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75週年 美國入主亞太的開始
2008年9月25日，美軍航空母艦華盛頓號航行於橫須賀港海域，凸顯了戰後由美國主導成立的亞太秩序，甲板上還用日文寫着"很高興見到你"。（美聯社）
日軍偷襲珍珠港雖然帶給了美軍沉重的打擊，但是從長遠來看卻也爲美國主導的戰後亞太新秩序掃平了道路。從1941年12月開始到1942年6月爲止，日軍在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軍事行動完全可以用「秋風掃落葉」來形容。自19世紀以來，由英國、法國與荷蘭等歐洲老牌殖民國家在亞洲建立的舊秩序，因爲無法抵擋日軍的凌厲攻勢而走向瓦解。
只是在這個舊秩序瓦解後，日本人帶來的卻是更大的屠殺與混亂。最終還是要依靠國土遠離亞洲大陸，但是卻擁有龐大軍事與工業生產能力的美國才能重建和平穩定的亞太新秩序。美國人固然是被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早晨的偷襲所激怒，但是當時的他們在心態上真的做好領導亞太，甚至於領導世界的準備了嗎？積極促使美國參戰的羅斯福總統，又是有什麼樣的戰後藍圖呢？
1941年8月，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英國戰艦威爾斯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上會面商討戰後的世界秩序。（美國海軍）
《大西洋憲章》下的世界秩序
要了解羅斯福總統規劃的戰後世界藍圖，首先要了解由美英兩國在1941年8月14日發表的《大西洋憲章》（Atlanta Charter）。根據此一憲章，美國與英國在打擊法西斯國家的過程中，將不尋求任何領土或其他方面的擴張。兩國同時也不希望看到任何違反人民意志的領土變更，而且還要賦予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
最重要的一點，則是羅斯福與邱吉爾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美英還必須要在現有的義務下，努力促使所有國家不分大小，戰勝者或戰敗者，都有機會在同等條件下參加世界貿易和獲得世界原料的權力。上述幾個出現在《大西洋憲章》中的構想，都明確表達了羅斯福總統本人強烈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理想主義性格。
換言之，他認爲如果要說服美國的子弟兵再度介入一場全球規模的戰爭，那麼這場戰爭在意義上就應該有別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人之所以不願意參加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倡的國際聯盟，就是因爲認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只是幾個歐洲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分贓行爲而已。犧牲了那麼多青年人的性命，卻沒有換來真正的正義，在美國人看來是十分不值得的。
當時的美國已經自稱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並且在《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的名義下，開始向英國與中華民國等遭受法西斯國家侵略的國家提供軍用物資。只是如果想要美軍直接參戰，做爲老牌帝國主義強權的英國必須要徹底放棄殖民主義的心態，接受羅斯福與美國人所希望看到的戰後新秩序。
在納粹德國的猛烈打擊下，不要說維持面積統治全球1/4的國土與人口的大英帝國了，就連英國本土都有隨時遭突破的可能。出於不向希特勒投降的政治考量，邱吉爾勉強同意，並且與羅斯福一起在發表了這個《大西洋憲章》。只是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設想，還是存在着比世人想像中還要巨大的分歧。
羅斯福認爲，《大西洋憲章》必須是一套爲戰勝國普遍認可並且遵守的世界通則。無論在世界上的哪一個角落，都不能再繼續維持戰前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可是邱吉爾卻有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爲《大西洋憲章》就只是一部純粹屬於「大西洋」的憲章而已。換言之，只有位於北美洲與西歐的國家才需要接受《大西洋憲章》的規範。
