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75週年：日軍侵略與東南亞的去殖民化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設計的宣傳海報，鼓吹代表亞洲各國的少男少女們團結在一起對抗西方國家。（網路照片）

伴隨着珍珠港事變而來的，除了原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對日抗戰擴大爲了太平洋戰爭外，就是整個東亞的地緣戰略格局被大幅度的改變。其中被改變最徹底的，是自19世紀以來由歐洲人在亞洲建立的殖民帝國被徹底的瓦解與推翻。取而代之的太陽帝國，並沒有真的賦予「被解放」的亞洲人自由與獨立，但是以英國人、法國人還有荷蘭人爲代表的舊殖民勢力，卻也是真的一去不復返了。

除了在美國殖民下，無論太平洋戰爭會不會爆發都將在1946年獨立，併成立共和國的菲律賓外，大多數東南亞原生居民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軍時，可能會部份，甚至於完全不同於中國人的觀點。由於本來就已經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越南人、柬埔寨人、寮國人、緬甸人、印度人、馬來人與印尼人不僅沒有激烈抵抗日軍，反而還把他們視爲「解放者」看待。

只是看在日本人眼中，英國、法國與荷蘭有着完全不同的外交關係與戰略價值，這也導致日軍在「解放」東南亞的過程中，會在每一個殖民地建立完全不一樣的佔領政策。有些殖民地被允許獨立建國，有些殖民地會被納入日軍的直接管理，有一些殖民地甚至還出現舊有殖民勢力與日本人共同管理，導致當地居民遭到「雙重壓迫」的奇特狀態。

1940年9月，進駐越南北部的日軍。（網路照片）

法屬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

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是法國人在亞洲最大的殖民帝國，其領土範圍涵蓋了今日的越南、柬埔寨與寮國三個國家。這三個國家並非太平洋戰爭的主戰場，但卻是太平洋戰爭的引爆點。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將日軍在1940年9月與1941年7月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北部與南部的行爲，視爲日本有意將戰火由中國擴張到東南亞的證據，而對其採取了包括凍結資產與石油禁運在內的一系列經濟制裁。

而三個法屬印度支那國家當中，又屬越南人抵抗法國殖民統治的手段最爲激烈。1940年9月，佔領中國廣西省的日軍第5師團在向越南推進時與法軍發生衝突。接受日本政治庇護的越南復國同盟會主席阮疆銻，組織了一支手下擁有3,000名兵力，由陳中立指揮的越南復國軍在諒山一帶配合日軍作戰。許多越南人看到過去不可一世的法國人遭到日越聯軍挫敗，士氣上受到了極大的鼓舞。

日軍進攻越南時才四歲，來自於北越寧平省，戰後曾爲越南共和國軍隊效力的範玉堂老先生回憶，他們村子非常歡迎日本人的到來，只因爲對方是與自己長相一模一樣，有着黃皮膚黑頭髮的亞洲人。印度支那共產黨主席阮愛國也趁機在高平地區組織農民起義，配合日軍向落難的法軍發起進攻，希望能夠與阮疆銻分享戰勝殖民統治者的果實。

不幸的是，法國當時已經由親近納粹德國的維琪法國（Vichy France）統治。所以日本人就算不想給法屬印度支那總督戴古（Jean Decoux）面子，也要給貝當元帥（Henri Pétain）面子。就算不給貝當元帥面子，還是必須要給希特勒面子。最後依據雙方達成的共識，戴古可繼續維持在印度支那聯邦的統治，但是日軍也有進駐越南、柬埔寨與寮國三國的權力。

1945年3月9日，將法國殖民政府推翻後，協助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帝國的日軍特務機構「安機關」。（網路照片）

接着，日軍便調轉槍口配合法軍圍剿原來的友軍越南復國軍。陳立中司令當場被日軍逮捕，並在被移交給法軍後遭到處死。伴隨着越南復國同盟會的全面瓦解，阮疆銻不得不逃往重慶尋求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庇護。阮愛國則是逃往廣西尋求第4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的協助。在那裡，阮愛國把逃入中國境內的越南復國軍殘兵重新整合起來，成爲日後他組織「越南獨立同盟」的班底。

從此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日本人在實際上掌握着法屬印度支那的軍政大權，但法國人仍是名義上的統治者。在這種獨特的「雙重殖民」體制之下，越南人不僅在政治上遭受法國人與日本人的壓迫，在經濟上還要遭到華人的剝削，成爲了不折不扣的「四等公民」。這樣的狀況，要等到1944年盟國反攻諾曼第，推翻了納粹德國對法國的佔領後纔有所改變。

