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哥院士：除了努力，人生別無捷徑
系列文章：
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正寰：外國人做不到的，中國人做到了
採訪｜章劍鋒
撰稿｜章劍鋒
王恩哥院士的談吐，條理分明，言簡意賅，點到即止。他是屬於深思熟慮型的人，甚至會提前把採訪的問題擬好答案，打印出來，逐字逐句地念給記者，以作採訪回答。用他身邊工作人員的話講，這是王老師作爲一位科學家的嚴謹體現。
王恩哥有着兩重身份。科學家被他列爲自己心目中的第一身份和不變底色，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是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國際董事。此外也擔任着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聯合會執行副主席、國際科學中心聯盟主席等職務。
王恩哥院士主要從事凝聚態物理研究，在輕元素材料的全量子化效應，包括納米新材料探索及其物性、原子尺度上的表面生長動力學以及受限條件下水的複雜形態等方面，做出了有重要影響的工作。他也是德國洪堡研究獎、國際先進材料終身成就獎等諸多重要獎項得主。
另一方面，他還曾是中國幾所享有盛譽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主要領導者，從1999年開始，王恩哥先後出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物理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和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務。
王恩哥素來低調，除了工作必須，很少與媒體打交道。此前他曝光度最高的階段，是在北大校長任內，由於這所中國最高學府的特殊性，每一任校長都不可避免地成爲媒體和公衆關注的對象。
從我們的交流來看，他一生中感到既難忘又充實的事，是先在中科院物理所擔任過所長，後在北京大學擔任過校長。雖然前者在外人看來只是一個研究所，但據《科學大師》記者瞭解到的信息，這個研究所的學術地位堪稱中國科技界的“北大”。而北大則衆所周知，作爲中國的最高學府，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歷史上的一顆明珠。
但凡有所成就的人，身上都有某些共通的特點。首先他一定是熱愛甚至癡迷於自己的學術科研，其次會全心投入，因此，最後也就沒有什麼上下班、節假日的概念。在《科學大師》欄目報道過的科學家中，不少人身上普遍都擁有這個特點。王恩哥也是如此。他們的特徵，可以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來形容——哪裡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
王恩哥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智商並無大的差別，關鍵在於是否足夠努力，是否全心投入。在中科院物理所，他把自己的門牌號選爲“7-11”，這是他的工作習慣的具體標識——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王恩哥每天早上7點到辦公室，晚上11點才離開。他確信，自己之所以能做成一點事情，與這種“7-11”精神有密切關係。據說，直到現在，許多中科院物理所的“老人”談起來，依然非常懷念當初一起在D樓7層奮鬥的美好時光。
2017年的最後一天，王恩哥因到齡不再擔任中科院副院長，他的行政管理生涯就此劃上句號，但與科學有關的事業仍在繼續。
目前，王恩哥不僅在國際物理學界奔忙，同時擔任了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理事長——這是廣東省首批啓動建設的四家省級實驗室之一，由東莞市政府、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共建，陣容強大，國家最高科學獎得主、中科院院士趙忠賢先生擔任了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包括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先生在內的二十一位院士，則分別擔任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和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等職。
