不斷努力消滅蘇北人居住的棚戶區，減少黃包車數量，努力塑造“摩登時尚”的現代城市信念。
蘇北移民承包了舊上海的黃包車行業。（圖/《羣星閃耀時》）
與此同時，江南人竭力以精英文化敘事構建身份認同，僭取本地人的地位，才誇大了自己與蘇北人的區別。正如韓起瀾所說，蘇北並非是一種籍貫建構的社會類別，背後暗喻貧富和權力的分化。當江南情調界定了上海，吳語方言和上海地方戲、江南風味等話語逐步塑造了“文雅和精明”的上海時，蘇北便成了反襯——“蘇北這個術語也意味着階層，揚州人對待比他們更窮的北鄰鹽城人、阜寧人和淮安人的居高臨下態度便是明證。蘇北人在上海的經歷表明了籍貫的潛在階層性。”
蘇北人的生命力，正在形塑上海 早期佔據上海勞工市場頂端的精英，主要來自廣州和江南地區，最早的工廠工人羣體來自廣州、寧波和上海本埠。在爭奪上海文化領域上落敗的蘇北移民，絕大多數是爲了逃離自然災害和饑荒而無計劃和被迫移民的羣體。對於他們來說，上海城市的任何工作較之以往都是一種改善生活的跡象。於是，蘇北人長時期在正式勞工市場以外或邊緣謀生。他們大多承包了當時上海絕大多數的低端服務型行業，比如拉黃包車、碼頭裝卸工、清潔工、沐浴理髮工、倒馬桶工、小皮匠、拉糞車工等。
遍佈全國的揚州修腳，來源於揚州馳名的“三把刀”技藝。（圖/視覺中國）
以人力車伕爲例，1934年上海從事該行當的人有10萬人左右。根據當時的一項抽樣調查，蘇北籍佔了超過90%，他們大多來自鹽城和阜寧。蘇北人拉黃包車的局面堪稱登峰造極，甚至黃包車伕間盛行的蘇北方言也成了隱形的門檻。而揚州人則大多從事“三把刀”（廚刀、修腳刀、剃頭刀）工種。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後。拉黃包車的盛行，一度讓人們對蘇北人有了“幹力氣活”的刻板印象。蘇北羣體在上海實業精英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江北大亨”“蘇北皇帝”之稱的顧竹軒，16歲從鹽城到上海謀生，曾在公共租界協記公司拉黃包車爲業，到20多歲時躋身上海幫會上層。但他帶來的同鄉紐帶，也僅流向了黃包車勞工市場，他則成了黃包車業界的強人，數千名黃包車伕奉他爲師父。就連他創辦的天蟾舞臺，也不以蘇北地方戲爲特色。蘇北地方戲最常見的不是在正規戲院演出，而是在臨時搭的露天舞臺，或者蘇北人居住區的茶館裡上演。據1947年的一本旅行指南，人們可以在6家戲院裡聽京戲，在26家戲院觀看越劇演出，但沒有一家戲院供淮劇或揚劇演出。蘇北地方戲也印證了蘇北文化在上海的邊緣地位，處於支配地位的明顯是江南文化。移居上海的蘇北移民，他們對“蘇北”的認同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微弱的，不同原籍的人往往會存在階層差別，甚至延伸到對立的態度。來自南部的南通、海門、揚州等地的人希望自己與更北部的鹽城、阜寧和淮安等地的人脫離關係。尤其是揚州人，經常會堅稱自己根本不是蘇北人的一部分。韓起瀾研究發現，即使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蘇北人與貧窮的聯繫成了陳年舊跡，蘇北人和上海人早已沒有區別，但對於“蘇北人”的流行偏見依舊存在。她採訪過以前的蘇北移民集中地，比如閘北、楊樹浦、南市、普陀等工人聚集區的人們，她發現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前他們沒有什麼流動性，幾乎每個蘇北人的子女都和他們的父母住在同一個區裡。
上海普陀區“桐花大道”，在上海逐漸模糊了“蘇北”身影。（圖/視覺中國）
當代作家程乃珊在她的半自傳式中篇小說《窮街》中描述了故事主角執教所在地愛國村，那裡大約80%的居民是蘇北人。小說中這樣描述這位老師的第一印象：“學校離我家坐公交車只要一小時，但在這一小時中，我好像是從第一世界來到了第三世界。……（我）本來絕不會相信，在上海這個遠東第一大城市中，竟還有這樣的一個角落，因繁榮而完全被忽視了的一角。”當代上海的傲慢與偏見依舊存在，但不代表蘇北人是消極被動接受了這層身份認同。很明顯的變化是，他們從一開始抵制這種帶有負面情感的類別標籤，到如今逐漸接受，甚至承認這種身份認同，已經開始主導、扭轉被動的局面。你會發現，越來越多在上海的蘇北人，不再強調自己來自具體的縣市，而以“蘇北人”自嘲。他們更多是因爲脫離了上幾代人的困苦，早已掙脫這層過去被賦予的“窮苦”含義，不論是在口音還是行爲習慣上，都已經聽不出來、看不出來“剛波寧”的痕跡。現在在上海的年輕人，大多從上一代人就遠離家鄉。即便這些人祖籍寧波，後代也可能講不來寧波話了。而蘇北話卻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抑揚頓挫的節奏感，使其感染力堪比東北話，不少在上海的蘇北人後代會調侃自己的語言模式——出門在外講上海話，轉身對着自家爸媽和狗狗講蘇北話。而且蘇北話對外更能通吃，因爲它屬於江淮官話，早已融入了北方粗獷豪邁的特色。從最新出爐的江蘇省GDP數值來看，今天的蘇北早已崛起，背靠長三角經濟區，整個蘇北地區經濟實力超過全國近一半省份：重工業有蘇北老大徐州，新一代汽車城是鹽城，淮安有“美食之都”之名，連雲港還是華東地區醫藥製造中心之城。
江蘇鹽城是新一代汽車城。（圖/視覺中國）
在當下的環境中談論和聚焦蘇北人，或許我們可以從新的思路理解上海人和上海文化——上海的城市形象可以是多面的、生動的，在小資摩登的都市感之外，沉潛在這座城市當中堅韌的、市井氣的、有生命力的世相，或許是蘇北移民在衝突和融合當中凸顯的色彩。韓起瀾在書的最後寫道：“蘇北人所表達的驕傲、憤怒和羞恥，同流行的偏見一樣，都證實了蘇北身份在當代上海的持續存在。”“蘇北人”已經將原有的邊緣身份認同重新書寫，形塑着上海獨有的包容面向。 正如《繁花》臺詞所說：“闖過去是揚眉吐氣，又一程山高水遠，闖不過去變成了教訓，警示後來人。”不大體面的流行偏見依舊存在，但蘇北人代表了最早一代滬漂的精神——可以不體面，但更有市井味的老上海，一種頑強自立的奮鬥敘事。參考資料： 1.《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美]韓起瀾 2.吳昊.從《富萍》到《繁花》——以“蘇北”作爲一種方法.澎湃新聞翻書黨 3.姜天涯.“蘇北”爲什麼成了上海百年老哏.上海市場生活指南
編輯 程遲
校對 無降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