維琪法國被推翻後，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於巴黎成立了與盟軍合作的臨時政府。由於印度支那總督戴古宣誓效忠戴高樂政權，日軍擔心法國人隨時可能調轉槍口配合國軍進攻越南。於是日軍第38軍於3月9日發起「明號作戰」，展開了對法國人的攻勢。在國軍與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支援下，法軍於諒山與海防抵抗日軍。

只是法國人在政治上得不到越南人民的支持，而且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也不被允許派遣第14航空軍的飛機炸射進攻中的第38軍，法軍的抵抗堅持到3月12日就全面瓦解。除少部份法軍經由中越邊界逃到中國西南大後方並獲得國民政府的政治庇護外，大多數法國人在放下了武器以後慘遭日軍屠殺。

爲了合理化自己的軍事行動，日本特務組織「安機關」扶持保大皇帝、西哈努克親王與西薩旺·馮國王在印度支那了建立越南帝國、柬埔寨王國與寮王國三個國家。然而，這個短暫的獨立只維持了不到五個月，就因爲日本的戰敗投降而遭到法國人的挑戰。曾經領導「自由法國」運動，抵抗納粹德國佔領長達五年的戴高樂也明白，越南、柬埔寨與寮國的老百姓不會願意回去過三等公民的日子。

在他的提議下，越南、柬埔寨與寮國可以在一個大法蘭西聯邦的架構下維持類似於大英國協國家的君主立憲制度。保大皇帝、西哈努克親王與西薩旺·馮國王接受了戴高樂的安排，然而越南、柬埔寨與寮國的基層民衆，尤其是越南老百姓卻認爲兩度被日軍打到抱頭鼠竄的法軍已經威嚴掃地，沒有資格繼續擔任印度支那的盟主。

加入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並且於1950年5月20日戰死的前日軍參謀石井卓雄。（網路照片）

掌握這股民族主義力量的「越南獨立同盟」領袖胡志明，順勢開展了反抗法國重返印度支那半島的革命運動。一批以日軍南方軍獨立混成第34旅團參謀井川省少佐，還有第38軍55師團參謀石井卓雄爲代表的右翼軍人，因爲無法接受祖國戰敗的事實，主動請纓爲胡志明領導的獨立戰爭效命，並將大批日本軍隊遺留下來的武器移交給越南人民軍。

這些日本軍人得到了胡志明的信任，井川省被指派爲「越南獨立同盟」的軍事參參謀與總指揮，石井卓雄則奉令開設廣義陸軍中學校，爲越南人民軍訓練軍事幹部。他們倆人，先後於1946年與1950年的兩場戰鬥中爲法軍所擊斃。值得一提的是，施軍爝、陳篡地與吳連義等在越南服務的臺籍日本兵，也都在胡志明的感召下參加了「越南獨立同盟」。

「越南獨立同盟」在日軍的充分支持下，逐漸在戰場上轉敗爲勝。而在胡志明的啓發下，寮國與柬埔寨境內也出現了打着民族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叛軍挑戰西哈努克親王與西薩旺·馮國王的統治權。出於鞏固王室的政治考量，西哈努克親王與西薩旺·馮也逐漸轉變立場，越來越往要求法國人完全撤出其國土的民族主義立場靠攏。

1954年，法國在經歷了奠邊府戰役的失敗後失去了一切繼續統治法屬印度支那的興趣。根據那年7月簽署的《日內瓦協議》（Geneva Agreement），胡志明在北緯17度線以北成立，簡稱爲「北越」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獲得了外交承認。保大皇帝主政下的越南國，則繼續統治北緯17度線以南的國土，簡稱爲「南越」。後來，民族主義者吳廷琰在美國支持下又推翻了保大皇帝，成立了越南共和國。

《日內瓦協議》並沒有給越南帶來國土的統一，也沒有給中南半島帶來真正的和平，但是卻實實在在的讓法國殖民勢力永永遠遠的離開了越南、柬埔寨與寮國。而由井川省與石井卓雄率領，替胡志明掃除內部敵人，進而將法國人從印度支那驅逐出去的500名日軍，直到今天都還被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視爲「建國英烈」看待。