他們的站位很高，根據相關報道，這個實驗室致力要成爲有國際影響力的新材料研發南方基地、未來國家物質科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粵港澳交叉開放的新窗口及具有國際品牌效應的粵港澳科研中心，聚焦原創性和顛覆性的研究，自力更生、自主創新，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高地（據《經濟日報》）。
60歲前都是被挑選，60歲以後纔有機會選擇。挑這個擔子，王恩哥說是自己退休後的自主選擇。他說，打造具有新體制機制的材料實驗室、探索打通從科研到產業化最後一公里路的規律，是他人生中最後一個目標。
而這個目標，與國家戰略緊緊呼應。在去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最高領導人在講話中就明確提出，“要加大應用基礎研究力度，以推動重大科技項目爲抓手，打通‘最後一公里’，拆除阻礙產業化的‘籬笆牆’，疏通應用基礎研究和產業化連接的快車道，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精準對接，加快科研成果從樣品到產品再到商品的轉化，把科技成果充分應用到現代化事業中去。”
以下是專訪內容：
一，“打通最後一公里，是我60歲後人生新的目標”
《科學大師》：怎麼會接手鬆山湖材料實驗室這個事情？你們實驗室有很強大的力量投入，彙集了一大批科學家，是什麼考慮？
王恩哥：2017年退下來，我也收到了幾個邀請，其中一個就是廣東省想建這個松山湖材料實驗室。我當時猶豫了一下，因爲我不知道我還有沒有這個力氣。
現在回想起來，接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覺得材料太重要。我曾經說過，誰掌握了材料，誰就掌握了未來。材料是許多高科技領域的核心關鍵所在。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那些比較時髦的信息工程、生命科學之類，都在最關鍵的地方依賴材料的發展和進步。而每種新材料的出現，又會帶動其他領域的變革，甚至是顛覆性的變革。沒有哪個領域可以離開材料而單獨發展，所以這是我當時接手最大的初衷。
在實驗室設計上，我佈局了四大板塊：前沿研究、公共平臺、交叉中心、樣板工廠。其中一個定位是創新的樣板工廠，我希望把在高校和研究所實驗室裡已經證明的研究成果，能在松山湖材料實驗室完成工業發展可行性的最後判斷，這就是通過“中試”走完產業化市場前的最後一步。
希望通過這些努力，探索新的體制和機制，打通“最後一公里”。我也希望能在松山湖建立一座科技界和工業界溝通的橋樑，讓科技界瞭解工業界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也讓工業界瞭解科技界專家的長處在哪兒，大家聯合起來攻關。
《科學大師》：這個“最後一公里”，對於我們的科學或科技發展而言，究竟意味着什麼？它是怎麼樣困擾着我們的？
王恩哥：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應用，如何打通最後一公里，有沒有一些規律？我在接受邀請去廣東幫助建設材料實驗室的時候，曾跟我們國家科技界幾位主要領導人彙報，他們都希望我去探索一下，通過建設實驗室，也能帶出一批人來。打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應用的整個鏈條，一直是國家希望找到的一種模式，這是我們的重要目標。
一段時間以來，科研與產業兩張皮，一直是困擾國家發展的一個難題。現在，我正好有一點自由時間，另外做了近二十年的科研管理工作，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所以說，做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基礎研究符合國家需求，探索如何完成產業化這一步，也是基於我個人在基礎研究方面這些年的積累。做好這個實驗室，是我60歲以後人生新的目標, 也許是我這輩子要做的最後一件事。
二，想爲中國科學家爭取更多國際話語空間
《科學大師》：您現在還在一些國際學術組織擔任職務，比如是世界上最具聲望的物理學術機構之一美國物理學會唯一中國科學家身份的國際董事，在這些國際學術組織，主要能做些什麼？
王恩哥：傳播中國物理界近年的發展和成就，爲中國物理學家在國際上爭取更大的話語空間，是我能做的另一件事。現在，我直接參加美國物理學會的核心決策，瞭解他們是用什麼模式和範式工作。這個過程中，我可以介紹一些中國科學家所做的工作，比如有些國際物理學界、美國物理學界有影響的大獎，有些國際重要學術大會的邀請報告等，我都有機會推薦並參與評審。與此同時，我也可以介紹中國現行的科技政策，這些政策是很開放的，但國際同行的信息和我們並不對稱。總而言之，我想幫助中國科學界在國際物理領域更多發聲。我們上一代人雖然在國際學術組織中擔當過一些角色，但當時受到各種限制，我們現在有這個機遇，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一些。
