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正在離開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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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ixabay
撰文丨蘇惟楚 冀思宇
數月前，年屆40的顧舒結束了十餘年的高校教師工作，她將這些記錄在社交平臺上。
有人問她，是因爲“非升即走”嗎？過去數年間，隨着“雙一流”建設的推進，在高校自上而下進行改革，實行強績效考覈與競爭導向。也有人因此詬病，“非升即走”規則被異化爲科研“催產”和“增產”的管理主義工具。《知識分子》此前曾訪談過多位因”非升即走”失利的年輕科研人員。
但顧舒並不是因爲這點離開。“老人老辦法”，她的去留不涉及“非升即走”。也正因此，她所面對的困窘更爲幽深。
作爲一位文科專業的高校教師，她所在的學科不被學校重視，近五年依然被強績效的風暴掃了進去。曾滿懷熱情投身教學的顧舒也日漸倦怠，每年她需要將知識裁剪成適應學科體制和學院授課模式的碎片，一年一年地重複。學術研究也並不那麼順利，她要緊扣熱點多申請課題。這位研究者自覺陷入功利的泥淖，不利於發表的寫作和嘗試都被視作“無用”。
顧舒做過妥協，爲了職稱，爲了金字塔的攀升，她焦慮不堪，最終還是失敗。2023年，她決定離開學術界。
不止顧舒，《知識分子》還訪談了數位博士、博士後和年輕科研人員。他們有的早已離開學術界，有的正在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對於他們中的許多人而言，站在人類智力的高峰是學術從業者的榮耀時刻，他們也自覺做好承受重負的準備。但一些人對於頂峰的憧憬還是逐漸破碎，科研壓力和經濟壓力巨大、與導師的研究路徑不匹配、不斷提高的考覈難度……
一位年輕的科研人員甚至開始憎惡自己的研究項目，他的自主權有限，“是我的研究，但又不是我的”，他每天大加貶斥一邊忙碌操持，“只能想象自己是個沒有感情的陀螺，從這頭被抽到另一頭”。
攀登的道路如此艱難，山腳的空間也日益逼仄。過去10多年年，高校大量開設博士課程，博士招生規模實現巨大歷史擴張——2023年，中國博士在讀人數56萬，是十年前的兩倍。博士生的供過於求，許多人的出路晦暗不明。亦有研究者發現，相比幾年前，新近畢業的博士畢業生們“對工作的穩定性和工資待遇的重視程度在提高，對繼續做研究和發表機會的重視程度明顯減弱。”
而部分樣本量較小的研究也指出，對於當前高校和研究機構40歲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員來說，薪資低，生存壓力大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而工作上還面臨教學科研經費短缺、工作負擔重、工作時間長、晉升機會少等問題。
2022年，Nature發文勾勒歐美當前學術界的離職潮。因爲對薪資不滿意，對學術生存狀況堪憂等原因，大批歐美科學家離開科學界進入工業界。
一位受訪者解釋自己前往公司就職的原因，教學壓力不斷增加，且面臨財政撥款壓力，要更努力，工作更久，才能競爭越來越少的終身或永久職位。
亦有評論對研究者們從學術界向工業界的流動以示樂觀。過去知識生產的模式以學科和大學爲中心。知識生產的場所和從業者擴散，企業的實驗室、智囊團、諮詢機構都出於需要參與知識的生產。研究者們亦不再視留在學術界爲唯一符合道德敘事的選擇。“離開學術界轉而尋求新職業的風險和挑戰，可能並不大於安於現狀，相反，很可能是一個柳暗花明的過程”。
但這也無法遮蔽人們在學術界面臨的困境。比如有受訪者說，“對於處於職業生涯中期者而言，如果他們有貸款，有孩子要養育，但仍要離職，這說明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決定離開
