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不主張運營商轉型成服務商

本站財經9月9日訊 2015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今日在大連召開，王建宙在論壇演講上表示，電信運營商要向互聯網運營商學習，電信運營商也要互聯網服務，這是對的，但是我不主張說電信運營商要轉型成爲服務商，這種電信公司都變成像谷歌、像百度一樣的服務商，因爲他們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一個是他們可以互相跨界，但是他們提供的是不同的功能。

他表示，通過實現股份所有制以後改變國企設立的機制，就更加的強調由市場來配置資源，對國企來說能夠使它的機制更加市場化。如果實現了混合所有制，所有的只是在股份多元化方面作出了變化，而所有機制跟原來一模一樣，這樣就沒有起到作用。我們調查當中也發現了，同樣的已經實現混合所有制的企業，有的市場化程度很高，有的市場化程度很低，但最後它的結果相差是很大的。今天的國企完全有能力通過市場來取得資源，而不是通過行政的手段來取得資源。

同時，他還稱，其實我看美國，包括上屆達沃斯，大家都文過其領導你拿多少工資。說句老實話，大國企、大集團它的負責人對這個是不太在意的，真的是不太在意的，他要領導幾十萬人的企業，每天想的事情太了多，對他個人薪酬高、薪酬低的問題，多也幹、低也幹，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不光是國企，我看好多民營企業或者私營企業在國際上他拿1塊錢工資的也有，只是上市公司意思意思的拿1塊錢公司，就是剛纔我說了，一說國企改革就是國企改革補了，一說國企改革就是領導人你現在拿多少的薪水，我覺得這個本身只是國企改革的一個方面，不是他的全部。

以下是發言實錄：

王建宙：我簡單說三點，第一點，我覺得信息技術還在發展，我記得2015年有一個作家寫的《世界是平的》，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都看到，他說推動世界變平有10個驅動力，他列舉了10個驅動力，現在10年過去了，中間經歷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但是唯獨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停止過，我隨便就可以再加10個，這是在他的書裡沒有說的，我可以隨便再加新的10個驅動力，智能手機、4G、社交網絡、雲計算、3D打印、機器人、物聯網、在線交易、互聯網金融、大數據。所以說現在不是說市場的需求減少了，而是市場的需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新常態下的我們必須看到的。這些新的信息技術創造了新的條件，又給我們的大衆創業提供了足夠足夠的空間。

第二點，我們要營造有利於創新創業的新的生態環境。以前我們都說，這是MIT的人員提出的競爭理論，叫做企業的價值鏈。企業的價值鏈強調企業作爲一個整體是由各個環節組成的，只有價值鏈協同的工作才能形成企業的競爭力，這是以企業爲中心，爲企業創造價值的經典理論，這是非常正確的，我們現在一直在用。但現在我覺得在新的情況下發生變化了，今天我們強調的又出現新的概念，叫生態系統，叫商業生態系統，不是強調一個企業的競爭力，他強調的是從大自然的生態系統來的，大自然的生態系統強調的是自然界和各種生物之間的一種協同關係，形成了共同成長的關係。我們今天在創新當中，按照我們新的常態，我們也要更加關注這種商業的生態系統。我還要說到我的老本行，因爲別的是我外行。

比如很多人說，手機短信也減少了、話音也減少了，是不是將來就不需要運營商了，我說正好相反，雖然話音下降了、短信減少了，但是你沒看到數據增加了，幾年之前大部分的中國用戶用的是每個月5塊錢30兆的數據流量套餐，而今天中國的4G牌照發的還不到2年，用戶已經2億多了，2億用戶平均每人每月的數據流量是700兆，從30兆到700兆才花了幾年的時間，這當中就包含了很多商機。所以我不贊成說OTT，就是互聯網的服務商和電信的運營商是一種競爭的關係，我覺得完全是一種互相推進的關係。

第二，電信運營商要向互聯網運營商學習，電信運營商也要互聯網服務，這是對的，但是我不主張說電信運營商要轉型成爲服務商，這種電信公司都變成像谷歌、像百度一樣的服務商，因爲他們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一個是他們可以互相跨界，但是他們提供的是不同的功能。