由翁山將軍指揮的緬甸國民軍，原本是日軍打擊英軍的戰友，但是到了戰爭末期卻調轉槍口投入盟軍陣營。（網路照片）

英屬緬甸（British Burma）

日軍在1942年進攻緬甸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砍斷被其視爲「援蔣公路」的滇緬公路。但是拿下緬甸的先決條件，必須要在政治上獲得當地民衆的支持。所以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日本人便暗中支持緬甸的獨立運動。現任緬甸國家顧問的翁山蘇姬之父，緬甸共產黨創始人翁山將軍就是一位主張以暴力革命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激進青年。

在英緬當局的通緝下，翁山試圖逃往延安投奔中國共產黨。可沒有想到他在經過廈門的途中，居然爲日本陸軍情報大佐鈴木敬司所吸收。考量到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不是中國的執政黨，缺乏足夠與英國人抗衡的海空軍實力，而且陝甘寧邊區與緬甸在地理上的距離又完全可以用「遠水救不了近火」來形容，翁山決定與日本人合作。

隨後在鈴木敬司安排下，又陸續有29名青年前往日本投入翁山麾下。他們被派往海南島與臺灣花蓮玉里接受叢林作戰的軍事訓練，合稱爲緬甸歷史上的「三十志士」。1942年1月，日軍在泰國軍隊的配合下向緬甸發起進攻。翁山領導的「三十志士」返回祖國，並開始吸收緬甸愛國青年從事針對盟軍的情報蒐集工作。

翁山蘇姬的父親，緬甸國父翁山將軍。（網路照片）

結果由於緬甸人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普遍厭惡，翁山的情報組織吸收到的人馬越來越多。到了最後，進攻緬甸的日軍15軍決定將翁山的組織擴編爲緬甸獨立軍，直接用於在戰場上與英緬軍、英印軍以及中國遠征軍作戰。受到強烈民族主義的刺激，即便是在仰光等大城市內遭到日軍無差別轟炸的緬甸與印度老百姓，也都在被炸死以前爲日本的勝利歡呼。

緬甸人在對抗盟軍時的頑強戰鬥意志，讓在當地作戰的國軍官兵深感震驚與動容。因爲他們所發揮的精神，與在中國戰場上抵禦日軍侵略的國軍將士們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但是也因爲如此，緬甸獨立軍成爲了中國遠征軍遭遇到的最頑強敵人。在同古保衛戰中英勇戰鬥的國軍第5軍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的死，據說就與緬甸獨立軍脫離不了關係。

研究孫立人將軍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朱浤源也表示，在1942年4月9日到4月11日的仁安羌戰役中，與國軍第66軍新編第38師第113團交戰的部隊就很有可能是緬甸獨立軍。由此可見，在日軍進攻緬甸的戰役中，翁山將軍確實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緬甸獨立軍的敵人還不是隻有英軍與國軍，同時還包括了在山區裡活動，以克倫族（Karens）爲主的少數民族。

爲了確保緬甸族在新國家內的優勢地位，獨立軍在日軍配合下對克倫族進行了殘酷的種族清洗。這導致克倫族紛紛倒戈加入盟軍，支援英軍與國軍作戰。直到今天，克倫族都還是緬甸政府的心腹大患。而在身爲「三十志士」一份子的德欽東偶領導下，緬甸獨立軍開始在每一個被從英軍手中「解放」的地方建立行政機構。

可是等到日本人完全掌握了緬甸以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支持翁山的佐鈴木敬司調走，然後下令解散獨立軍。此一舉動，讓翁山忍不住懷疑起了日本人支持緬甸獨立的誠意。1943年8月1日，爲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宣傳需要，日本人允許獨立運動領袖在仰光宣佈成立緬甸國，翁山被指派爲此一親日政權的戰爭部長。原來的獨立軍幹部被重新召集了起來，又在翁山領導下成立了緬甸國民軍。

爲了維護緬甸的獨立，翁山將軍（左邊算起第四人）選擇與英國人妥協，共同對抗日軍。（網路照片）

這是自1886年以來，緬甸首度取得獨立國家的身分。但是無論是巴莫還是翁山看來，日本人都沒有把真正的權力交給他們。更重要的，則是到了1944年以後，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開始轉守爲攻，翁山也必須考量到若緬甸國民軍持續與日本人綁在一起，得來不易的緬甸獨立成果就將因日軍的失敗而付諸東流。於是翁山開始暗中與英國斯利姆（William Silm）將軍接觸，商討陣前倒戈事宜。

