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是病”進入高校教材引熱議 聽同性戀自己口述
9月14日，澎湃新聞發佈了《敗訴“同性戀是病”教材案原告提交上訴狀：放棄意味着認同》一文引發公衆關注，有關“同性戀是否屬於性心理障礙”的爭辯此起彼伏。
澎湃新聞注意到，2016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北京同志中心協作發佈了《中國性少數羣體生存狀況：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的社會態度調查報告》。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文靄潔（Agi Veres）在該報告前言寫道，在亞太地區（包含中國在內），性少數人羣往往是社會中最爲邊緣、最爲弱勢的羣體之一。歷史告訴我們，除非我們對少數族羣加以認真清點，否則他們就根本“不作數”。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我們一向以終結不平等和對少數人羣的排斥爲使命。切莫忘記，可持續發展目標計劃的根本原則和使命，就是“不讓一人落伍”。
文靄潔總結認爲，在中國，性少數人羣依然生活在陰影當中，只有5% 的性少數人士公開了他們的性身份。絕大部分 LGBT（性少數羣體）人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歧視，尤其是在家庭內部；來自家人的排拒和凌辱是最爲根深蒂固、刻骨銘心的。不過，另一方面，該報告也展示了一系列意義重大的進展。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爲，性少數理應受到平等對待，充分享受各種社會服務。大多數受訪者同樣贊成制定和推行專門政策，尊重 LGBT 人羣的地位，保護他們免受歧視。更爲重要的是，這份報告描繪了一個正在轉變中的國家。
可見，社會的包容度會對性少數人羣的身份認知產生影響。性別與教育研究學者崔樂認爲，恐同教材在教學過程中會對師生帶來多重負面影響。對於異性戀學生來說，恐同教材可能會誤導他們對同性戀的認知，進而導致偏見、歧視甚至霸凌；而對於性少數學生來說，教材本身的權威性可能會阻礙他們接納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風險。
崔樂曾在中國、俄羅斯、新西蘭等國家的高校任教，同時他也是一位同性戀者。目前他在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攻讀博士，並擔任學校助教。
以下是崔樂的自述：
七年前，當我還在廣東一所大學任教時，有次我在性別議題的教學中提到了同性戀。下課後，一個女生站在教室門口怯怯地問我：“老師，你看到同性戀不害怕嗎？”
我的學生對同性戀的恐懼並不值得意外，日常的校園生活中看不到任何真實的同性戀，大量教材以“性變態、精神疾病、心理障礙”來定義這一身份。
對同性戀心懷恐懼的不只是學生，用於師資培訓的恐同教材還會塑造恐同的教師。在我2013年入職高校前，根據廣東省教育廳規定參加了崗前培訓。指定教材《高等教育心理學》（廣東省高等學校師資培訓中心組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羅列的“大學生常見的心理疾病”中，“同性戀”被認定爲“性變態”之一，“應該對他們進行心理治療，幫助他們改變病態行爲，而不是將他們簡單地除名了事”。
還好有一些學生在推動改變。2016年，大學生秋白因恐同教材起訴教育部，以敗訴告終。2017年，大學生西西因恐同教材起訴高校出版社，歷時三年，於2020年一審敗訴。儘管世界衛生組織早在1990年就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剔除，西西案中的法院仍然認爲教材中“同性戀是病”不屬於“知識性差錯”，大量教材中病理化、污名化同性戀的話語仍然存在。
恐同教材在教學過程中會對師生帶來多重的負面影響。對於教師來說，照本宣科會強化同性戀污名，被認爲發表歧視言論，可能遭到學生的反對；不按照教材的立場教學，或發表支持同性戀權利的言論，可能會被保守的高校領導層認爲違反教學紀律。對於異性戀學生來說，恐同教材可能會誤導他們對同性戀的認知，進而導致偏見、歧視甚至霸凌；對於性少數學生來說，教材本身的權威性可能會阻礙他們接納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風險。
2017年，華中科技大學的兩名學生在校園舉起“讓同性戀遠離大學校園”的標語。本文均爲受訪者供圖
恐同的校園環境會對性少數學生的學業和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由公益機構“同語”2016年發佈的一項針對2077名中國性與性別少數學生的調查顯示，只有11.07%的學生在校園完全出櫃，23%的學生報告在過去一年因性與性別少數身份而成績下降。由北京師範大學學者2019年發表的一項針對732名LGBT學生的調查顯示， LGBT學生存在嚴重的心理健康風險，約有85%的學生感到情緒低落，40%的學生有過自殺想法。
另一羣在校園裡需要隱藏身份的是同性戀教師。我的博士研究訪談了40位中國高校的男同性戀教師，他們大多數需要以異性婚姻或虛構女友來僞裝異性戀。一些教師認爲他們需要比異性戀教師更加努力工作，以出色的研究產出應對身份暴露可能帶來的風險。在進行同性戀議題的教學時，許多教師只是一帶而過，或有意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以避免身份暴露、學生反對或違反教學紀律。一些從事同性戀研究的教師爲了避免暴露身份有意保持低調，有的則出於對學術發表與申請資助的顧慮而放棄研究。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指出，校園中的恐同事件不應只是被視爲孤立的個案，而應檢視導致恐同事件發生的環境，推動校園環境的改變，包括頒佈反歧視的校園政策等。對於中國高校來說，這些建議也許並不現實——如果我們的教材還不能承認同性戀不是病。
性別與教育研究學者崔樂，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