相比其他訪談對象，顧舒做出離開的決定更加艱難。
她在南方一所高校就職，三年前曾想過離職，2023年晉升副教授失敗是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顧舒每年都在發表論文，她以爲自己不用爲數量苦惱。但臨近評選，晉升標準一再更改，“原本可以用橫向課題來抵，後來又說不行。我們專業的期刊本身就很有限，一些C刊不被承認，導致我之前積攢的一些成果又作廢。”
她在國外讀的博士，根據學校晉升政策，她刊發在國外期刊的論文也不被承認，“意味着我讀博時積累的文章也作廢了”。
評選過程中，顧舒能清晰感受到邊緣學科在學校不被重視。她所在的學系中，一個9人團隊裡只有一位副教授。
顧舒晉升失利，甚至未來一兩年都沒有什麼可能。而競聘這一年多，她精疲力盡，外人最明顯能察覺到，這位愛笑的老師在那一年，多了許多白髮。
“同學聚會時，當年的同學聊天，跟我說，你到我們公司做點什麼不好，拿那麼少錢，還累得都是白頭髮”。
顧舒總會想到剛投身學術圈的時候，對教學充滿熱忱，從國外讀完博士即將返回，顧舒“對自己的學術能力充滿信心，滿腦子’回國大幹一場’的念頭”。
競聘失利後，她嘗試問過其他學校的機會，“基本都是說只能平級調動，但我其實已經達到了副教授的標準，再去應聘講師，我覺得有些浪費”。
讓她放棄職業的另一個原因是，隨着AI的誕生，她所在的學科近幾年遭遇了巨大的衝擊。“我剛工作時，我們專業很吃香，生源很好。但是近兩三年以來，我們的學生中調劑生源居多，出於對學科本身的熱愛而主動選擇這個專業的學生越來越少。學校允許轉系，我最近帶的一屆學生，很多一進來目標就非常清晰，‘要早早做準備，換一個更好就業的專業’。我看好的幾個有天賦的學生都轉走了。”
顧舒視野所及近乎是當前時代變遷的縮影。過去幾年，每逢高考季，網絡上熱衷爭論哪些學科“無用”且前景無法獲得回報，話語間充斥着傲慢的科學主義和社會達爾文價值觀。全球範圍內，大學文科專業裁撤，經費縮減，人們年復一年地討論“文科是否衰落”，最直觀地影響年輕人的專業選擇。
而顧舒爲學術前景心灰意冷的同時，吳煜正在網站瀏覽新的工作機會。他於2021年博士畢業，在北方某科研院所工作，每天早晨八點上班，晚上十點下班，甚至週末也無法理直氣壯休息，“更不敢發朋友圈，領導知道只會說，這麼多活，他怎麼好意思休息”。
擠佔吳煜時間的是一個又一個項目，以及不斷加碼的行政瑣事，“爲了生存和發展，部門必須不停拿項目，不是說拿到一個大項目你就踏實做。很多時候，你需要多線處理。”
他只能儘量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一再壓縮睡眠，平均每天睡眠四五個小時。有一段時間，他總感覺心臟不舒服，不敢跟任何人說。
對於他而言，把自己從項目帶來的倦怠和焦慮打撈出的唯一方法是瀏覽新的工作機會。“想去高校，但我現在看得更多的是企業的機會。”
吳煜的一位做博後的朋友談及出站後的打算，同樣表示“對留在學術界沒有太多執念”。他在另一所985高校做博後，材料科學相關。“如果做科研，一些企業做得也並不一定比高校差。人家做得也很好，很紮實，而且更能解決問題”。
何以離開
如前述相關研究指向的一樣，吳煜和他的朋友清晰地指出學術界對自己不再有吸引力的原因：薪資較低，生存壓力大。對於他們而言，學術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他們原本期望通過學術研究通向可能的生活，但現實中，學術已然完全替代了他們的生活。
除此之外，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提到“功利的發表和寫作”。當“數量作爲GDP”時，他們只能投入大量時間在不確定性低、容易產出結果的常規領域，甚至扎堆進行重複勞動，“水論文，湊基數，爲發文章而發文章”。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通過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簡稱“雙一流”）。當“211”“985”規模穩定後，評選“雙一流”意味着高校可以此進行資源的再分配。
