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利維坦按：
如果文中的哈利的確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感，這無疑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猶如電影《楚門的世界》，當週圍所有人都知道楚門身處的只是一個巨大的虛假世界時，楚門對於所謂真實的認知便可謂獨樹一幟了：只有他確信自己與實體世界的關聯是幸福無比的。
這不由得讓人想到詩人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中提到的“穆爾提-丙”藥丸——一種讓人服下後感到幸福無比的致幻藥劑，“他至少可以獲得某種程度的內心平衡，足夠讓他從事一系列活動，這比他以毫無成效的反抗和懷抱不確定的希望折磨自己要好許多。”米沃什在這裡當然是揶揄知識分子對於自由的曖昧態度，不過，對於真正患有精神妄想症的人來說，讓他/她永遠沉侵在美好的幻想中，是否是正確的選擇呢？
幾年前，英國人哈利挖鼻子的私人時刻被一個鏡頭偷偷記錄下來傳到了網上。
很快，這個惡作劇就成了一個全球性、爆炸性的模因。數以百萬計的人（其中大多數在美國）迷上了這段視頻。無論哈利走到哪裡，陌生人都向他投來意味深長的目光，摸着他們的鼻孔，彷彿在說：“嘿，你就是那個挖鼻子的傢伙！”
哈利很喜歡這種關注——他將自己的意外走紅描述爲“安全毯”，並說他覺得街上的每個人都成了他的朋友。
然而，哈利的網絡明星身份存在一個問題，沒有人能察覺到這一點。
在我們大多數人所生活的現實世界中，哈利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妄想症，其中許多症狀似乎源自他過度沉迷於觀看的YouTube視頻。
他的家人說服他前往伯明翰大學附屬的精神健康診所。在那裡，他向臨牀醫生羅莎·裡圖南諾（Rosa Ritunnano）熱情洋溢地表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哈利告訴裡圖南諾，他可以閱讀和控制其他人的思維；他用自己的心靈感應來對抗權力中心的蜥蜴人和光明會。而這些敵人則通過隱藏的攝像機和心靈間諜監視着他。
這一切聽起來像噩夢，但哈利卻樂於得到那些監視他的虛構陰謀者的關注。他向裡圖南諾解釋說：“如果我發現他們不再監視我和讀取我的思維，我會感到孤獨和瘋狂。”[1]
儘管他捲入了一場“世界末日般的心靈戰爭”，但哈利也是一個非常和善的人，似乎對任何人都不構成威脅。他拒絕了精神處方藥物，而當裡圖南諾和她的同事詢問他是否願意接受一系列紙筆測試時，他則愉快地答應了。
於是，醫生們使用了一些名字古怪的工具來衡量哈利的自我價值感，包括生活目標測試（the Purpose in Life Test）、生活態度指數（the Life Regard Index）和存在意義量表（the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
哈利在這些測試中表現出色。
在過去的10年，“聽聲運動”（Hearing Voices Movement）——一個由經歷幻聽的人組成的聯盟，已經推動醫學界承認他們的症狀可能是對創傷的有意義的適應[2]。
裡圖南諾就是其中的護理人員之一。幾年前，當她遇到哈利時，她剛剛開始攻讀一種被稱爲“現象學精神病理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pathology）的博士學位，該專業領域將醫生的現實感與患者的現實感置於同等地位。
某種意義上來說，哈利是裡圖南諾的老師。她認爲自己可以從哈利身上“學到一些何謂幸福的知識”。與此同時，作爲哈利的臨牀醫生，裡圖南諾卻感到困惑：她應該如何幫助像哈利這樣的人？
當然，哈利的精神病也給他帶來了一些悲傷的影響。由於哈利的古怪行爲，以及對其孩子的安全考量，他被禁止在一段時間內見到他們。但即使他能夠更頻繁地見到他的孩子，哈利也經常整天盯着油管，沉迷於一些有關“地平說”和其他陰謀論的視頻，這使得他無法工作，對他的家庭生活也造成了破壞。
然而，他陶醉於他想象中的超能力，他告訴裡圖納諾，這些超能力將他與全人類聯繫在一起。他說，“對我來說，人類就像一個大家庭”。
裡圖南諾並不是唯一有此顧慮的人。牛津大學的研究臨牀心理學家路易絲·伊舍姆（Louise Isham）告訴我，她首次開始思考與妄想相關的倫理困境，是在她遇到一名女患者後——這名患者相信自己是軍情五處的臥底間諜。
這位患者的“任務”讓她能夠想象自己正在全球範圍內與反派作鬥爭，給她一種爲國家服務的感覺。因此，即使醫生們能夠找到方法將患者帶回現實，這是否是正確的做法呢？
這個問題促使伊舍姆去查閱精神病學文獻，以尋找有關如何治療“自大型妄想”（Grandiose delusions）患者的思路（“自大型妄想”是心理學術語，用來描述包括幻想力量或秘密知識的妄想）。結果發現，並沒有明確的指南。
