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鄭士鎔不敢寫下的二二八真相（郭冠英）

陳儀（左四）與鄭士鎔（左三）。（圖／郭冠英提供）

「父親很少落淚。在印象中，父親唯一一次在外人面前流淚，是當一位有臺獨傾向的臺籍世侄質問他：中國人爲什麼要『屠殺』臺灣人？」鄭衣德說。

鄭士鎔爲此下決心要把「細說陳儀」寫出來。他說：「1946年1月4日中午，我乘美國軍機飛抵臺北松山機場。當飛機盤旋於臺北上空下降之際，眼見淪陷50年的美麗寶島業已返回祖國懷抱，不由悲喜交集，熱淚盈眶，私忖有幸獲致此能爲公家服務的機會，應較（大公報）撰文編報具體落實，雖以資淺識短，未能爲主管分憂，但願盡我綿薄，期能稍爲長者分勞。只是睽違數載，不知陳儀長官是否仍如當年的和藹可親否？

搭航空公司交通車駛抵臺北車站，沿途所見，還是日本異國情調。氣溫高出大陸甚多，穿着冬服汗流浹背。看附近有家日本理髮店，進去整容，順便換季。然後即至附近長官公署報到。」

這個公署就是現在的行政院，二二八時，暴民把小孩的頭都丟進來，嚇昏了避難的任顯羣太太。而這裡又是我工作最久之地，比一般的行政院公務員都長。這是後話。

鄭衣德說：「父親那位在美深造的世侄，是在他完成學業，準備返臺投身黨外運動之前，應他岳父（父親高中同學、臺灣新聞界的至交）一再囑託，來到我們那並不寬裕的公寓裡留宿兼辭行。幾天的相處，拉近了彼此的感情，他終於向父親表露了他那「臺灣就是獨立一天也好」的思想。父親苦口婆心地向他闡述臺獨的不可行，卻逼出他那聲二二八時「中國人爲什麼要屠殺臺灣人？」的質問。

父親聞言，潸然淚下，說道：「抗日慘勝，國人除了爲從此不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而歡欣鼓舞外，也爲被割讓的臺灣終於重歸祖國懷抱而興奮激動。二二八兄弟鬩牆的悲劇，以及隨後發生的慘烈鎮壓，嚴重斲傷了臺灣民衆的感情，這一點他理解，但把它說成是『中國人屠殺臺灣人』他絕對不能認同。父親於是從他……飛機盤旋於臺北上空，熱淚盈眶的親身感受講起，詳述了二二八的遠因和近因，以及他所認識、被人認爲是罪魁禍首的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長談之後，那位世侄默然無語，只說他要詳細研究二二八。」

可是我聽到的講這段史話的起因，與鄭衣德的略有不同。我與這「世侄」也識，但我沒向他求證過這段。我聽的情節是更爲戲劇性，它與後來重傷國府，導致臺灣省敗亂到今天的「暗流」，沾上了點關係。《中國時報》歷史記者林博文曾評說：「歷史上，暗流有時比明流的影響更大。」林住在紐約皇后區，他該與鄭士鎔也談過很多的「史話」。

我當年聽到的「暗流」，那是1984年，已經68歲的鄭士鎔，在家裡接待了這位「至交」。當時，這位先生是到美國來做件好事，順便來紐約看他的女兒和她的未婚夫。是在鄭家的吃飯時，這位「世侄」講出了這段激烈的話（他就是性格剛烈），飯桌上兩老都很驚訝。可是他們若活到今天，那絕對會驚到下巴都掉下來了。後來臺灣省己把這些假話謊言，寫入教科書，灌輸給下一代，使鄭士鎔孫輩以下的人，會全都說自己不是中國人，還仇中反中到了極端地步。他們現在已不只像這世侄說的殺臺灣人，還說殺的時候士兵會鐵絲穿掌，然後踢下基隆港。現在說的中國人是比以前誣他們「暴支膺懲」的日本人還要殘忍恐怖的人。

當時這世侄如果在飯桌上講今天台獨教的那些「常識」，那他的準岳父鐵會翻桌，把他趕出鄭家的。

而這位岳父，本來是來處理一段最被國府關切的「史話」，結果本身竟演成「史孽」，造成大大影響中國的一件壞事。弔詭的是，這件事現在把二二八也蹭在一起，等於是把鄭士鎔、世交、陳儀，這3個浙江人，本是屬受害者的，全講成是做壞事的加害者了。

不過還好，這位世侄反省過來了，他做回了箇中國人，後來還堅定的反獨促統。

我記得的好像是第二年，大概是85、86年，這位世侄與至友女兒已結婚，他又有機會來紐約。鄭衣德寫的後續故事是…，臺灣黨禁突破，民進黨創立，但此一由包括統派參與打拚出來的成果卻被臺獨勢力綁架了。此時，世侄又重返美國深造。這回他主動來家中拜訪父親，並且出乎意料地執意拜父親爲義父。他說，他認爲兩岸分久必合，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揭開迄今仍使臺灣民衆悲情不已的二二八的真相是關鍵。他力勸父親一定要把他所知的一切寫出來。其後，李敖先生和已故臺灣史學家戴國輝教授等人，也一再促請父親動筆寫書，認爲通過父親掌握的第一手資料，當能化解臺灣同胞對祖國的誤解。然而父親的筆還是保持沉默。

父親的沉默是有原因的。首先，臺海兩岸雖對二二八的解讀或有不同，但都一致把罪責推到陳儀身上。父親認爲，陳儀作爲臺灣當時的最高長官，當然要對那場悲劇的發生負責，但陳儀之罪，在於愛臺太深，在於陳儀的開明思想不容於國民黨保守勢力；陳儀之責，在於身爲臺灣最高首長，卻指揮不動黨特系統，在於求成心切而忽視了臺灣社會的現況。他擔心，他的這種觀點會引起更大的爭議，使二二八的傷痛更深一層。

更爲重要的是，父親從不保留資料或撰寫日記。因擔任陳儀的機要秘書，使他在臺期間處境艱難，爲了保護全家安危，他燒去資料、剪報、親友信函，並且不再寫日記。要談二二八，他僅能憑深深刻入腦海的記憶， 而無文字資料作爲佐證。

其實，早在90年代父親已開始草擬有關陳儀和二二八的文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