爲了取得建設成效，“雙一流”的建設任務被層層拆分下壓，與院系領導甚至基層教師的績效連接，學校領導、院系領導、基層教師都被嵌入評價體系中。
顧舒試圖向我們描繪水溫升高的過程。
2017年，顧舒結束訪學回國。在她出國之前，系裡氛圍很好，“大家很快樂，常一起喝咖啡聊天”。然後這次回來，“世界已經變了”，同事的臉上沒有笑容，一個非常注重生活質量的同事每天愁雲慘淡坐在辦公室。所有人疲於追逐指標。
“這幾年，每一年我都感覺在遭遇創傷時刻。寫本子的時候還好，最怕公佈結果。每年有三次公佈，分別是省、教育部、國社科基金，科研秘書會在羣裡說，恭喜某某獲得什麼基金，當他說完，幾百條消息彈出表示熱烈祝賀，我也得跟着複製粘貼，但事實上，我心裡很抗拒。這種氛圍之下，總讓人覺得，如果我不拿點什麼，我在這裡沒法擡頭見人。”
國內對文科研究的時效性要求很高，“你需要蹭熱點”。一次，顧舒與學界前輩聊天，對方一聽她的博士論文題目就知道她的學位是在海外完成的，因爲“國內的導師不會允許學生做這樣的過時題目”。也因此，申請課題成爲她的弱項，別人的課題大都以自己的博士論文爲基礎，但顧舒的申請存在致命弱點——“別人一聽就覺得太舊了”，她也很難快速拿出一個完全嶄新的、能夠符合熱點的題目。
功利的發表之外，顧舒還提到“學術的虛無感”。
“我是搞理論研究的，我們總調侃，寫一篇文章發給身邊的朋友看，如果對方都能看懂的話，這篇文章絕對發不出去。我們的科研秘書甚至經常開玩笑說，你何必那麼在乎出版社，出了也沒人看，你們寫的學術論文，可能博士論文答辯之後，一輩子被人翻過兩次就很不錯了。我就會困惑和質疑，我有必要花這麼多時間和生命做這些嗎？”
學術界的業態關係也消磨着從業人員的意氣。
35歲的柏圖是在香港拿到博士學位的，她的專業方向是計算機科學，但她並沒有投身學術界。
“還有一點，如果想在學術界立足，需要拜山頭，依託人脈關係，大家會毫不避諱跟你說這一點，”她曾描述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目睹的畫面，一位學術大佬走進門，所有坐在沙發上的人紛紛起立，“沙發明明可以坐十幾個人，但這位大佬來了之後，靠在那裡吸菸，其他人站着，不管說不說話，都恭敬地向前躬身”。
她還提到另一個更爲殘酷的故事，人被赤裸裸異化爲工具。她隔壁的實驗室裡，有一位高中兼大學學長，在博士生涯的前一年半里，每天泡在實驗室，拿出一篇文章得到導師盛讚。然而當這位學長被確認抑鬱症之後，很快被導師勒令休學，停了獎學金，本就出身貧困的他爲了生活和治療，不得不揹負外債。半年後恢復學業，這位學長實驗受阻也無法得到導師幫助，甚至被對方以多種手段威逼退學。
吳煜告訴我，目前的工作可能只是身體上的疲憊，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也許是領導持續不斷的羞辱和威嚇，“把報告甩在地上，罵聲一層樓都能聽到。”
很多人彷彿戴着在枷鎖向上攀升，但總有人會被卡住，學術生涯的瓶頸並非完全來自他們自身學術能力的限制。
科學研究本身已經充滿風險，教職和晉升機會有限，周遭的環境不再穩定，前途充滿未知，投身其中的人們只能無休無止地投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但薪資並不會因此增長，這堪稱學術資本投入的邊際效應遞減。
