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週刊 ／走過憂鬱深谷 楊力州十年磨出《紅盒子》
文／李盈穎
「我們沒走錯吧！」某個燠熱週末，新電影《紅盒子》選在臺北市萬華區剝皮寮一個小放映室試映，站在斑駁門外，一些觀衆竊竊私語互相確認。
沒有海報、沒有指引牌，沒有人潮。這場不到30人的試映會，導演楊力州仍出席與觀衆互動；其實，縱使試映會只來2個人，他也在。
因爲，這部電影沒有行銷公司協助，他與製片妻子朱詩倩挽起袖子，2人拿出1百萬元自己做宣傳、每場試映都出席。
「真的隔行如隔山……，朋友跟我說，這部片子集合了3個票房毒藥：老人、布袋戲、紀錄片。以前我們只要辦2、3場大的試映，媒體會來採訪、通告都安排好，接着電影上映；現在已經5個星期都在做小型的，每場人數少少的，第一場我們想找贊助商，只來了2個人！」他苦笑。
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堅定往前，如同《紅盒子》裡面主角「做自己」的執念，從沒停過。 紀錄片主角是近9旬布袋戲演師陳錫煌，他是已故亦宛然掌中劇團創辦人李天祿之子。父親入贅，長子規定從母姓，異姓父子情結，李天祿對長子特別嚴厲與冷淡，每每楊力州架起機器問他對父親的感受，他都說不出口。 後來李天祿將劇團傳給姓李的二兒子李傳燦，陳錫煌不爭不搶，父親過世11年後，他才以79歲之齡再次自立門戶，只從劇團帶走一個紅盒子，裡頭是一尊田都元帥。從此，缺席的父親，由神明所取代。
這片花了楊力州10年時間拍攝，是他目前作品中耗時第2長的片子，記錄陳錫煌如何在父親巨人般身影下找出路；片末，他拍攝了包覆在戲偶衣裳裡的那隻手，細膩表現小小一尊木偶如何在掌中表現甩棍、打鬥、婀娜多姿走路、寫毛筆字、蓋印章的乾坤，目前已累積4、50段影片檔案，這些珍貴資產，日本NHK電視臺曾表明要全部買斷，他沒答應。
「還沒試映前，有人建議我要剪掉最後一段大約15分鐘的操偶手技片段……，跟我說『這沒人關心啦！』」但楊力州堅持保留，因爲這是他拍片的初衷，「就是沒人在意這項技藝，我纔要保留（這段）影片，我想用最華麗的方式，與傳統布袋戲說再見……。」
其實，他是國內最多產的紀錄片導演，幾乎1年1部片，22年間產出25部紀錄片；同時，他也是最多紀錄片上院線的導演。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說，臺灣最多觀衆認識的紀錄片導演，就屬楊力州與齊柏林。威秀公關經理李光爵（影評人膝關節）引用片商公會資料，雖然楊力州在臺灣紀錄片歷史上成績最好的是《拔一條河》（排第6），但他上院線的紀錄片多達7部，這個數字是其他人都難望其項背的。
李光爵解釋，在臺灣做紀錄片非常辛苦。首先，要排上院線很困難，電影院排片以美商爲優先、接着是獨立片商劇情片、藝術片，最後才考慮紀錄片。臺灣今年預計會有7百部影片，但上院線的國產紀錄片，只有《看不見的臺灣》與《紅盒子》2部，比率極低。其次，觀衆要願意掏錢走進戲院，「消費者花錢進戲院要享受優閒時光，看劇情片就好了，爲什麼要去看紀錄片？」
1年多前人生開始走調
「看着開過來的砂石車，我竟然想：撞下去，就沒事了」 楊力州的紀錄片，大多是悲傷場域的故事，老病、弱勢、窮鄉、悲傷、死亡，環境的難，票房的難，堅持往冷門裡的冷門走，終於，他撐不住。 「紀錄片工作者，心臟都要非常強大！」聞天祥說，他們與劇情片導演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的拍攝對象是一個個真實生命，不是殺青就結束了，生命與生命的連結，「是『永恆的問題』！」 並且，對被攝者的道義、倫理、責任，常被拿出來討論。「加上楊力州算是最多觀衆認識的紀錄片導演之一，樹大招風，觀衆的要求和批評就更嚴厲，」聞天祥說，嘔心瀝血創作的作品被批評，不在乎很困難。
如同楊力州自己常說，如果他拍攝了30個故事，他就體驗了30種的人生。1種人生已經夠苦，30種人生就太苦，2016年底，他開始不對勁。
「有次我載女兒上學，回程路上，沒有理由的，我一直掉眼淚……，看着對面開過來的砂石車，我竟然想『我只要撞下去，就完全沒事了。』」沒有任何難過的事，只要一個人，就不知不覺流淚；與妻子吵架，對小孩發火，只是沒刷牙，他動怒對孩子吼叫：「爲什麼要我說那麼多遍！我很煩你不知道嗎！」
