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解讀｜中歐電動汽車反補貼案磋商的關鍵是什麼？有幾種可能性？
13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歐委會擬拒絕中國業界提交的歐盟電動汽車反補貼案價格承諾解決方案答記者問。
根據商務部網站的消息，9月12日，歐盟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稱，中國機電商會和所有電動汽車生產商提交的關於歐盟電動汽車反補貼案的價格承諾解決方案均未達到要求，歐方打算拒絕相關價格承諾申請。
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迴應稱，歐委會無視中國業界的誠意和努力，在未進行深入溝通的情況下，提出擬拒絕中國業界提出的靈活解決方案建議，中方對此深感失望。
發言人稱，目前磋商的關鍵在於歐方是否真有解決問題的政治意願。中方敦促歐方切實落實中法歐領導人三方會晤關於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經貿摩擦的重要共識，拿出誠意和行動，認真考慮中國業界的合理關切。
“中方既有通過對話磋商妥善解決分歧的最大誠意，也有維護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的最大決心。中方將密切關注歐方後續進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捍衛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發言人如此表示。
商務部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樑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近年來，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持續蔓延，由此引發的貿易爭端此起彼伏，並呈現出數量多、烈度強和長期化的特徵。一直以來，中國都是貿易救濟調查的首要目標國。作爲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不斷遭遇來自其他經濟體的貿易摩擦，已成爲我國經濟發展過程的一個“新常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WTO）研究院院長、教授屠新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根本上說，提升自身的競爭力是關鍵。好的產品最終會滿足市場需求，而中國新能源汽車作爲一個有巨大潛力的產業，儘管目前面臨一些貿易摩擦等問題，但其在全球市場的發展空間依然非常廣闊。”
什麼是磋商談判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詠前在12日召開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透露，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近日將訪問歐洲，9月19日將與歐委會執行副主席兼貿易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舉行會談，就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案進行磋商。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崔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磋商談判是處理貿易摩擦的方式之一。例如，在貿易救濟案件中，既可能有貿易救濟調查機構和被調查企業的磋商談判，也可能有雙方政府之間的溝通和磋商。
崔凡介紹，有時候通過磋商，貿易救濟調查可能會以價格承諾或者最低限價的方式結案。磋商可能與貿易救濟調查程序同時進行。不過，即使在貿易救濟調查結束終裁發佈之後，也並不一定意味着磋商的失敗和終結。以往也曾經存在終裁發佈以後，雙方通過磋商最終達成一致的情況。
比如，2004年，歐盟對來自中國的鑄件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2005年7月發佈公告，歐盟對此案作出肯定性終裁，決定對中國涉案產品徵收反傾銷稅。但經過多輪磋商，在終裁半年多後，中國機電商會代表涉案企業與歐盟委員會達成價格承諾協議。
崔凡補充，在長期磋商未能達成一致時，雙方有可能進入訴訟程序，例如被調查並被採取措施的企業可能在調查國國內通過其國內訴訟渠道向法院起訴調查機關。對於一些影響較大的案件，被調查方政府也可能在WTO向實施貿易救濟一方的政府提起爭端解決。在WTO爭端解決的過程中，雙方首先需要進行磋商，之後再進入專家組裁判程序。而在整個世貿爭端解決的過程中，都存在同時進行磋商的可能性。
例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歐開始相互指責對各自飛機制造業提供非法補貼。2004年10月，美歐同時向WTO就大飛機貿易補貼措施提出磋商請求。磋商失敗後，美國單方面退出1992年《民用航空器貿易協議》。同年，美國和歐共體先後在WTO起訴對方爲各自航空企業提供不公平補貼。
“無論是談判磋商，還是國內訴訟機制，還是WTO爭端解決機制，都是維護本國企業利益的方式。”崔凡表示。
以往經驗
樑明補充道，儘管一些案件在磋商中達成了一致，但由於讓步太大，最終給相關國家帶來了較大的不利影響。例如，1985年，美國與日本等國家在紐約簽訂了《廣場協議》，引發日本的泡沫經濟，而泡沫經濟的破裂使日本進入了所謂“失去的十年”。