《科學大師》：對於我們國內的學術界來講，這樣的對稱性交流和爭取空間很重要和必要麼？
王恩哥：科學研究是國際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封閉不利於學術發展與進步。
《科學大師》：對於一個國家來說，要成爲世界主要科學中心，您覺得可以怎麼做？有什麼規律可循？
王恩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對科教事業投入的加大，使我國科學研究的整體水平大大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客觀地講，我們與世界主要科學中心的差距還很大。朝這個方向努力，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人和人的思想。要充分相信科學家，給科學家更大的發揮和創造空間。當一個人獲得了足夠的安全感時，他做事情就會更自由、更有創新性。
三，“在管理崗位上，我首先要求自己是一個科學家”
《科學大師》：不當領導，不做行政管理工作，感覺上有什麼不一樣嗎？
王恩哥：我沒有覺得有太大差別。從1999年到2017年，我做了將近二十年的管理工作，先在中科院物理所當了八年所長，後面是北大校長、中科院副院長。自始至終，我都以科學家的標準要求自己。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不一樣，我個人覺得不當領導了，時間更自由一些，責任也不同了。
到了這個階段吧，相對來講時間自己更加好安排，不像原來做所長、院長，答應了人，說不行就不行，馬上就有任務來了。校長更不用講，很多場合你非去不可，很多人你非見不可。現在還好。所以2017年底我從行政崗位上退下來，心裡很滿足，而且生活現在也非常適然，更加容易接受，更加是原來的我。接下來就是思考一些問題，培養學生，自己做做研究，盡一些力所能及的社會義務。
《科學大師》：科學家能夠勝任管理工作麼？
王恩哥：科學家也可以做好管理工作。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我覺得，科學家做管理者，跟純粹的管理者肯定有不一樣的地方。在科教機構的管理崗位上，我首先要求自己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是一個優秀的科學家，不能簡單地懂一懂，因爲我認爲，一個優秀科學家在領導崗位上對一個問題的判斷、思考的角度和方法，是不一樣的，甚至做事的出發點和努力的方向也可能不一樣。我認爲自己做到了這一點。在領導崗位上，我也是一個勤奮的科學家。這可能讓自己更累了一些，但心情是很滿足的。
《科學大師》：怎麼處理好或兼顧好科研工作和管理工作之間的關係？
王恩哥：管理和科研好像沒有辦法很好地兼顧，時間和精力也就那麼多。但換個角度想，人不可能總處於一種狀態，實際上你對自己提出了定位和要求，就總能找出時間來做不同的事。我一直覺得我自己的身份主要還是一個科學家。做領導的時候，經常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與矛盾。緩解困擾和壓力，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去鍛鍊身體，有些人去聽音樂，有些人去寫博客，對我而言，放鬆心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實驗室。
從內心來講，我做研究的時候就能把煩惱忘掉。在管理崗位上，我每天堅持至少工作時間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兒，有時候有些事把你氣得夠嗆，但一進到實驗室，有個十分鐘八分鐘我就能轉過來。我這個方法也許不太被大家認可，但對我很有效，也是我最容易做到的禪修辦法，能讓我很快轉移注意力，調整好心態。本來你注意力不應該放在一些無理的事上，而應該放在學校和研究所發展上，但往往不容易做到，這種情況下，不要跟着人家生氣。
至少有十多年的時間，我在主要負責人崗位。有人問我，你做領導怎麼還發文章，哪來的精力做研究？其實，你把研究變成自己的愛好，再累的話也離不開它。我也嘗試過暫時不做科研工作，結果心情更糟糕，可能是我不夠聰明，改不了了。
四，除了努力，沒有任何本錢
《科學大師》：您是1978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你們這一代人，受時代影響的印痕很深。
王恩哥：我們這一代人恰好是改革開放後， 1977、78年上大學的，碰到的事情特別多。我有過這麼多的社會角色，都是時代造就。由於歷史原因，國內科技教育界曾有一個近二十年的人才斷層，經過完整科學訓練的人很少。我們出來後，既要幹科學家、教育家的事，也要當組織者、管理者，一個人要承擔很多角色，這跟個人沒有太大關係，而是時代的選擇。從國家來講，也希望你多做些事。個人沒有選擇，每一步都不是自己設計和選擇的。