出於防止祖國被當成戰敗國處理，翁山還組織了一個名爲「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的團體向盟軍輸誠。直到1945年3月17日，盟軍對緬甸的反攻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日軍要求翁山將軍率領緬甸國民軍爲保衛「大東亞共榮圈」的最後尊嚴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結果翁山將軍率領國民軍官兵一走入樹林，就馬上放下武器接收斯利姆將軍改編。

隨後，緬甸國民軍做爲盟軍的一份子，在英印軍的指揮下投入了反攻仰光的軍事行動。雖然大多數的英軍將翁山視爲一個在軸心國與同盟國兩陣營中來回奔波的投機份子看待，但是斯利姆將軍卻力排衆議的接納了他。這位與孫立人將軍並肩作戰過的英國將領如此評價翁山：「一位真心的愛國者，也是頭腦清楚的現實主義者，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誠實。」

由於及時回頭，而且配合英軍作戰立下大功的原因，翁山在戰爭勝利後不僅沒有被當成戰犯處置，甚至還做爲緬甸的代表前往倫敦與時任英國首相的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tlee）簽署協議。依據此一協議，緬甸最終將取得脫離英國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儘管身爲保守派的前首相邱吉爾堅決反對，但是艾德禮卻也知道，英國已經再也沒有回到緬甸重建殖民統治的能力了。

前英印軍軍官辛格，出任初代印度國民軍司令。（網路照片）

英屬印度（British Raj）

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並沒有爲日本人所佔領，但是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取得的一連串勝利，還是給許多印度民族主義者帶來了鼓舞。對大英帝國而言，最危險的情況則是在緬甸、馬來亞與新加坡戰役中，有大量英印軍的印度官兵投降了日軍。有鑑於英國派往世界各地，包括北非戰場上作戰的士兵中都有大量印度人存在，此事在政治上的連鎖反應是災難性的。

如同緬甸人一樣，印度也有許多民族主義者將國家獨立的希望寄託在軸心國的勝利上。他們當中最有名的領袖，則非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莫屬。與翁山一樣，鮑斯本身並非日本軍國主義的支持者。「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他就已經發表了數篇批判日本侵略中國的文章，甚至還多次展現出了對毛澤東與「延安精神」的敬佩。

不過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伴隨着對日抗戰演變爲世界大戰，鮑斯產生了與納粹德國或者日本帝國合作的想法。於是他在1941年經由阿富汗與蘇聯前往德國。鮑斯在柏林與納粹情報部門合作，試圖遊說在北非戰場上被俘虜的4,500名英印軍戰俘加入納粹武裝武裝親衛隊。在他強大的個人魅力號召下，約有3,000名俘虜加入了武裝親衛隊轄下的印度軍團。

尋求德國協助的鮑斯，與納粹軍官合影留。（網路照片）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下令德軍進攻蘇聯。伴隨着「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的開展，鮑斯期望德軍抽調兵力協助他收復祖國的夢想徹底崩盤。立場左傾的鮑斯本身也是蘇聯的崇拜者，打從心底裡面反對希特勒發起東線作戰。他尤其反對希特勒將那3,000名聽從他的建議，參加武裝親衛隊的印度人蔘加與蘇聯紅軍的戰爭。

鮑斯如願的在1942年與希特勒見上一面，奉勸他停止與蘇聯的戰爭，方可將矛頭全部對準以英國與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集團。結果鮑斯發現希特勒只不過把自己當成號召英印軍脫離英軍的政治宣傳工具，並非真心想要幫助印度獨立。更讓鮑斯失望的是，希特勒在與自己的對話中不只一次表達了將印度人視爲「次人類」看待的態度。

對希特勒徹底失望的鮑斯，只好在1943年搭乘一艘德國海軍的U-180潛艦前往馬達加斯加。在那裡，鮑斯搭上了日本帝國海軍派出的伊-29潛艦回到亞洲。只是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已經有一年又四個月之久，日本陸軍情報人員藤原巖市早就已經在被俘虜的英印軍軍官辛格（Mohan Singh）協助下，組建了一支準備配合日軍揮師南亞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

50,000名英印軍戰俘中，有40,000人在辛格的號召下加入了印度國民軍。然而，英印軍出身的辛格，在印度獨立運動的圈子中沒有足夠的威信。許多人擔心在辛格的領導下，印度就算能夠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也極有可能成爲第二個滿洲國。由於辛格遲遲無法取得各派系領袖的支持，日軍只能不斷推遲對印度發起進攻的時間。百般無奈下，他們於1942年的年底解散了印度國民軍。

