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府憎恨國家 也失去人民信任

（圖／達志影像）

1個多月前德國選擇黨（AfD）女黨魁魏德爾在國會的一場發言，痛斥執政的「紅綠燈聯盟」（由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他們的代表色分別是紅、綠和黃色）只會打壓抗議的民衆，無心解決民生疾苦。經濟部長哈貝克只會高喊「愛國」，卻正在做「去工業化」的事，讓許多德國企業被迫出走，讓德國深陷衰退。

她認爲讓德國萎縮的不是普丁，也不是氣候變遷，真正的兇手正是現在的政府。錯誤的政策讓能源價格高漲，人民飽受通膨之苦，政府卻鋪張浪費、冗員充斥；外交部長環遊世界不是說一些華而不實的空話，就是慷納稅人之慨；豢養一些阿諛奉承的非政府組織，編造天馬行空的援外計劃，卻放棄對國家未來的投資。最後，她總結地說：「這屆政府憎恨德國！」

這場演說在歐洲引起不少迴響，她所批評的蕭茲政府的缺失也在許多西方國家出現，這就可理解最近歐美出現的右翼民粹主義的背景。特別是她對「政府憎恨國家」的指控更是一針見血。

國家的工具化最早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批判觀點。他們認爲國家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政府就是執行統治行爲的代理人。後來有些學者認爲政府也有其自主性，也服務於國家機器與官僚體系本身的利益。

但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及1990年代開啓的全球化，政府服務的對象出現變化。受到意識形態與全球利益的影響，出現一批全球菁英，他們掌握國家機器，服務的卻不單純是國內的資產階級，而可能是國際資本、跨國企業、國際組織、科技巨頭，甚至是外國政府。

因此，全球政治就像一臺製造巨大社會不公的機器。這種社會不公不只是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更多的是出現在國家內部。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羣體崛起，控制了媒體、大學和文化霸權，通常還伴隨政治權力。政治正確與知識霸權所帶來的傲慢，逐漸脫離傳統社羣的認同與文化，與草根社會疏離、割裂，最後出現美國所謂的「文化戰爭」。

在文化戰爭中的另一方，許多人覺得自己被精英階層與政府忽視和看賤。傳統價值與信念早已昨是今非，成爲迂腐棄置的舊包袱。國家失去方向與特色，政府施政與自己利益越來越遠。身分政治超越階級政治，全球化所造成的經濟不公被刻意轉移到身分的非我族類。經濟上的失落與階層的下沉卻試圖從主流族裔身分、國家光榮感、傳統宗教文化認同等「唯心」的層面去滿足。

這樣的不滿情緒就給民粹主義帶來溫牀。美國的川普、印度的莫迪、法國的勒龐，及在拉美、歐洲近年不斷出現右翼民粹領袖與政黨。

這種民粹主義又和地緣政治緊張成爲惡性循環的互相增強，戰爭、難民、能源、糧食等都讓政府越來越難以應付，也失去人民的信任。

德國選擇黨2013年成立，最早是反對歐元和德國對一些負債累累歐元國家的救助。2015年，當大批尋求庇護的北非和中東難民者進入歐盟時，該黨強烈批評前總理梅克爾的門戶開放政策，贏得一些民衆支持，在2017年的選舉中進入聯邦議會。該黨在俄烏戰爭中的立場是反對制裁俄國，呼籲俄烏停火。從該黨的發跡史可見到與國際主流論述不同卻獲得基層民心的立場。

歐盟國家的民粹領袖覺得國內政府並沒有爲自己的人民服務，而是布魯塞爾的代理人、執行者。川普認爲美國的深層政府背叛了國家，讓美國不再是美國，讓美國失去往日的榮光。政府不再是國家的僕人，成了憎恨國家的仇人。（作者爲退休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