至於西歐與北美以外的其他英國殖民地，在邱吉爾看來不應該被包括在《大西洋憲章》的架構下。羅斯福總統當然知道邱吉爾骨子裡賣的是什麼藥，所以他在暗中也有以《大西洋憲章》的精神重建亞太秩序的想法。也就是說，英國可能是美國維持戰後歐洲秩序的盟友，但是卻如同蘇聯一樣的是美國建立戰後亞太秩序的敵人。
國軍在抗日戰場上奮勇抵抗侵略者的表現引起了美國社會極大的關注與同情，羅斯福總統也更加相信中華民國能成爲美國建立戰後亞太秩序的最佳夥伴。（全美助華聯合總會）
中華民國的關鍵角色
考量到日本投降後，蘇聯勢必要大舉赤化亞洲，而且英國也將捲土重來建立殖民帝國，羅斯福比任何人都瞭解美國需要一個可靠的夥伴。而這個夥伴不是別的國家，就是蔣中正領導下的中華民國。儘管陷入了與日本的全面戰爭，但是蔣中正本身卻是個強硬的反共份子。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在戰後與蘇聯結成同盟夥伴的可能性等同於零。
相較於日本與德國的法西斯陣營，還有蘇聯的共產主義陣營，蔣中正確實也是比較偏向英美的自由主義陣營。早在1933年6月，蔣中正就針對中華民國未來的結盟對象做出了以下評估：「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懼我，赤俄恨我而伺我，英美則欲我爲之利用以抵倭俄，但無土地之野心。以大體論英美可爲與國當以義結之，惟對仇敵則但有自強而已。」
不過如果把範圍縮小到英國與美國的話，那麼蔣中正是明顯排斥前者親近後者的。畢竟自鴉片戰爭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英國都扮演着列強侵略與瓜分中國領土的主力。除了隨處可見的租界外，香港也還被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相對而言，美國不僅沒有侵略過中國，而且還將庚子賠款用來建設清華大學。更重要的一點，則是蔣中正夫人宋美齡的家族與美國還有非常特殊親密的歷史淵源。
而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美國本土距離亞洲十分遙遠，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的威脅也永遠無法與蘇聯、日本還有英國相提並論。所以，蔣中正可從30年代開始，就已經期盼美國能夠介入對日抗戰。他之所以在1937年8月將中央軍精銳部隊通通投入上海，就是爲了引起歐美國家的注意，讓他們無法繼續置身於中日兩國的衝突之外。
對於羅斯福總統而言，中國不僅是最有代表性的亞洲國家，而且也是一個最有代表性的反殖民主義國家。因爲有中華民國的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本質上已經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了巨大的區別。沒有人能夠說當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想要與其他列強分贓的帝國主義強權，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得以被定位爲一個真正意義上反對侵略的正義戰爭。
羅斯福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量，才積極幫助蔣中正爭取聯合國四強的地位。若非羅斯福的堅持，蔣中正也不可能在邱吉爾與史達林反對的情況下出席開羅會議。當然，羅斯福也確實是希望中華民國能夠在維持戰後亞洲秩序方面盡到更多美國所沒有辦法盡到的責任。尤其是美國人在傳統上，都十分排斥在亞洲大陸上與亞洲人作戰。
美國人想扮演「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想法，倒是爲蔣中正所理解。蔣中正曾經在日記中提出由中華民國出陸軍，美國出海空軍共同維持西太平洋秩序的想法。他表示：「1. 以大陸爲國防之基礎；2. 西北爲國防之重心，故對海防與海軍應取守勢，並與美國共同合作，且避免與美有軍備競爭之趨向。以我爲大陸國，發展方向不在海上， 而且亦不能與之競爭，亦無競爭之必要也。」
假若這樣的理想能夠實現，國共內戰、韓戰與越戰的悲劇都會因爲共產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終結而得到避免。只可惜理想終歸是理想，羅斯福與蔣中正所共同擁有的自由主義亞太夢，還是在現實上遭到了無法逾越的挑戰。這個挑戰首先來自於中國整體國力的不足，其次則是來自於美國人民也沒有做好乾預亞太事務的心理準備。
國軍在「一號作戰」中的失敗，迫使美國必須承認中共存在的事實，照片右方坐在駕駛座上的爲美軍延安觀察組空地救援組組長伊頓（James C. Eaton）與朱德、毛澤東、國軍代表張治中將軍與美國談判代表赫爾利的合影。（Veteran History Project）