他對自己的狀態感到害怕，太太抓着他找醫師諮商，確診爲憂鬱症，他立即關閉個人臉書，遠離評論聲，其後1年，他在不同的診間出入，諮商，服藥。
與他合作多年的攝影師林皓申說，楊力州太關心他的被攝者，花時間進入別人生活，結果拍攝完後退出來，自己的生活卻不見了。他發病期間，配樂師柯智豪常常約他喝下午茶、逛夜市，不爲任何事，單純陪伴、打氣，「那時候說話非常戰戰兢兢，怕給他壓力，我們一羣力州身邊的朋友，也會互相告知他說了什麼，近期有什麼狀況，大家互通有無。」
「那時我好怕去映後會分享，我要趕快拿麥克風先講話……，因爲只要有人稱讚我鼓勵我說我好棒，好像都在提醒我『你根本沒有做到！』我也很怕吃抗憂鬱的藥，深怕吃了藥我會變笨，說故事的能力和天賦會不見了。」楊力州說。
「導演，你只要不拍紀錄片，你這狀況就會改善了。」醫師跟他說，但他做不到。
2017年，他形容自己空轉1年，沒做什麼事，就是剪《紅盒子》，他自己是第5位剪接師，片子拍太久，前後4位製作都離開了，他試着沉澱、靜下來，透過剪接片子肯定自己；就像片中陳錫煌，爲了找習藝者，外國人、聽障者，只要有興趣，他全都收。
年過8旬的陳錫煌，奔波全臺與海外找學徒，同輩勸他：「無效啦！」他卻不放棄。這是何等的迫切感，布袋戲需要用閩南語講口白，他不在乎外國人一句都不會；他去聽障學校表演、招生，不在乎許多聽障生連說話的能力都沒有。他想傳承這門藝術，也確認自己與一身技藝，存在的價值。
這如同楊力州，出身美術系，卻違背父親的期待，沒繼續拿畫筆創作，而扛起攝影機，記錄人間。
因爲他知道，一個極短真實片段，可能在幾百公里以外，有人看見、形成改變。這是堅持拍攝紀錄片的初衷。
重啓臉書，學會慢慢放手「你知道可以改變一些事，即使改變非常微弱」
那是他在輔大教書時，一次學生帶回毛帶，一段採訪玫瑰花農的影片，大嬸聽說學生的老師是「楊力州」，轉身對鏡頭，向他說話：
「我在公視有看你的紀錄片（指《被遺忘的時光》），才知道村子裡有人是失智症，以前都覺得他是老番顛、肖ㄟ（瘋子）！我看了你的片子才知道那是一種病，拍謝（臺語：抱歉）啦！」｣這個回饋，讓他當場噴淚。
「你知道你可以改變一些事，即使改變非常微弱，也許就只有片子上映那2個月有影響力……，」楊力州說。
他總是想要超越自己，並改變什麼，但在口碑與票房上，又有「不能失手」的壓力，漸漸的，擔子堆疊、重得無法承受。
「之前，我在意每個人對我說的話，甚至臉書的留言，問我爲什麼不拍這個、不拍那個，我都一個個迴應……，現在可以慢慢放手了。」雖然，他還是需要隨身帶着抗憂鬱的藍色小藥丸，在壓力焦躁來襲時吞一顆得到緩解，但他重開了臉書，與外界對話，也把《紅盒子》順利剪成，開始跑試映。
被憂鬱症困擾期間，聞天祥某次的分享，讓他豁然開朗：「他跟我說，我拍紀錄片像是在跑馬拉松，爲什麼會看到喝采、喝倒采的人？是因爲跑得太慢，要跑得夠快，就不會被這些事影響。」
他決定不管掌聲與噓聲，專心向前跑。
向前跑，儘管在《紅盒子》的宣傳期，首映進入倒數時刻，他卻不顧團隊反對，突然離開臺北，跑進了南迴深山小村。
在南迴地區尚武小村，他遇見一位修墳師，這裡醫療資源貧瘠，居民只要生重病，只能聽天由命，「看是路比較長，還是自己的命比較長」，」修墳師如數家珍的告訴楊力州，眼前一片墓園，有哪些墳主，命比路短，救護車載去醫院、再載回來，包括修墳師的兒子…。
振臂說着故事，眼睛發亮的楊力州，重回10、20年前，我們眼中的他，和去年靜默的他迥然不同。用影像說故事的路，他會一直走下去。
小檔案_楊力州出生：1969年學歷：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所MFA藝術創作碩士經歷：政大傳播學院、輔大應用美術系講師現職：紀錄片導演成績單：2006年《奇蹟的夏天》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2011年《青春啦啦隊》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2013年《拔一條河》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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