而國外的研究者們也正勾勒着另一幅圖景。在《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一書中，作者，學術界變得“零工化”，高等教育界終身教職遠遠少於非終身教職。學術界的這批“臨時工”陣容涵蓋非常廣泛：兼職教職（adjunct faculty）、兼職講師（part-time lecturer）、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博士後研究人員（postdoctoral fellow）、實踐類教授（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等等。它們往往根據課程或學年需求得到工作，最關鍵的是不保證長期聘用，報酬和福利少得可憐，每學期都必將經歷職業不安感。
就此，離開並非完全無法想象的一件事。
離開之後
在寫作《百萬青年科研人員，困在時間裡》時，科研人員向我講述他們在科學界的掙扎之外，有人確實思考過是否離開的問題。
我們的訪談對象中，有人堅持不會離開學術圈，也有人出走時踟躕，離開不久返回。
對於他們來說，從一開始就被告知要全身心投入學科的尖端、前沿部位，一條路走到黑，他們人生的很多時間都在半封閉的訓練系統中，很多人對高等教育之外的知識感到陌生，外界的土壤被視作不可踏入之地。
但一些人還是走了出去。比如柏圖。2016年，拿到博士學位，她離開香港跟隨丈夫前往美國。
柏圖尋找工作的過程並不算順利，其後一年，她求職、辦婚禮、買房、回國處理雜事。期間她的豆瓣日誌獲得關注，並通過第五次徵文大賽初選，她開始寫專欄。
2018年，她拿到工作許可，但發現自己懷孕了，一對雙胞胎。一直到2019年，她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彼時，不管她的意願如何，已經無法回到學術界。
“我們畢業的時候，片區導師說，如果還想在學術界工作，簡歷不要有太多斷檔，博士畢業立馬做博士後，簡歷要滿，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甚至還會要求你有二三十篇文章。如果拼文章，你就必須持續不斷髮熱門的好發的文章；或者你的導師很厲害，能夠介紹你進來；要麼你就特別勤奮。我曾聽說過，有人一個星期工作100多個小時，天天在實驗室睡覺”。
柏圖前後更換了三份工作，拿到了理想的薪水，最新的工作讓她滿足，甚至找回一點當年願意投身科研的快樂——解決問題是如此讓人興奮，但又不需要爲此陷入“打磨文章”的困境。
“以我的工作爲例，工業界建立了一些軟件系統，比如現在很多框架都是學校裡不會教的，但是工業界很快要用，你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因爲新的軟件層出不窮一年一年出來，你得需要去看。甚至工業界的面試標準也會不斷翻新，舊的軟件過期，舊的標準也過期。如果一個人剛從學術界出來，他需要專門花時間研究業內的框架軟件，以及收集市場上，這些工作到底是幹什麼的”。
隨着進入學術界工作的門檻逐年提高，柏圖的建議是，“除非一個人非常肯定，我有很多發表，肯定有希望留下來，那麼其他人都得做好離開的準備”。
“如果要準備，就得提前準備公司需要的技能，以及建立外界的聯繫。我聽說現在一些學校也會有幫助博士就業的工作坊，總之，利用我們的資源，近一切可能。在學校裡，這些資源和機會是非常容易獲得的。等到離開，進入工業界，這些都明碼標價，且收費昂貴。”
離開學術圈的人們大都表示，過去數年的學術生涯並非是一個彎路。
柏圖說，“儘管做碼農不需要讀PhD，但我仍不後悔那六年。一個PhD學位，給了我即使做三年家庭主婦仍然自信迴歸‘正軌’的底氣。其實也不只是學位本身，而是我在追求學位過程中付出的艱辛努力，令我在無論外界評論多麼不利的情況下，不曾真正看輕、放棄過自己。如果不是這樣，我會比現在脆弱許多。”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部分採訪對象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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