直到鮑斯的重新歸來，才讓日本人又找到了希望。由於鮑斯在印度境內是與甘地、尼赫魯等人齊名的獨立運動領袖，而且也是唯一一位主張以武力手段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領袖，所以他登高一呼，50,000名前英印軍戰俘中就有35,000人站了出來。然後，居住在馬來半島上的印度裔青年，也有18,000人主動報名參加鮑斯領導的印度國民軍。

1943年10月21日，領教到鮑斯強大個人魅力的日軍協助他在新加坡成立了自由印度臨時政府（Azad Hind）。伴隨着鮑斯於10月23日以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的身份對大英帝國宣戰，日軍也做好了向印度發起進攻的準備。印度國民軍的官兵開始被分批派往緬甸與印度邊境，針對與自己同文同種的英印軍官兵開展游擊戰、情報戰與宣傳戰等政治攻勢。

鮑斯視察印度國民軍女兵。（網路照片）

不過到了這個時刻，無論是在太平洋還是亞洲大陸的戰場上，態勢都呈現出對日軍極端不利的局面。1944年6月，意圖由緬甸打入印度的日軍在科希馬（Kohima）與英帕爾（Imphal）地區遭到英印軍的頑強抵抗。15,000名印度國民軍官兵在鮑斯的命令下，開往前線支援日軍。只是受到緬甸強烈雨季的影響，負責增援日軍第33師團的印度國民軍第2師沒有及時抵達科希馬。

當第2師抵達前線的時候，第33師團已經處於全面潰敗的狀態。於是日印聯軍決定重整兵力，退往英帕爾地區準備與英軍決一死戰。結果同樣是因爲雨季還有英軍猛烈的空中打擊，日印聯軍始終無法得到足夠的彈藥與糧食補充而潰敗。最後，印度國民軍第2師與第3師奉令掩護日軍第15軍與緬甸方面軍主力撤退。在撤退中，餓死或者病死的許多印度國民軍屍體被拋棄在叢林裡面。

奉令追擊潰敗日軍的英印軍官兵，在看到有那麼多同胞被如此糟蹋後，也對這場戰爭產生了強烈的質疑。整個印緬戰爭看在他們眼中，不過就是分別效力於英印軍與印度國民軍的印度國民軍，爲了維護英國與日本兩大殖民帝國的利益而骨肉相殘的一場內戰。儘管沒有馬上調轉槍口殺掉指揮自己的英軍將領，英印軍的士兵們卻也產生了在戰後必須脫離英國獨立的信仰。

做爲日本的友軍，印度國民軍不只出現在與英軍對峙的戰場上。由孫立人將軍與廖耀湘將軍指揮的國軍新1軍與新6軍，也曾經在密支那戰役中俘虜到相當數量的印度國民軍士兵。伴隨着緬甸爲英軍與國軍所聯合收復，首都位於仰光的自由印度聯合政府再也無法持續運作下去。鮑斯只能在日軍的安排下，逃往臺灣以躲避盟軍的追捕。

然而，鮑斯追求印度獨立的夢想並沒有就此結束。鮑斯於1945年8月18日，也就是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在臺北松山機場搭上了一架飛往東北的九七式轟炸機。與鮑斯一起搭上這架飛機的，是關東軍副參謀長四手井綱正中將。他打算將鮑斯移交給蘇聯紅軍，以爭取史達林（Joseph Stalin）支持繼續推動印度的獨立戰爭。

結果由於這架九七式轟炸機在起飛後不久就墜毀，包括鮑斯與四手井綱正在內的所有機組人員與乘客通通死亡。鮑斯的獨立夢與政治野心，伴隨着他的死亡走入了歷史。然而身爲近代史上唯一一位以武力抵抗英國人的印度軍事強人，鮑斯的精神仍在戰後鼓舞着印度人民向殖民統治者爭取獨立。尤其是被遣返回國的前印度國民軍官兵，更被普遍視爲鮑爾的精神傳承者看待。

英國試圖審判這些在戰時替日本人服務的印度人，但是卻引起了社會上的激烈反彈。就連在二戰期間爲英軍服務的200萬英印軍將士，也再也看不下去英國人如此虐待自己的同胞。1946年2月，在66艘艦艇上服務的1,000多名印度皇家海軍官兵爲了替遭到審判的印度國民軍弟兄請命，於孟買發起了大規模暴動。在英軍的武力介入下，共有八名印度海軍官兵死亡，令有33人受傷。