致命的「一號作戰」
最恐懼美國與中華民國在戰後共建亞太秩序的，既不是蘇聯也不是英國，而是日本與中國共產黨。假若在戰爭結束後，擁有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中華民國在美國扶持下成爲一個民主統一又富裕的自由國家，日本不僅將在政治上失去原本亞洲頭號強國的頭銜，同時也還在經濟上淪落爲一個三流國家。從日本的角度出發，這是比屈辱的戰敗還更難接受的一個現實。
所以與其讓中華民國成爲那個美國在亞洲唯一可以依賴的夥伴，日本不如想辦法向美國證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而要證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首先要做的就是讓中華民國就算贏得對日抗戰的勝利，也將要輸掉接下來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假若中國大陸落入了共產黨的手中，美國就必然要選擇日本做爲在亞太地區推廣資本主義的夥伴，讓日本人得到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擔任教授的小代有希子，在其著作《躁動的日本》中表示日軍於1944年發動「一號作戰」，動員52萬大軍進攻中國戰場的目的並不是要打通大陸交通線，或者奪取美軍飛行基地那麼簡單而已。其實日本人是有政治上的考量，那就是要瓦解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在努力推動建立的戰後新秩序，甚至於暗中爲共產黨的奪權制造條件。
由於國軍無力阻止「一號作戰」，羅斯福被迫重新考慮中華民國在對日反攻中扮演的角色。爲了加速日本的投降並減輕美軍子弟兵的傷亡，他犧牲了《大西洋憲章》的精神與宗旨，與邱吉爾一起將中華民國與波蘭等東歐國家的國土出賣給史達林。假若國軍連日軍的大規模陸上攻勢都無力阻止，那麼中華民國是否具備在戰後與美國共同維護亞太秩序的能力也不禁令人懷疑。
更嚴重的問題，則是日軍在攻城掠地的同時，受到兵力不足的限制而只能集中佔領大型城鎮。廣大的鄉村地區與中小型城鎮，則通通交給汪精衛政權的和平建國軍與華北治安軍管理。華北治安軍與和平建國軍在鄉村地區普遍被視爲日本侵略者的走狗與傀儡看待，既不得人心又士氣低落，中共於是有了在華北與華中擴大「解放區」的大好機會。
1945年春夏之交，日軍出於防止盟軍在中國沿海登陸的需求，又主動將主力部隊從內陸各佔領區內的中小型城鎮撤出，集中到大型城市內。8路軍與新4軍尾隨在日軍之後，對由華北治安軍與和平建國軍，甚至於國民黨游擊隊掌握的據點發起大規模反攻。到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那一刻，華北、華中與華南地區被共軍「收復」的縣級以上城鎮共有150個。
8路軍甚至還在蘇聯紅軍的支援下，由日軍與蒙古軍手中收復了中華民國察哈爾省的省會張家口。這也令美國政府不得不對中共給予高度重視。
羅斯福病逝後繼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Harry）仍是《大西洋憲章》的支持者，他堅決反對英國與法國的殖民勢力在戰後捲土重來。爲此，美國政府甚至不惜支持中華民國海軍運用八艘美援軍艦中的四艘接收西沙羣島與南沙羣島。
由盧漢指揮的中國陸軍第1方面軍，也負責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北緯17度以北地區的受降行動，目的就是要確保法國人不得重新殖民越南、寮國與柬埔寨。美國仍舊將中華民國視爲維護戰後秩序的盟友，但是國民政府必須要承認8路軍與新4軍在對日反攻階段取得的成果，並且建立一個包括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在內，得以代表全體中國人民意的聯合政府。
由於共產主義勢力的壯大，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得不與老牌殖民主義國家聯手反共。圖爲1954年奠邊府戰役期間派往越南上空，支援法軍抵抗胡志明的C-119運輸機。駕駛這些飛機的，是來自臺北，由陳納德創立的民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飛行員。（網路照片）
走向現實主義
杜魯門當然也知道，中共的目的不是隻想要一個聯合政府，而是要建立一個走無產主義人民民主專政路線的紅色中國。這並非是美國所樂見的情況，因此在日本投降之際，美軍駐華最高司令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曾想方設法的透過空運與海運的方式，協助集中在華中與西南大後方的中央軍嫡系部隊接收沿海的中大型城市。