《科學大師》：我們接觸了一些科學家，發現勤奮是大家普遍的一個特點，您的個人歷程中，好像這一點也很突出。
王恩哥：做人是要對自己有要求的。那幅照片（指牆上掛的一幅照片，1932年11名美國工人在紐約建造洛克菲勒大廈，中午坐在建設中的摩天大樓腳手架上歇息的照片），一直跟隨我到每一處辦公室，無論是所長、校長，還是當副院長。它是我在法國買回來的。我當時心裡想，我們的國家還很落後，我們這代人得像這些工人建設紐約時一樣拼命幹活纔有希望。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紐約的工人就是這樣的，中午休息就坐在幾百英尺高的腳手架上，吃點飯，休息一下。我心裡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就是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11點，每年就春節初一二休息，初三開始工作。這張照片對我的觸動就是要奮鬥，提醒自己除了努力沒有本錢。
（王恩哥院士辦公室墻上的照片）
五，“把甜頭兒都吃完了，剩下的一定是苦頭”
《科學大師》：聰明和勤奮，在一生的道路中，哪一個更重要？
王恩哥：聰明是父母給的，勤奮是靠自己，我喜歡把命運握在自己手上。學習過程中，天賦當然很有幫助，但是成功要靠一輩子的努力，單靠天賦達不到期望的高度。沒聽說哪一個很成功的人完全是憑天賦，我想還是要努力奮鬥。我覺得，正常人之間沒有本質差別，關鍵能否正確把握時間和機遇。該吃苦時就要吃苦，不要這個次序搞顛倒了。大家常聽說一句話，叫苦盡甘來，不能把甜頭兒都吃完了，那剩下的一定是苦頭。年輕時，該讀書就讀書，不要等到老了再想起來讀書。有的人是年輕的時候啃老，老的時候到大街上要飯去了，我覺得這不值得同情。當然機遇不平等是另外一回事。
《科學大師》：成大事，有捷徑可走麼？
王恩哥：我認爲我是這樣做的，成長的每一個過程，都是靠自己不斷努力。搞科研，靈光一現的事我不太相信。凡事都要有所準備。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走過近路，我上大學二十一歲，你說算是早還是晚。我讀研究生也是這樣，碩士博士大概花了六年，有些聰明人三兩年就能拿到，我從來沒有少讀過一天。
拿回國的事來說，人家講，你應該直接做研究員，因爲那時從國外回來的人還很少。我是從副研究員做起的。我覺得無所謂，現在這個經歷反而成爲我最榮耀的地方。我現在告訴年輕人，爲什麼一回來就要做教授？我也是從副教授一步步做起的。如果當初我一回來就被捧起來當了教授，至少這句話我就說不出來了。
古人常說，要成就一番事情，是要歷經磨難的，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投機取巧，至少這不適用普通人。不要看有人生在億萬富翁的家庭，有人生下來家裡身無分文。沒關係，五十年過去，最後誰更富有、誰更有知識還不一定。多少例子說明了這一點。
《科學大師》：你的理想和追求是什麼？你怎麼定義成功？
王恩哥：我有一句話，這是我身體力行的，就是把簡單的事做正確。何必搞得那麼複雜？這是我的追求。我最反對的就是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不要故弄玄虛，不要把本不復雜的事搞得讓人看不懂。
另外，大家都向往成功，做出成績。這也不難。我覺得，每個人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就是成功。我並不贊成所有人都關心大事，你的位置角度不一樣，可能並不知道全面情況，所關心的大事不一定真實準確，再妄加評論是不負責的。
六，很多科研工作在炒熱之前我們就做了
《科學大師》：媒體對您回國後在物理所的表現有挺高的評價，當時的目標是說要做出讓國際認可的成績，這個您自己怎麼看的？
王恩哥：可以說改革開放以後，在中國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崛起過程中，21世紀最初的十年就是物理所的十年。我們是有資格說這個話的。不是說哪個人要這個榮譽，而是物理所的確是中國科技迅速變革的一個典範，引領了這十年。物理所體量雖然不大，但承擔着國家使命，是中國科技界的一面旗幟。
對我個人而言，我還是很懷念回國前十年的創業時光。我比較幸運地選擇了物理所，也覺得她是一個爲年輕物理學者發揮自己的最好舞臺。現在仍是這樣。
記得剛出任所長時，我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缺人。我的工作重心就是發現、吸引、培養和使用人才，這是當初我定下的八個字。2000年，我們在物理所創辦了國際量子結構中心，聚集了十幾位國內外優秀的青年人，這個模式引起了很大反響，後來被多個大學和研究所複製。我們物理所和量子中心走出了好幾個大學校長，比如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傑、中國科技大學兩任校長侯建國和萬立竣、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高鴻鈞、中山大學副校長王雪華等，我自己後來也做了北大校長。我們在管理方面也得到了認可。我們第一屆班子裡的四個副所長，後來都出任了中科院機關的局長。國內至少二十多所大學的物理系主任和學術帶頭人都是從物理所走出來的。我很自豪能與這些好夥伴一起打拼，也很驕傲在這裡帶出了一批人。