伊舍姆意識到，“這是一個研究極度不足的領域，”她告訴我，“在臨牀服務中我見證了一個真正的問題，你可以看到患者的自大妄想所帶來的傷害，但相信這種妄想也有明顯的好處，而且真實的文獻研究不足以告訴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一問題。”
那些擁有“超能力”的患者可能會決定從建築物頂部飛下，或者給陌生人施洗禮，而且他們通常會因爲忙於虛構的角色而失去了真實生活中的工作，變得社交孤立。然而，伊舍姆表示，鑑於人們可以從他們的妄想中獲得的好處，“你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去讓情況變得更糟糕。”
爲了更多地瞭解這種情況，伊舍姆和她的同事們確定了患有自大型妄想的患者，並詢問他們關於自己作爲彌賽亞、特工和陰謀調查者的經歷。
你可能認爲那些被描述爲“自大型”的人會把自己想象成億萬富翁並放縱一己私慾——如果你擁有無與倫比的超能力，爲什麼不坐上想象中的遊艇去澳門，然後贏得每一局的二十一點呢？
但伊舍姆及其合著者發現[3]，大多數患者已經創造了一個幻想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他們慷慨無私，甚至創造了奇蹟，以幫助他人。約70％的患者報告稱，他們的“特殊能力”幫助他們使其他人感到快樂，並保護他人免受傷害。
也許，這些患者的內心生活可以告訴我們一些更普遍的、關於尋找價值的意義：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自我價值取決於對他人有用。而我們，和哈利一樣，總是在努力尋找人際關係，但像哈利和其他患精神疾病的人可能通過與想象的陌生人進行心靈感應來滿足這種需求，而非與家人或朋友面對面交流。
正如伊舍姆所說，“這是一羣被嚴重誤解的人。”
卡羅琳·梅澤-卡爾頓（Caroline Mazel-Carlton）會同意這一點。她告訴我，在被一名日託工作人員虐待後，她第一次聽到了無形的聲音。這名女性曾經毆打年幼的卡羅琳，並用化學清潔劑燙傷了她，這名女性隨後與另一名成年人聊天，並說：“今天天氣真好。天空中一片雲都沒有。”
那時，年幼的卡羅琳的腦海中響起了一個聲音：“她在撒謊。我恨她。”梅澤-卡爾頓告訴我，這個聲音——她後來將其稱之爲“弗蘭克”——起初並沒有嚇到她。他似乎是在保護她。但後來，這些聲音變成了一羣人的囈語。作爲一個十幾歲的少女，梅澤-卡爾頓從精神病院轉入監獄，醫生用藥物來使其麻木遲鈍。
在她20多歲的時候，梅澤-卡爾頓戒除了精神藥物，學會了如何馴服和安撫她腦海中最可怕的聲音，包括“弗蘭克”。例如，如果弗蘭克吩咐她把椅子扔到房間的另一邊，她可以通過簡單地觸摸椅子或將其翻轉來“滿足”他。
如今，梅澤-卡爾頓運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指導其他人，她是馬薩諸塞西部野花聯盟（Wildflower Alliance）的培訓總監。野花聯盟是一個與“聽聲運動”相關的支持網絡，彙集了一羣同行，以應對聲音、幻覺和其他“極端狀態”。
多年前，當梅澤-卡爾頓處於諮詢桌的另一邊時，醫生會問她是否聽到聲音，是還是沒有？隨後，談話通常就這樣結束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診斷結果和開處方藥。
但現在，作爲一名護理人員，她通過自己醫生從來不會問的深入提問來探究其客戶的幻覺：“你想分享你聽到的聲音在說什麼嗎？它們讓你感覺如何？你的聲音會讓你想起過去認識的任何人嗎？”
梅澤-卡爾頓表示，“作爲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如果我們不尋找意義，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在履行自己的角色”，她強調，照顧者應該認識到，精神疾病可以成爲一種生存工具。
她給我舉了一個例子。她遇到了一名被關在精神病院的男子，他宣稱自己是美國總統。這名患者“經歷了可怕的機構創傷。他曾被警察脫光衣服，銬在水槽上，”她說。而現在，精神科醫生們在精神病房裡想要用藥物將這位“總統”帶回痛苦的現實中。
梅澤-卡爾頓有不同的想法。她邀請這名患者和她一起在精神病房的走廊上散步，然後問他：“成爲美國總統是什麼感覺？”她想知道他是否後悔成爲了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他是否被自己的責任壓垮了。
他告訴她，不，他喜歡當總統。“他告訴我，他在考慮他的內閣成員將會是誰，然後問我是否願意加入內閣，”她說。“他希望碧昂絲（Beyoncé）也能在內閣的另一個職位上任職，這給了他很多快樂。”對於梅澤-卡爾頓來說，患者的幻想似乎是一種英勇行爲——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人格尊嚴，並找到了繼續生活下去的理由。
梅澤-卡爾頓認爲，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告訴某人，他們的聲音和幻覺不是真實的。“如果我這樣做，我將切斷與他們的聯繫，”她說，“如果我不能證實他們的恐懼和擔憂，他們爲什麼會向我尋求支持呢？”