這起暴亂雖然在英軍的介入下被平息，但是英國人仍偷偷釋放了被審判中的印度國民軍將士，以避免繼續刺激英印軍的民族情緒。一年後的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脫離英國獨立。然而在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的安排下，原本大一統的印度，卻硬生生的被撕裂成了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到了1971年，孟加拉又從巴基斯坦獨立，成爲第三個國家。

對此，許多印度民族主義者認爲，假若印度獨立運動是由鮑斯而不是由甘地與尼赫魯來領導的話，會有更好的結果。旅居紐西蘭的印度《俄羅斯報》（Rossiyskaya Gazeta）記者辛哈（Rakesh Krishnan Simha）就認爲，如果鮑斯能夠早個兩年返回印度，提早組織印度國民軍在1942年底配合日軍發起對印度的全面攻勢，就有可能在戰後維持一個獨立又大一統的印度。

山下奉文與白思華洽談投降一事，此照片振奮了包括毛澤東、金日成與胡志明在內的許多亞洲民族主義領袖，讓他們相信黃種人能夠戰勝白種人。（網路照片）

英屬馬來亞（British Malaya）

在進攻馬來半島與新加坡的階段，日軍曾高喊「建立亞洲人的亞洲」口號來吸引馬來人與印度人的支持。最讓無數亞洲人感到精神振奮的故事，是指揮日軍第25軍攻陷星馬地區的山下奉文將軍，在與英軍馬來亞陸軍司令白思華（Arthur Ernest Perciva）中將洽談無條件投降的事宜時，曾經威脅他：「你只需要回答Yes或者No就可以了。」

雖然事後許多證據顯示山下逼問「Yes或者No」的對象並非白思華，而是英文發音不標準的臺灣籍翻譯，但是此一加油添醋的傳說仍然爲當年與日軍並肩作戰的泰國人與馬來人所津津樂道。甚至就連中共與北韓等共產主義國家，也在戰後將之引用爲反對西方殖民帝國的「愛國主義教材」。至少在北韓的教科書裡面，就曾經出現過山下奉文威脅白思華的內容。

然而，在馬來亞與新加坡的戰事在1942年2月告一段落後，日本人卻沒有協助馬來人獨立建國。相反的，日本陸軍第25軍直接在馬來亞建立了軍市政府，並且將新加坡改名爲「昭南島」。更令馬來亞民族主義者難以接受的，是日軍爲了感謝一同出兵馬來半島的泰軍，居然把馬來亞北部的玻璃市（Perlis）、吉打（Kedah） 和吉蘭丹（Kelantan）與丁加奴（Terengganu）等四個邦割讓給泰國。

以上四個邦，爲英國軍隊在19世紀以武力奪走。由左翼獨立運動領袖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Haji Yaacob）領導的馬來青年聯盟，曾經協助日軍在馬來亞的作戰。然而在大局底定以後，日本憲兵隊居然強制解散了馬來青年聯盟，並武裝右翼青年成立另外一支配合第25軍維持地方秩序，但是卻沒有任何實權的馬來亞鄉土防衛義勇軍（Pembela Tanah Ayer）。

騎着腳踏車征服馬來半島的日軍。（網路照片）

儘管將馬來人視爲劣等民族看待，但是在考量到馬來亞與新加坡華僑反日情緒高昂的情況下，日軍仍然決定啓用馬來人擔任警察與低階的文職官員。向來逆來順受的馬來人，似乎也沒有因爲日本人更嚴厲的殖民統治而展開大規模的蜂起與暴動。可能是因爲在他們看來，一切也不過是由原來的英國統治者轉換爲日本統治者罷了。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馬來半島與新加坡的本土抵抗力量以華人爲主。而在過往英國殖民時代掌握經濟大權的華人，對馬來人的歧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或許也是爲了避免華人在英國捲土重來以後壯大，馬來人對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壓迫選擇忍氣吞聲。面對以華人爲主導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不斷壯大，他們甚至樂於擔任日本憲兵隊撲滅游擊隊的密探。

相對於遭到屠殺與清洗的華人而言，馬來亞人與印度人並沒有遭到佔領軍的直接迫害。不過據統計，仍然有73,000名馬來人被日軍徵召去修建泰緬鐵路。其中，有42,000名馬來人於修築鐵路的過程中死亡。盛產橡膠的馬來半島，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也都是日軍剝削的對象。然而，這些苦難對於樂天知命的馬來人而言還不算什麼。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宣傳海報，凸顯了華人在抵抗運動中的主導作用。（網路照片）