還有一個就是抓新的增長點。事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規律。老事物沒有必要打擾它，不如尋找新的增長點。2004年，我們在物理所成立了固態量子信息和固態量子計算實驗室，這可能是國內最早關注這一新興領域的地方，當時量子科技還不爲大家所關注。因爲科技總在不斷進步，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能否發現和提出新的增長點，代表這個地方未來發展能否佔領高地。方向正確的話，就能起到引領作用。
今天大家都在熱議量子計算、量子通信，你要注意我們當初瞄準的就是固態系統，早早走在同行前面。我們這個實驗室（指固態量子通信和固態量子計算實驗室），從開始就一直堅持做高遷移率半導體材料，是目前公認未來可能實現量子計算的途徑之一。我們把國內外優秀科學家凝聚在一起，圍繞一個方向一起來做事。所以說，我喜歡做在被炒熱之前就看準的事情，而不願意跟媒體去炒這些事兒。
《科學大師》：怎麼看量子科學的發展？當時是怎麼就認爲它是一個高地，一個新的增長點？
王恩哥：量子科技一定很有前途。但現在面臨的挑戰還很多，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科學大師》：把大家聚在一起，對我們外人來講，這個聽起來好像很正常，學術界經常有各種形式的合作。這種模式和做法的亮點是什麼？它有什麼突破性的創新？
王恩哥：發起成立國際量子結構中心的核心人物是張振宇教授。當時國內科研正處於轉型起步階段，活躍的青年學者人數很少。這需要給他們創造一個小環境，也需要學習培養。而國外有一批成熟的華人物理學家，他們非常關心國內物理的發展。我們一起討論確定了量子物理這個方向，決定在物理所做一個嘗試。在這個大的目標下，我們選定了一些課題，組成不同的小組共同攻關。國際量子結構中心是成功的， 你可以簡單看看物理所和量子中心早期的這些成員。
《科學大師》：我們國家產業界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材料技術上的被人卡脖子，尤其是半導體材料這塊，卡脖子的情況表現怎麼樣？有過什麼好的實踐麼？
王恩哥：1955年北大成立了半導體專業，把全國五所高校物理系的優秀學生集中起來培養，黃昆先生親自擔任班主任。可以說中國半導體教學和研究起步並不晚，但後來被拉下來了，這裡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科學大師》：物理所有自己的傳統麼？
王恩哥：這個傳統就是耐得住寂寞，專心做好學問，也就是今天大家常說的十年磨一劍。做學問很有講究，歪門邪道是長久不了的。在物理所，我們就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做好自己的學問。作爲當時的所長，我要創造最好的科研環境，不要讓大家做科研有擔心、有顧慮。
說到這個傳統，實際就是做人，就是要老實。我們出了那麼多的學術帶頭人、所長、校長，這些人都是做自己喜歡的事，都是老老實實做自己明白的事兒、做自己懂的事兒。違背了這個傳統，早晚都要摔跟頭。
今天有些年輕人問我回國去哪兒，我說你可以在物理所幹十年，會比在別的地方成長快得多。這裡是一個大舞臺，一支真正的國家隊。
《科學大師》：物理所走出來的科學家，有什麼不一樣麼？拿你自己來說。
王恩哥：十年前我到北大後才發現，物理所在很多地方更有經驗。比如蓋實驗樓，北大蓋了很多漂亮的教學科研大樓，但很少利用地下空間。我們做實驗的人最關心的就是震動問題，我自己認爲，最好用的實驗室都是建在地下。我到北大後說地下空間要充分利用，基建部門的人問我地下室有人要嗎？我告訴他們，用來做實驗室你放心，蓋好以後都喜歡。我們都有一個經驗，樓房越低越穩定，爬到樹上反而搖搖晃晃。後來，北大物理學院的新樓和校內理科實驗樓地下都加了三層實驗室，受到教授們的歡迎。
另一個例子是實驗支撐體系的建設，比如液氦循環系統，是我在北大真正建起來的。這些體系不完善，你不可能做深入認真的實驗研究。現在我到哪個地方去，只要看看他們的基本條件，就大致知道他們的研究工作是在哪個水平上。這是物理所幾十年摸索的經驗。物理所很早就有完整的機械加工廠，而國內許多大學和研究所現在還都做不到。
八，在北大當校長，要有眼界和擔當
《科學大師》：您後來去北大任職，當校長，有什麼特別的心得麼？
王恩哥：我認爲一所好大學的校長，最應該具備兩個特點，一個是眼界，一個是擔當。一個校長勤勤懇懇，能說會道，各種關係都處理的好，我覺得都重要，但對於一所好大學的校長來說，最重要的是眼界和擔當。校長沒有眼界，沒有方向沒有目標，那就是蠻幹；沒有擔當也簡單，就是說空話，不幹事，這樣的校長也好做。我在北大校長的位置上，一直牢記眼界和擔當這兩點，努力要求自己不斷實踐，從不迴避困難。
