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當政府憎恨國家 也失去人民信任（衣冠城）

1個多月前德國選擇黨（AfD）女黨魁魏德爾在國會的一場發言，痛斥執政的「紅綠燈聯盟」只會打壓抗議的民衆，無心解決民生疾苦。（示意圖/達志影像/shutterstock）

1個多月前德國選擇黨（AfD）女黨魁魏德爾在國會的一場發言，痛斥執政的「紅綠燈聯盟」（由社會民主黨SPD、綠黨The Greens和自由民主黨FDP組成，他們的代表色分別是紅、綠和黃色）只會打壓抗議的民衆，無心解決民生疾苦。經濟部長哈貝克只會高喊「愛國」，卻正在做「去工業化」的事，讓許多德國企業被迫出走，讓德國深陷衰退。

她認爲讓德國萎縮的不是普丁，也不是氣候變遷，真正的兇手正是現在的政府。錯誤的政策讓能源價格高漲，人民飽受通膨之苦，必須縮衣節食，政府卻鋪張浪費、好大喜功、冗員充斥。外交部長環遊世界不是說一些華而不實的空話，就是慷納稅人之慨。豢養一些阿諛奉承的非政府組織，編造天馬行空的援外計劃，卻放棄對國家未來的投資，任由國內教育水平每況愈下。最後，她總結地說；「這屆政府憎恨德國！」

這場演說在歐洲引起不少迴響，她對現任蕭茲政府批評的缺失也在許多西方國家出現，這就可以理解最近歐美出現的右翼民粹主義的背景。特別是她對蕭茲執政聯盟「政府憎恨國家」的指控更是一針見血。

國家的工具化最早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批判觀點。他們認爲國家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政府就是執行統治行爲的代理人。後來有些學者認爲政府也有其自主性，多少也服務於國家機器與官僚體系本身的利益。

但是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以及1990年代開啓的全球化，政府服務的對象出現變化。受到意識形態與全球利益的影響，出現一批全球菁英，他們掌握國家機器，服務的卻不單純是國內的資產階級，而可能是國際資本、跨國企業、國際組織、科技巨頭、甚至是外國政府。

因此，全球政治就像一臺製造巨大社會不公的機器。這種社會不公不只是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更多的是出現在國家內部。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羣體崛起，控制了媒體、大學和文化霸權，通常還伴隨政治權力。政治正確與知識霸權所帶來的傲慢，逐漸脫離傳統社羣的認同與文化，與草根社會疏離、割裂，最後出現美國所謂的「文化戰爭」。

在文化戰爭中的另一方，許多人覺得自己被菁英階層與政府忽視和看賤。傳統價值與信念早已昨是今非，成爲迂腐棄置的舊包袱。國家失去方向與特色，政府施政與自己利益越來越遠。身分政治超越階級政治，全球化所造成的經濟不公，被刻意的轉移到身分的非我族類。經濟上的失落與階層的下沉卻試圖從主流族裔身分、國家光榮感、傳統宗教文化認同等「唯心」的層面去滿足。

這樣的不滿情緒就給民粹主義帶來溫牀。美國的川普、印度的莫迪、法國的勒龐以及在拉美、歐洲近年不斷出現的右翼民粹領袖與政黨應運而生。

這種民粹主義又和地緣政治緊張成爲惡性循環的互相增強，戰爭、難民、能源、糧食等等都讓政府越來越難以應付，也失去人民的信任。

德國選擇黨成立於2013年，最早是反對歐元和德國對一些負債累累的歐元國家的救助。在2015年，當大批尋求庇護的北非和中東難民者進入歐盟時，該黨強烈批評前總理梅克爾的門戶開放政策，贏得一些民衆的支持，在2017年的選舉中進入聯邦議會。該黨在俄烏戰爭中的立場是反對制裁俄國，呼籲俄烏停火。從該黨的發跡史可以見到與國際主流論述不同卻獲得基層民心的立場。

歐盟國家的民粹領袖覺得國內政府並沒有爲自己的人民服務，而是布魯塞爾的代理人、執行者。川普認爲美國的深層政府背叛了國家，讓美國不再是美國，讓美國失去往日的榮光。政府不再是國家的僕人，成了憎恨國家的仇人。（退休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