最恐怖的，是來自於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報復。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到日本戰敗投降這段時間，馬來亞人都被華人視爲日軍的「密探」而遭到清洗。除了馬來亞鄉土防衛義勇軍的幹部與配合日本憲兵隊的警察外，就連許多地方政府的幹部與公務員，甚至於無辜老百姓也遇害。太平洋戰爭打下來，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嚴重。

爲了奪回東南亞殖民地，英國特別行動處（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在中華民國與荷蘭協助下，組織136部隊進入馬來亞蒐集情報。不過由於麥克阿瑟將軍選擇「跳過」馬來半島，直接攻取菲律賓的原因，136部隊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計劃的大規模反攻行動沒有被執行。類似馬尼拉大屠殺的人間浩劫，也因此沒有降臨到馬來半島居民的頭上。

不過，因爲「抗日」與「附日」的不同抉擇，而在華人與馬來人兩大族羣中引發的種族糾紛與衝突，卻也持續的延續到了戰後。身爲華僑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人陳平，終究還是因爲英國人選擇支持馬來人獨立建國的原因，與昔日的盟友大打出手。這場在歷史上被稱爲「馬來亞緊急狀態」（Malaya Emergency）的武裝衝突，一直要打到1960年才以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贏得最後勝利宣告結束。

印尼是所有東南亞國家中，唯一一個替日軍樹立雕像的。（網路照片）

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1940年5月10日，荷蘭本土就遭到納粹德國的佔領。荷蘭王室流亡到英國首都倫敦，並在邱吉爾的支持下繼續抵抗軸心國。孤懸海外的荷屬東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自然也就成爲了流亡政府控制下，最重要的領土之一。

如同進攻越南、緬甸與馬來亞時的情況一樣，日軍打出了「解放亞洲」的政治口號，扶持印尼的民族主義者與盟軍作戰。而在向荷蘭軍隊進攻的過程中，日軍也好巧不巧的救出了當時遭到羈押的印尼國父蘇卡諾。如同在馬來亞的情況一樣，印尼沒有馬上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被納入日本第16軍的軍事管制之中。

然而，蘇卡諾卻認定大日本帝國是印尼獨立的唯一解答，對佔領軍的一切行動都採取積極配合的態度。在他的鼓勵與號召下，近百萬的來自爪哇的印尼人民接受日軍徵召成爲修築鐵路、機場與港口設施的廉價勞工。就跟被抓去建造泰緬鐵路的馬來亞人一樣，大量印度人民因操勞過度又飽受日本監工的虐待而死亡。不過看在蘇卡諾眼中，這是爭取印尼獨立的一種「必要之惡」。

他甚至還要求印尼農民向日軍上繳糧食，此一舉動最後導致了100萬平民被活活餓死的慘劇。許多印尼人民居住的村莊，也在日軍要求下被改建爲煉油廠。爲了防範印尼人民起來反抗，蘇卡諾還被任命法西斯組織人民力量中心的領袖。蘇卡諾得到了憲兵隊的密切配合，可任意逮捕異議人士。一切反對日本的聲音都遭到極爲殘酷的鎮壓。

印尼鄉土防衛義勇軍接受日軍訓練。（網路照片）

雖然還不是國家元首，蘇卡諾已經在日軍的全力支持下展現出了強硬的鐵腕手段。抗日情緒強烈的華人，也成爲蘇卡諾攻擊的頭號目標。任何心向重慶或者延安的抗日華僑，都會被貼上「殖民主義殘餘」的標籤慘遭逮捕殺害。針對華僑團體，日軍還在蘇卡諾配合下實施了三次大清洗，戰後印尼排華運動時所採用的一些殘酷手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已經被用來對待抗日華僑了。

也因爲蘇卡諾的充分合作與配合，印尼是太平洋戰爭期間唯一一個沒有出現大量華人抗日遊擊隊的「淨土」。1943年11月，日本首相東條英機邀請汪精衛政權、滿洲國、菲律賓第二共和國、緬甸國、泰國與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代表齊聚東京，召開所謂的大東亞會議。然而，印尼與馬來亞卻因爲不具備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沒有被允許派人出席此一強調「黃種人大團結」的國際會議。

一直要到戰爭末期，日本人考量到盟軍可能反攻東印度，才認真考慮協助蘇卡諾建軍的構想。在蘇卡諾的組織號召下，大量印尼青年參加了由日軍訓練的鄉土防衛義勇軍（Pembela Tanah Air）。雖然名義上是要成爲獨立後的印度尼西亞國防軍，但是鄉土防衛義勇軍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在美英聯軍反攻之際衝第一線當日軍的砲灰。