在不同的位置，每個人思考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你的眼界有可能別人暫時不理解不接受，這就需要努力堅持，讓時間來檢驗。擔當往往也會給自己製造麻煩，但是沒有辦法，當了校長就要負責，就要擔當。我從來都不迴避問題，儘管容易被別人不理解，也容易遇到麻煩，但回過頭來看一看，經過認真思考的事情都經得起時間考驗，都能留得下來。
《科學大師》：哪些事情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王恩哥：一件事就是認真做好教師隊伍建設，“抓住”一批有國際影響的人才。那個時候學校引進了至少十個以上在國際學術界非常有影響的頂尖教授，還有一批更年輕的學者。當時，他們有些人已經與北大有很好的聯繫和合作基礎，但沒有下決心全職回來。我一個一個做工作，用心設計他們回到北大後的各方面計劃安排，他們都是在那幾年與學校籤的全職工作合同。在這點上我非常嚴格要求按法規辦事，不但要遵守中國的法規，也要遵守國外的法規。正是這樣我們才能長久愛護好人才。
離開北大的時候，我考慮最多的就是擔心這批人。我首先把新校長請來與大家一起坐坐，這大概算是我對學校工作的一份交待。
在北大，我也非常注重教師培養的制度建設，全面推動實施了預聘制(tenure-track）。這項政策原來學校之前有提過，但實際沒有真正落實。我在北大嚴格推行了預聘制，全校文理工醫全面實行。從入校簽約開始，一般每個教師要工作五六年，通過審覈評估後纔會獲得終身教職。
有的老師講，實行預聘制也不能保證北大成爲世界一流大學，這個我同意。但我的觀點是，現在國際上的好大學沒有一個是不實行預聘制的。
要給年輕人一點壓力，從他們職業生涯一開始就培養一種習慣，每天早晨一開始就想着工作，願意去辦公室和實驗室。這種習慣養成了，他們一輩子都會保持這種做學問的良好慣性。這個道理也簡單，就像我們從小養成熟悉或喜歡的口味一樣，形成了一輩子都不會變。這在國外不是新鮮事兒，在中國，北大是第一個做的，應該也是做得最嚴格的。
在教學上，我提出小班課的教學改革。我覺得這對學生和老師都有好處，一定是未來個性化培養創新人才的方向。在學生教育上，我倡導同學們從身邊的小事做起，比如自覺組織起來清潔校園、規範行駛和停放自行車、合理使用手機等。這些事都是我認真思考後提出來的，我離開校長崗位後還在繼續做。
《科學大師》：當北大校長，壓力是不是很大，舉世矚目，在那個位子上要搞創新和改革，難度一定很大吧？
王恩哥：做校長，思考的事情自然很多，困難的事情比別人承擔的也要多。回想起來，我每天還是能睡得着覺的。有壓力的話，我可以回實驗室做做研究。每個人有各自減壓的方式，我見到學生，一討論問題就高興，好像那些煩惱轉眼就忘了。
《科學大師》：您是個性格強勢的人麼？
王恩哥：我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要負責的話，我就有自己的標準，儘管這個標準定得不一定合適，但我會堅持自己的標準，所以很多地方溝通上就比較直接，考慮成熟的事情我比較堅持。
九，“沒有傳統或形不成傳統的大學，都不是一流的大學”
《科學大師》：現在我們不少大學經常提要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在您眼裡，這個一流的大學有具體的衡量標準麼？
王恩哥：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並沒什麼普適的標準。但我認爲，一所好大學一定要有自己的傳統。這大概是我們現在與那些最好的大學之間最大的差距。沒有傳統或形不成傳統的學校，都很難被稱爲一流的學校。世界上那些名校的傳統可能並不完全相同，但這不妨礙他們成爲一所好大學。有人說要發多少文章，特別是影響因子高的文章，要拿多少大獎，要獲得多少經費，其實這些都不是特別重要，都是一時的表面工作。長久來看，一所好大學不應該過分強調這些指標。
《科學大師》：我們知道，五四的時候，引入了德先生、賽先生的理念，北大是其策源地。您剛纔也講到，北大有一批傑出的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者，我們也知道，世界上最頂尖的科學家，基本上都是在高校裡面(諾獎得主基本都在高校)，您怎麼看大學在科學強國、乃至人類科學進程中所擔負的地位和角色？
王恩哥：大學可以發揮許多作用，我認爲其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不斷培養有思想、有追求的人。因爲這樣的人在許多困難的情況下不容易迷失方向，在各個領域裡都會表現的非常出色。一個人要有夢想，一所大學也要有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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