抗戰勝利初期，跟着中華民國陸軍突擊總隊第1隊搭乘美軍C-47運輸機前往南京的老傘兵劉正華先生就回憶，他們一下飛機就遭到埋伏在跑道周邊的新4軍開槍射擊。駐防於明故宮機場的日軍馬上開槍還擊，並且成功壓制住新4軍以後，傘兵弟兄們才順利進入南京展開接收工作。身爲首批重返首都的中央軍軍官之一，劉正華坦承若沒有美軍與日軍的協助，南京恐怕早就已經由中共接管。
只是打完了一場在歐洲擊敗納粹德國，在亞洲擊敗了日本帝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軍民也已經呈現精疲力盡的狀態。在厭戰情緒高漲的戰後初期，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敢貿然投入一場全球規模的戰爭。所以美國政府雖然反共，但是仍想方設法的避免國共兩軍走向全面衝突，以防止蘇聯最終介入中國的內戰。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被派往中國調停內戰的。
可惜的是，馬歇爾對共產黨的真面目所知有限，而且與蔣中正又存在着因「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留下的嫌隙，所以在調停國共兩軍期間做出了許多不利於國軍的安排。再加上抗戰勝利後，就連國軍本身也存在着強烈的厭戰情緒，而且中央政府在淪陷區的接收、裁軍以及貨幣改革的政策上犯下了一系列無法挽回的錯誤，終於讓中共取得了足以推翻國民政府統治的巨大民意。即便美國全力支持國府與中共作戰，恐怕也難以改變1949年兩岸分裂的悲劇。
事實上，美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也因爲1946年12月爆發的「沈崇事件」而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面對由中共所挑起的空前反美浪潮，身心俱疲的馬歇爾將軍宣告調處失敗離開中國。自此開始，美國放棄了一切在亞洲大陸尋求親美盟友的努力，轉而開始扶持日本。日軍在1944年動員52萬人發動的「一號作戰」，終於在此刻爲戰後日本迎來了勝利的果實。
由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1949年初發表的「塵埃落定」（until the dust settles）論，一直到1950年前半年都還主導着美國的亞太政策。按照原本美國方面的構想，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線將只包括日本、琉球羣島與菲律賓，南韓與臺灣都被排除在外。可見大陸的淪陷，並不足以讓美國人民產生支持政府積極干預亞太事務的集體意志。
直到韓戰在1950年6月爆發以後，美國人民才覺悟到對共產主義陣營的百般忍讓不會換到長久的和平。杜魯門也在「誰失去中國」（Loss of China）的譴責聲中對金日成的南侵做出迴應，同時也派遣第7艦隊協防颱灣。然而到了這個時候，羅斯福總統生前所提倡的《大西洋憲章》只被推行了一半，因爲在反共優先的條件下，美國選擇與法國還有英國等老牌殖民帝國再度結盟。
無論是在法國壓制越南獨立同盟，還是英國鎮壓馬來亞共產黨的戰後武裝衝突中，美國都選擇了與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站在一起。雖然美國對法軍與英軍的支持都只是暫時性的，而且也規定在法國與英國必須在撲滅共產黨的暴亂以後撤出這些殖民地，然而包括南越的吳廷琰與南韓的朴正熙在內，許多華府在亞洲支持的民族主義者，卻也是不符合《大西洋憲章》精神的右翼威權主義者。
吳廷琰與朴正熙在二戰以前都曾經與法國與日本的殖民勢力合作，前者是天主教徒，後者則是滿洲國軍官。從本質上來看，美國選擇與這兩人結盟已經違背了《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不過在「他們是狗孃養的，不過是我們的狗孃養的」（Sons of a bitch but our sons of a bitch）的思維下，華府還是選擇向現實主義妥協，將反共順序拉擡到了第一優先。
不過，吳廷琰與朴正熙畢竟還是民族主義者，在處理與北越還有北韓的關係時未必事事都聽美國擺佈。所以到了最後，這兩位不聽話的右派領袖都被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的軍事政變剷除掉。這又讓人們忍不住懷疑歐洲帝國主義勢力雖然已經瓦解，但是美國這種干預他國內政，甚至動不動就將殺害盟國領袖的行爲是否又遵守了羅斯福總統生前推動的《大西洋憲章》？
1960年6月18日，艾森豪總統造訪臺灣，並在蔣中正總統陪同下視察國軍。當時還沒有一個現任的美國總統造訪過日本，可見臺灣在冷戰初期的地位是何等重要。（聯經出版提供）