因此，就像即興演員一樣，她與他們一起參與他們的故事。這使她能夠幫助患者改變潛在的危險敘事，使之變得無害。“如果中情局要求他們監視自己的社區，結果他們闖進別人的院子或翻看信箱，那時我會請他們想象其他完成任務的方式。比如，你能認識一下你的鄰居嗎？”如果耶穌或安拉想挖去眼睛作爲祭品，那麼梅澤-卡爾頓會建議其他執行聖祭的方式。她可能鼓勵客戶畫出獻祭的圖畫，或者念一段禱文。
“任何能讓某人感到有力量而不會傷害他們的事情都是好的，”她說，“如果用錫箔紙襯帽子能讓一個人感到有力量，那太棒了。讓我們來做吧。爲房間買一個手機信號屏蔽器？好的，搞起。因爲我們只需被給予一點點行爲權利，通常便可以就更深層次的真相和意義展開對話。”
她承認她的方法與主流精神醫學不合拍。她和“聽聲運動”中的其他人“全身心投入到了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奧弗頓之窗是有關一段時間內大多數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範圍的一種理論。以其發現者約瑟夫·奧弗頓[Joseph Overton]命名。編者注）”，他們希望擴大可接受的治療範圍，以幫助那些在精神健康問題上有困難的人。
這種看似激進的方法也有其批評者[4]。麥吉爾大學哲學與精神病學教授伊恩·戈爾德（Ian Gold）告訴我，臨牀醫生可能需要代表正在遭受痛苦的患者做出判斷。他指出：“患者的範圍很廣。有人可能會說，‘我很幸福，而且我有這個妄想。’但實際上他們得的病並不嚴重。”
他指出，如果患者正在與抑鬱症抗爭，或者由於幻聽而受到折磨，那麼臨牀醫生可能需要治療導致他們痛苦的潛在病理。
裡圖南諾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她告訴我：“這與實際信仰無關，而是與個體和他們的社會背景有關。”如果一個患有嚴重雙相情感障礙的患者突然變得害怕黑貓，那可能是“嚴重惡化的前兆，他們將需要強力的支持以避免住院治療”。
另一方面，她說，當一個長期認爲自己受到外星人折磨的患者突然不再談論UFO，這可能是他陷入抑鬱的跡象，需要藥物治療抑鬱症，而不是治療他的妄想症。
儘管如此，許多臨牀醫生現在正在採用一些方法，讓患者能夠選擇接受自己的聲音和幻覺，其中包括一種認知行爲療法，讓患者學會應對幻覺。例如，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5]，研究人員指出，來自世界各國的臨牀指南建議，精神疾病患者應該對他們自己的治療有發言權——即便這意味着拒絕服藥。
這讓我們回到了裡圖南諾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哈利的幸福中學到什麼？她告訴我，與哈利一起工作挑戰了她作爲一名臨牀醫生的思維方式。
她說：“對於哈利來說，最主要是能夠面對不確定性。儘管我們作爲臨牀醫生的工作通常集中在治療‘症狀’和管理風險，但哈利的案例提醒我，我們也總是面臨健康和疾病相伴的存在困境。當消除‘疾病’也意味着消除有意義時，你該怎麼辦呢？”
哈利沒有抱怨，目前也不存在關於他或其他人受到傷害的擔憂。所以，只要他的幸福持續下去，裡圖南諾的工作就是相信它，而不是將其視爲要扼殺的症狀。哈利發現他最美好的生活可能在他的幻想中。正如他曾經告訴裡圖南諾的那樣，“我感覺自己像耶穌一樣。當然我不是。但爲什麼不去相信呢？”
參考文獻：
[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9074152/
[2]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9074152/
[3]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sy/article/PIIS2215-0366(22)00236-X/fulltext
[4]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838764?form=fpf
[5]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0996418301622
文/Pagan Kennedy
譯/tim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nautil.us/the-happiest-man-in-the-world-430288/?_sp=0fba21dc-3e7f-46f9-9664-bdbe7f357c5f.169896774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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