最後一點，在新常態下創新的路還很長，現在創新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還是要說手機，大家看最近過去的兩年是中國手機大發展的兩年，我說的是手機制造，它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手機出現了一大批中國品牌的手機，而且不是一家，而是好多家並駕齊驅的，以前我覺得全世界纔沒有幾家手機制造商，現在中國就幾十家，如果小的有幾百家，但現在看起來這並不是壞事情，中國那麼多多家，每家都有市場，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我們已經從組裝變成了上下游生產都有自己的能力，大量的元器件都是由中國生產了，而不光是組裝，連手機的芯片都已經有中國的企業來生產了，這是很大的進步，它直接的影響就產生了一批中國的品牌，同時把智能手機的價格大大的下降了，很難設想你的1000塊人民幣、100多美金的智能手機是4G的，它具有各種各樣的功能，這是創新取得的很大成績，但是路還很長。

還是說手機，那麼多手機、那麼多品牌也賣的很好，但是他們大多數手機用的是同樣的操作系統、同樣的芯片、同樣的元器件，所以做出來的東西都是差不多的，幾乎很難區別這是哪一家的產品。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向深度來加強我們的研發，要進一步的加強研發，甚至我們可以開發新的操作系統。第二，還是要有耐心，光是有好的銷售還是不夠的，還是要通過一定的時間積累我們自己的技術，特別是積累一定的知識產權，這樣纔可以真正的實現中國創造。

王爍：引導了這麼一個問題，進入新常態之後波動加大了，應對管理和波動的能力是不是也加強了，應該怎麼加強？請Rich Lesser先生。

Rich Lesser：好的，我認爲這是一個全新的環境，而且政府也說明希望真正能夠加強市場，驅動績效進行改革，我們也看到整個經濟當中從投資轉向消費驅動這些都是非常大的經濟轉型。我們覺得預期到一定的時候，政府應該判斷出來什麼是正確的政策舉動和正確的行爲去迴應不同的環境，以及去支持經濟，我完全的同意剛纔所做的評論，也就是說，你不希望補貼人們的風險，人們去過於承擔沒必要的風險，你希望資本能夠非常聰明，而不是得到保證的回報。但是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覺得最近這幾周在人民幣匯率上面還有股票市場上面的這種波動，也說明我們能夠願意去承擔更多的波動，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我覺得當然有一些更好的方式，而不是一夜之間改變整個的體系，這是非常大的一個經濟體，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改變，但我覺得向這個方向來發展，允許市場漸漸的來制定自己的一個價格，是對的。

Rich Lesser：比如說，股票，可能比一年之前上漲了50%，出現了危機，上漲的太多了，現在進行調整，有人說還沒跌到位，還需要繼續下降，我覺得政府需要建立一個穩定的平臺，同時也要忍受一定的不確定性，應該保證資金的供給，對那些中小企業和那些創新企業，願意去進行改革和重組國有企業，即便意味着短期的陣痛，未來得到更多，越鼓勵這些在未來經濟得到更好的增長，但是這種轉型不是特別容易，過程當中會遇到一些挫折，政府需要做出一些選擇，究竟發展過程當中採取怎樣的方式。

王爍：民營企業怎麼應對新常態應該有他的困難，但是他條件更好一些，國企在新常態下，他用什麼樣的機制改革才能應對新常態新的挑戰，現在看到很多方向上的努力，有一種是機制改革，有一種是合併，很多央企的合併，還能聽到關於下一步合併的傳說。新常態下，我們聽到了一些波動比較大，波動比較多，層出不窮，國企特別央企規模大，轉身慢，怎樣才能適應這樣新的形勢？

王建宙：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問題，我本人在國企工作了幾十年，現在我退休以後擔任上市公司協會的會長，上市公司當中也有大量的國企，現在大家都對國企改革給予非常大的一種期待，但是看到媒體又很失望，媒體一說國企改革，就是你剛纔所說的，又合併了，兩個公司要合併了，所謂的國企概念股，要合併了，股價要漲了，趕緊去買這些股票。

通過實現股份所有制以後改變國企設立的機制，就更加的強調由市場來配置資源，對國企來說能夠使它的機制更加市場化。如果實現了混合所有制，所有的只是在股份多元化方面作出了變化，而所有機制跟原來一模一樣，這樣就沒有起到作用。我們調查當中也發現了，同樣的已經實現混合所有制的企業，有的市場化程度很高，有的市場化程度很低，但最後它的結果相差是很大的。今天的國企完全有能力通過市場來取得資源，而不是通過行政的手段來取得資源。

其實民企對混合所有制也是非常感興趣的，他的觀點，他參加了混合所有制的企業以後，他應該有它的發言權，而不是作爲普通的財務投資者，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從國企的角度來說，大家普遍比較關心這些方面。

聽衆：各位嘉賓大家都說到創新和改革，我還是想請問各位嘉賓最近熱議國務院深化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就國企改革的模式而言，大家說過淡馬錫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廣東模式等等，王建宙王總做了多年的國企，想問王總和各位嘉賓，從不同的角度談談對國企改革的模式有什麼建議？