臺灣的作用
美國所建立的亞太秩序，還有一個人們所時常遺忘與忽略的特點，那就是同時對中共與日本實施「雙重圍堵」。歷史學家麥克.林德（Michael Lind）在他2007年出版的《美國式戰略》（The American Way of Strategy）中指出，此一戰略的最高宗旨便是在阻止蘇聯或中共在歐洲或者亞洲發展成單一霸權的同時，阻止西德與日本重新發展軍備。
林德表示，美軍限制西德與日本的方式，就是以其自二戰時代開始累積而來的龐大經濟能力去負擔這兩個國家的防衛政策。換言之，美國陸軍必須要在歐洲同時扮演西德陸軍的角色，美國海軍在亞洲則必須要扮演日本海軍的角色，方能阻止波昂與東京的右翼人士打着反共的旗號重整軍備。而在亞洲的「雙重圍堵」棋盤中，臺灣又扮演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臺灣在地理位置上既接近大陸也接近日本，在國際法上爲中國領土，但是實際上又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管轄。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也讓臺灣對日本有着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特殊歷史情結。這些特點，都是有利於美國同時對北京與東京實施「雙重圍堵」的模糊地帶。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所擁有的，還不只是這些美國所需要的模糊地帶。
蔣中正帶了60萬大軍來到臺灣，並且在海峽天險與第7艦隊保護下，暫時不用擔心中共武力進犯復興基地。而在50年代到60年代這段時間，南韓尚未走出韓戰的陰霾，南越還要面對越共的造反，只有在臺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可以協助美國在亞洲，甚至於全世界各地推行反共戰爭。這也正是爲什麼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會選擇在1960年訪問臺灣的原因。
除積極參與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與印尼的反共與顛覆行動外，中華民國還透過世界人民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向拉丁美洲、中東與東歐國家人民輸出與共產主義對抗的經驗。蘇聯與中共遭遇到的政治與軍事壓力越大，美國對西德與日本右翼勢力的箝制就越能得心應手。由此可見在冷戰初期的中華民國，真的是美國維持亞太秩序的重要夥伴。
爲了維護這個亞太秩序，無論是美國還是中華民國都違背了《大西洋憲章》的許多精神。在反共第一的指導原則下，華府與臺北不只與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勾結，而且也重新啓用了衆多納粹戰犯與日本帝國的合作者。不過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於美國在亞洲與太平洋島嶼國家上建立的秩序，也確實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
綜觀中國大陸、北韓、越南、柬埔寨與寮國等亞洲鐵幕國家的戰後發展，便可以證明《大西洋憲章》所強調的經濟繁榮精神，並沒有辦法在共產主義的土壤中發芽壯大。更不用去提在每一個接受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內，都存在着殘酷的階級鬥爭與政治清洗。在極度貧窮的生活條件下，民衆餓死凍死的情況如司空見慣般的發生，而且還徹底的失去自由與尊嚴，小命也是隨時不保。
而在美國保護下的自由主義陣營裡，包括日本、南韓與臺灣在經濟發展上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哪怕是政變不斷的南韓，老百姓的生活條件一直都維持豐衣足食的狀態。菲律賓雖然後來因爲馬可仕的腐敗而沒落，但是在戰後初期也一度是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霸主。南越在1975年被北越併吞以前，經濟發展也是遠遠的把北越甩在後頭。
近年來，中共戰機不斷出沒於南海、東海與臺海上空，目的都是在挑戰與動搖以《大西洋憲章》爲立基的戰後亞太秩序。（摘自中國海軍）
21世紀的挑戰？
這些都再再證明，美國的亞太秩序雖然存在着缺點，《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也確實沒有被完全實施，但包括日本、南韓與臺灣在內的廣大亞洲人民還是因此而受惠。即便不提經濟上的成就，好歹也躲避了類似發生在中共、北韓、北越與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革命。整體而言，這個由美國所建立與主導的亞太秩序還是功大於過的。