美軍收復菲律賓以後，爲了鞏固在印尼的戰果，日軍同意蘇卡諾成立了一個由民族主義者與伊斯蘭信徒主導的獨立準備調查會。到了1945年8月7日，也就是日本戰敗前的一個禮拜，獨立準備調查會改組爲了一個由21人組成的獨立準備委員會。然而一直到日本帝國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以前，蘇卡諾都沒有足夠的決心宣告印尼獨立。

簡稱爲"PETA"的印尼鄉土防衛義勇軍旗幟。（網路照片）

8月16日，也就是日本投降後的第一天，蘇卡諾遭到一羣激進的鄉土防衛義勇軍青年軍人綁架。在他們的脅迫下，蘇卡諾正式對外發布宣告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消息。雖然是被趕着鴨子上架，但是蘇卡諾在接下來長達四年的時間裡，還是領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獨立戰爭。跟同一時期在大陸與越南搞革命的毛澤東與胡志明一樣，蘇卡諾也得到了日本志願軍的協助。

有將近3,000名前日本軍志願留在印尼，協助蘇卡諾抵抗意圖重建荷屬東印度的荷蘭軍隊。這些參加印尼革命軍的前日軍當中，同樣也不缺乏臺灣人的身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戰時被日本外務省派往印尼工作，因爲與蘇卡諾建立強烈私人友誼關係而留下來參戰的屏東人陳智雄。陳智雄還因爲將武器提供給了印尼革命軍，而被荷蘭殖民當局關押了一個月。

另外一位在印尼獨立戰爭中發揮重大作用的臺灣人，則是來自臺南的前臺籍日本兵李柏青。李柏青由於曾經在緬甸與國軍作戰過的原因，不願意在日本戰敗後返回臺灣。留在印尼的李柏青，到了晚年的生活習慣已經完全「日本化」，只與日裔人士打交道，反而與臺灣、大陸的僑團關係疏遠。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造訪雅加達，特地與這位全身上下充滿「大和精神」的臺灣人合影留念。

如同越南的情況一樣，協助印尼打獨立戰爭的日本軍人都被視爲共和國的「建國英烈」看待。於2013年因心臟病故事的李柏青，也在印尼政府的安排下葬入雅加達的國軍英雄公墓。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日本所佔領過的東南亞國家中，也唯有由合作者蘇卡諾成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過，始終如一的肯定「大東亞共榮圈」。

太平洋戰爭期間不惜犧牲自己國民福祉配合日軍的蘇卡諾，到了戰後積極討好中共，甚至還親自爲毛澤東算命看手相。（網路照片）

不結盟運動的雛形

雖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爲盟軍所擊敗，但是由其所創立的「大東亞共榮圈」卻在相當程度上，爲冷戰期間開發中國家推動的「不結盟運動」打下了雛型。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影響下，泰國、緬甸、印尼與印度等國家既抗拒以美國爲代表的自由世界陣營，也排斥以蘇聯爲代表的共產主義陣營，努力代表亞洲與非洲的新興國家發聲。

然而，這些國家不是缺乏重工業技術，就是國力太小而無法同時與美蘇對抗。所以爲了順利推動此一「不結盟運動」，他們需要找一個強大但是又不具備帝國主義野心的強權支持。在日本已經戰敗並且爲美軍佔領的情況下，曾於朝鮮戰場上重創聯合國軍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成爲了主持此一「新大東亞共榮圈」的不二選擇。

有趣的是，由於臺籍日本兵在每一個日軍佔領過的東南亞國家都發揮過相當程度的作用，所以在1955年召開萬隆會議的時候，蘇卡諾還不忘邀請流亡東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派人蔘加。而由代表廖文毅前往萬隆，與周恩來、尼赫魯與蘇卡諾等人一起出席此次亞非會議者，正是參加了印尼獨立戰爭的陳智雄。

被印尼政府公認爲建國英烈的臺籍日本兵李柏青。（網路照片）

後來在中華民國政府施加的外交壓力下，日本政府將陳智雄引渡回了臺灣。1961年，陳智雄因爲組織臺獨團體「同心社」的罪名而爲調查局逮捕。他於兩年後在臺北青島東路軍法處被槍斃，成爲歷史上極少數遭到中華民國政府處決的臺獨份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