王建宙：我覺得國企改革的模式是很多的，最主要還是明確爲什麼國企要改革，我覺得如果從目的來說，當然是爲了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爲了提高國有資本的效率，但是如果我們從直接的目的來說還是更好的實現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所以說我覺得，形式有很多，可以現有已經走出的基礎上進一步的規範化，比如說集團公司，現在我們有集團公司，下面有很多的上市公司。比方說集團公司整體的上市，這樣在管理方面的效率會更加的高了，而原有的集團公司層面，可以通過投資公司或者資本運營公司來作爲出資人的代表，這樣可能會規範一點。因爲我們現在的上市公司有一個普遍的毛病，就是既有母公司、又有上市公司，而母公司和上市公司他在管理上面有時候是分不清楚的，有時候今天開會不知道開的是上市公司的會還是集團公司的會在管理層來說，這些我覺得從具體的方面來說都是需要改進的。

朱寧：我補充一點，要相信市場從長期是可以有效的配置資源。

主持人王爍：但它需要資源自由的流動，有些股權是應該能夠放在市場中來交易。

聽衆：請問王建宙先生，國有企業有兩個很現實的問題需要改革，包括董事長、高管是由誰來任命，另外，國有企業的高管如何來激勵，這樣兩個現實問題如何改革？

主持人王爍：我補充問一下，現在國企一方面需要改革，激活它的活力，另一方面，現在又有央企高管的限薪，怎麼把這些尖銳起來理解它？

王建宙：這個問題你問我我是很超脫的，因爲我現在已經退休了，我現在拿的是退休費，所以你不需要問我每個月拿多少工資，我拿的是退休費。

其實我看美國，包括上屆達沃斯，大家都問過其領導你拿多少工資。說句老實話，大國企、大集團它的負責人對這個是不太在意的，真的是不太在意的，他要領導幾十萬人的企業，每天想的事情太了多，對他個人薪酬高、薪酬低的問題，多也幹、低也幹，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不光是國企，我看好多民營企業或者私營企業在國際上他拿1塊錢工資的也有，只是上市公司意思意思的拿1塊錢公司，就是剛纔我說了，一說國企改革就是國企改革補了，一說國企改革就是領導人你現在拿多少的薪水，我覺得這個本身只是國企改革的一個方面，不是他的全部。

至於如何實現薪酬制度的改革呢？因爲具體的方案現在還沒有看到，總的我覺得傾向於減少這種差距，減少高層管理者跟普通工人的差距，這個確實是一個方向。

主持人王爍：我記得前段時間我採訪一個國有大銀行的負責人，他談到他的互聯網金融，講到互聯網金融的策略、介紹這方面的內容，我就問了一個問題，他們的激勵機制是什麼樣的，跟市場有沒有區別呢？他說我們的激勵機制跟銀行的激勵機制是一樣的，當然有一個落差，靠這是一個事業，做起來有勁，靠這個來維持着。我覺得這個對具體的人、對具體的機構可能都是能夠結實的，不過市場上對這套做法的疑慮也是可以理解的。

聽衆：各位嘉賓好，我剛纔聽到幾位演講嘉賓談了一個問題，我在想，對於一個央企來說，能否可以像剛纔王總說的，用央企的資產去試錯？在我們現在體制下，央企除了承擔企業責任，還有很大一部分社會責任，這部分社會責任是政府給予央企必須要承擔的，所以說當央企出了問題的時候是不是還要回到政府裡邊去，這樣的話如果回到政府裡邊去節和我們現在所談到的真正的市場經濟的這套運營機制是不是就會有衝突？

王建宙：其實這個問題我是很想說的，經常就聽到，比方說一個央企或者一個大國企，你說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貢獻了多少利潤，如果我是國企，我也能做到這樣，如果我是國企我也能創造那麼多的利潤。反過頭來說，你不知道國企的領導人也在想，看到這些互聯網公司，看到像王俊他們創造那麼多的創新，反過來說，如果我有你這個技術我也能幹的像你這麼好，這是我們非常想說的一句話。所以作爲我來說，我切身的體會就是說，作爲一個企業來說，我就是要創造價值，如果是國企就是爲國有資本創造價值，如果是上市公司，就是爲投資者創造價值，當然還有社會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當然要承擔社會責任，還要承擔對員工的責任。

對國企本身來說，就是如何千方百計的在爲消費者和員工創造價值的同時，爲公司創造最大的價值。