屠新泉表示，貿易救濟磋商談判的核心問題，歸根結底是利益衝突。他說：“美歐大飛機補貼爭端案是WTO爭端解決案例，歸屬政府間磋商。但這個案子說明，貿易摩擦能否通過WTO規則或裁決得到有效解決，取決於各方對自身利益的判斷。大飛機補貼案之所以拖延至今，是因爲該產業對於美國和歐盟都至關重要，雙方都不願意在這一關鍵領域作出讓步。即使在WTO的裁決之後，雙方仍然堅持各自的政策，原因就是利益過於重大，以至於即便有裁決存在，相關成員也不願意遵守。”
“因此，當某一爭端涉及利益過大時，即使展開磋商，最終也難以達成一致。這種情況下，磋商往往只是形式，難以產生實質性的結果。而在某些較爲輕微的貿易爭端中，涉事國家可能因爲利益不大，願意在磋商中作出妥協，甚至撤銷相關政策。”屠新泉分析，“這次關於新能源汽車的雙反調查，涉及的不僅僅是新能源汽車產業，還影響到整個歐盟的汽車工業。而汽車產業是歐盟最大的製造業支柱，因此歐盟不太可能在這一問題上輕易作出讓步。這場磋商的難度也由此大幅增加。”
樑明分析，從過往案例來看，就談判達成協議的情況來看，最終的結案方式多種多樣，都是基於每一個案件本身的特點而不盡相同，沒有統一的模式可以照搬。“貿易救濟調查案件以各種方式落地均屬正常，都是根據案件本身的特殊情況作出的正常反應，影響因素包括國際市場的供需情況、價格波動等因素及後續的發展變化等。”他稱，“從過往案例來看，儘管結案方式不拘一格，但目標是相同的，都是爲了最大限度維護國家和產業利益。此次中歐貿易救濟磋商談判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談判，談判的過程必將是艱苦的和長期的，中方不預設談判結果，也不會做不該做的妥協，在涉及國家和企業利益等重大問題上，中方不會讓步。”
“貿易摩擦高發期”
13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8月20日和9月9日，歐委會兩次發佈歐盟電動汽車反補貼案終裁披露，依舊延續錯誤做法，裁決高額稅率。中方對此無法認同、不能接受，但始終秉持最大誠意，努力通過對話磋商妥善解決摩擦。
發言人透露，6月22日中歐商定啓動歐盟電動汽車反補貼案磋商以來，雙方工作團隊密集開展了十餘輪磋商，中方先後向歐方提交了數萬頁的事實和證據，也提出了靈活解決方案，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歐方一方面聲稱願意通過對話解決，另一方面卻迅速草率拒絕中方建議，且始終不給出任何具體對案，完全沒有體現出相向而行的誠意。如果磋商最終未能達成共識，責任完全在歐方。
發言人介紹，8月24日，中國業界在本案調查程序時限內提出價格承諾解決方案，充分考慮了歐方訴求，展現了最大限度的靈活性。中國業界表示，其價格承諾提議完全具有合規性和可執行性，所有技術問題均可通過磋商共同解決。據瞭解，多個歐盟成員國也對價格承諾解決方案表現出較大興趣。歐委會在未經詳細評估的情況下拒絕相關方案，既打擊了中國業界繼續合作的信心，也不符合歐盟成員國的期待，更不符合其希望通過對話解決本案的公開表態。
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副會長周曉燕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目前的國際形勢看，地緣政治和安全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加，經貿領域成爲一些國家打壓競爭對手、謀取戰略優勢的“主戰場”。美國將中國視爲戰略競爭對手，協同盟友持續對華搞“脫鉤斷鏈”，加快對華推進“去風險”“降依賴”，遏制中國發展意圖愈加明顯。在這種大環境下，我國與美西方國家通過磋商談判成功解決重大貿易摩擦的難度大大增加。
她說：“當前，我國正處在貿易摩擦高發期，對於一些貿易摩擦案件，如果雙方能夠在深入溝通、坦誠磋商的基礎上，最終達成解決問題的方案，例如，以價格承諾等方式結案，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對方要價過高，提出不合理或顯失公平的要求，那麼，無法達成預期結果也是正常的。”
崔凡表示，今年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較多，形勢較爲嚴峻。特別是一些重要行業，存在某些國家聯手對我採取措施的情況。這裡面既有經濟因素，也有一些非經濟因素。“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冷靜對待，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的情況，例如未經調查沒有證據，沒有根據地對中國產品加徵任意稅率的關稅，這是明顯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另外還有一些情況，則是濫用WTO允許的貿易救濟機制。對於不同的情況，我們應對的方式也應該有所不同。中國既有通過磋商談判解決問題的誠意，也有通過各種方式維護自身企業利益的決心。”他說。
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也是第一大製造業大國，相應地，我們遭受的貿易救濟調查的頻率也是偏多的。但是，這些摩擦並沒有從根本上阻礙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規模在全球的比重總體上是提升的。對於中國來說，應該進一步實施貿易強國戰略，堅持以質取勝，同時深化國內改革，優化競爭秩序，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扭轉增量不增利的局面。要依託國內大市場，堅持創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
屠新泉認爲，即便在當前這一階段，歐盟可能心存擔憂或不甘，但從長遠趨勢來看，新能源汽車仍然是一個前景廣闊的行業和市場。中國企業在這一領域已經取得了先發優勢，尤其是在電動汽車方面，並且中國國內市場龐大，增長空間依舊很大。通過不斷提升技術水平、性價比等各方面的能力，中國企業可以進一步壯大自身，最終實現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