更重要的是，就連原本誓言要打倒「美帝國主義」的中共，也在60年代末期與70年代初期認知到共產主義無法帶給國家繁榮的事實。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毛澤東與蘇聯也因爲珍寶島的武裝衝突而成爲了死敵。目睹到這一切改變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也順勢在1969年發表了《關島宣言》（Guam Doctrine），大幅度調整戰後的亞太政策。
於是，尼克森在1972年造訪中國大陸，毛澤東也出於讓紅色政權繼續統治中國大陸的需要，徹底改變了1949年以來的「一邊倒」政策，開始效法老敵人蔣中正的做法，擁抱起了美國的亞太秩序。儘管在政治宣傳上，中共仍然沒有停止對「美帝」的攻擊，但是周恩來卻多次在私下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談話中，強調《美日安保條約》存在的必要性。
依照尼克森的《關島宣言》，中共將成爲美國對抗蘇聯的夥伴，日本也將因此獲得比戰後初期還要更多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臺灣的戰略地位則大幅下降，但仍然是美國「雙重圍堵」戰略的重要夥伴。不過爲了防止中共與日本聯手再打一場驅逐美國的「大東亞聖戰」，華府故意把釣魚臺列嶼的管理權跟着沖繩一起交給了日本，好讓北京與東京永遠無法和解。
此一現實主義的安排，雖然導致中共、日本與臺灣三方直到今天都還在爲了釣魚臺列嶼是誰的爭論不休，但整體而言對亞太國家的發展還是功大於過。至少在美國的協助下，鄧小平成功於1979年打開了大陸的大門，慢慢的由原本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後30年的時間裡，大陸已經發展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13億人民也因而得到擺脫貧窮的機會。
只是如同日本一樣，中共對美國秩序的擁抱只是暫時性，而不是永久性的。中共做爲一個在意識形態上排斥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權，從二戰時代開始就已經把一切與美國的合作視爲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北京所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終究還是要撕毀與推翻建立在《大西洋憲章》上的戰後亞太秩序，這也是中共與中華民國兩者之間存在的最巨大差距。
更何況，《大西洋憲章》所強調的公海自由航行權，也早就已經成爲美國在南海挑戰中共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此一障礙只要存在，中共不僅無法建立新的亞太秩序，由原本規則的參與者成爲主導者，就連想要實現在其主導下的「民族大一統」都十分困難。所以中共最終還是要效法30年代的日本，透過各種手段去衝撞美國在戰後建立的亞洲舊秩序。
撇開臺灣配合美國執行「雙重圍堵」的任務不說，釣魚臺在行政上隸屬於宜蘭縣頭城鎮，南海諸島也是由中華民國在戰後代表中華民國所接收。假若不讓中華民國徹底走入歷史，中共就無法讓全世界心服口服的承認其繼承了「二戰中國」的地位，更沒有辦法在法理上挑戰美國建立的亞太秩序。因此在解決南海與東海問題前，中共還是要以終結兩岸的分裂狀態做爲挑戰美國遊戲規則的第一步。
中華民國對日本侵略的頑強抵抗，讓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有了介入亞太秩序的機會。然而，中華民國整體國力的不足，還有美國人民對亞太問題的無心參與，卻終究還是導致了1949年大陸的淪陷。所幸還有日本與臺澎金馬地區的存在，羅斯福總統的《大西洋憲章》最終得以在亞太地區被實現了一半。包含中國大陸在內，亞太地區人民曾經大大的受益於這個美國秩序。
然而進入了21世紀，伴隨着中共整體政治、軍事與經濟實力的崛起，北京終究無法滿足於在《大西洋憲章》下當老二的地位。如今中共已經蓄勢待發準備向世界證明，自己是亞洲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不再只是單純的參與者。由美國在太平洋戰爭後所建立，一度獲得全體亞洲人支持與歐洲人接受的戰後亞太秩序終究還是要面臨北京的挑戰，而中華民國將再度扮演建立這個新秩序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